万恶的学术研究，多少年可以练就
当务之急是把基金课题同职称评聘等决定研究者基本利益的诸多政策制度剥离开来，让其回归辅助性功能。此外，还需要大量精简基金课题。当前，我国的基金课题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同时，为保证学术研究，可以尝试要求基金课题的获得者在一定时期内脱产从事研究。
2016年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体现了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实际上，长期以来国家一直重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2011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文《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从组织制度和经费上为“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有力支撑”。
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诚如习近平同志在座谈会上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准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前各级各类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基本上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国内每年相关的会议更是多不胜数。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能够获得世界公认的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并不多，也鲜有国际影响的大师级人物，“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当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而作为一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其中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是缺少足够的研究时间，而且面临各种干扰。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聚精会神，需要充足的时间作为保障，需要排除各种障碍。所谓“做学问要有耐心”、“要坐得了冷板凳”，所谓“十年寒窗苦”、“十年磨一剑”，等等，这些说的都是坚持不懈的重要性。著名学者黄侃“五十岁之前不著书立说”被传为学界佳话，其寓意不过是一个学界公认的道理，即真正的学术需要积淀。然而，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面临许多干扰。当前，对于我国主要以大学老师以及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资金已经不成问题或者说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一方面，工资收入已经得到大幅提升，相对于整个社会薪酬来看，至少足以保障研究者较高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持续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以课题基金的形式支持研究。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可供普通研究者申请的各级各类课题至少有十余种，几乎每个研究者都有机会申请到课题，获得研究经费。可以说，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现在“不差钱”，我们差的是持续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就拿高校老师来说，繁重的教学任务，再加上各种跟教育本质没有多大关系甚或背道而驰的考核评估，几乎占用了一年中包括寒暑假在内的大部分时间。与此同时，差不多所有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都实行科研量化，而急功近利的“指标”往往高得离谱，教师和研究者往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遑论潜心科研。
当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一定的资金作为支撑。说到资金，必然要提到课题基金。我国基金课题的目的功能在设计上同西方并无二致，其功能主要是为研究者提供一定的经费，使之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说到底也就是为了保证研究者有足够的科研时间。遗憾的是，有些人却在此过程中走偏了，基金课题本来的功能并未实现，反而从制度上人为地绑定了科研工作者的根本利益，比如，当下几乎所有的高校科研院所在职称评聘中都有一个硬性规定，即必须有课题。然而，课题与职称之间并非是完全的正相关关系。职称是对研究者科研水平的肯定，而基金课题从本质上来讲，同科研水平并无绝对的因果联系。但在现实生活中，“申请课题”成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头等大事”，有些人“唯课题是从”或“为课题而课题”，这不仅扰乱了广大研究者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平静心态，败坏了学术风气，更浪费了大量的精力。而且，基金课题的获得者并不能脱产去做研究，而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完成课题，这自然就会影响到研究成果的质量。再者，我国的基金课题大多都须以“课题组”的形式申报，强推“团队合作”。这对理工科来说无可厚非，但并不一定适合哲学社会科学。不可否认，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信息量越来越大，在某些研究领域尤其是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合作很有其必要性，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主要还是以个体为主，“团队合作”的效果并不明显。康德认为“天才”的称号只属于哲学家而非科学家，虽说有些绝对，但也不无道理。从表面上来说，“团队合作”看似集中了多人的力量，但现实结果却是，有些课题主持人成了“包工头”，基本上不会花大量精力和时间进行实质性的研究，而课题组成员也大都有自己的“业务”，只想着为了完成任务应付了事，如此“团队合作”出来的成果质量恐怕会大打折扣。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要想把“铁杵磨成针”，功夫就必须足够深，要想提高成果的质量，就需要保证充足的研究时间。那么，如何排除干扰专心研究的障碍，集中精力和时间潜心科研？我想，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切实实行学术休假制度。学术休假的目的就是把研究者从繁重的工作事务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学术休假自188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首先实行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制度化，对学术研究产生了世所公认的积极影响。在我国，教育部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颁布实施的《高等学校教师培训工作流程》中就对学术休假进行了规定。21世纪初，中国《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中又明确提出实施学术休假制度。遗憾的是，这一制度在现实中却得不到有效实施。公开出来的问题当然很多，诸如资金不够、课程无法安排、研究者本人缺少意愿，等等。
其次，改革基金课题制度。当务之急是把基金课题同职称评聘等决定研究者基本利益的诸多政策制度剥离开来，让其回归辅助性功能。此外，还需要大量精简基金课题。当前，我国的基金课题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有利的一面是，可以让所有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人“都能分一杯羹”，都有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不利的一面则是，过度的利益诉求容易遮蔽固有的学术功能，其结果就是形成了败坏学术的“名利场”，这当然无助于提高研究的质量。同时，为保证学术研究，可以尝试要求基金课题的获得者在一定时期内脱产从事研究。为此，基金课题应适当提高经费，保证研究者在脱产期间有充足的资金支持；基金课题获得者所在单位也应给予实实在在的支持，如减免工作量、配备必需的研究设备等。当然，在脱产研究期间，研究者不得从事其他无关的工作。实际上，改革基金课题制度最关键的目标，还是对研究成果的质量严格把关。
最后，改革访问学者制度。目前，我国的访问学者有国内、国外两种，近年来，国家积极鼓励访学交流，很多高校更是把国外学习研究经历作为评职称的必要条件，访问学者的人数越来越多，总体上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国家和单位给予的经费不高，研究者在访学期间收入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访学意愿。实际上，国内访问学者中纯粹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从事访学的人不是太多，有些人主要是抱着非学术的目的；国外访问学者中虽不乏真正想做学问的人，但出于评职称的需要乃至抱着旅游心态出去的也大有人在。有鉴于此，应该对访问学者的访学活动加强管理。例如，可以把访问学者制度同基金课题制度结合起来实施，即规定基金课题的获得者可以优先获得访问学者资格，这样既可以保证基金课题获得者能够脱产全身心从事研究，也可以解决访问学者因缺少经费而意愿不足的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