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机构大网络”：走出民间智库发展新路
——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成立25周年
2016年11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迎来了成立25周年的庆典。中改院虽然偏居一隅，游离于体制之外，却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和资政能量，成为在国际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智库。这家体量不大的社会研究机构何以能“小机构大能量”，屡屡掀起改革风暴，成为中国民间智库发展样本？
1991年11月，在房地产市场热火朝天的海南岛上，一个不起眼的“智库”机构静悄悄地成立了。这就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那时候，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绝大多数中国人可能还根本不知道智库为何物。如今，25周年过去，智库发展迎来了春天。“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被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之中，中央还明确提出，到2020年“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中改院的智库建设经验值得探究。
直谏改革 成果卓著
建院之初，中改院就秉持“直谏中国改革”的原则作为立身之本，对自身的定位和功能十分明确。25年来，中改院紧扣改革主题，坚持问题导向的改革行动研究、服务党和国家改革决策的政策咨询研究、改革理论创新的基础性研究，在中国诸多改革大考中发挥了民间智库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1993年，提出“从国有企业向国有资本过渡”的改革建议。1995年，提出“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2003年7月，在应对“非典”危机中，首倡“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2004年，建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2009年，承担国家发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研究，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推进十二五改革”。这份报告成为国家“十二五”规划起草的参考。2013年6月，提交的《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的参阅件。2015年7月，受国务院办公厅委托，承担“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相关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第三方评估，这是民间智库首次参与国事评估。2015年改革研究报告《转型抉择：中国经济转型的趋势与挑战》总论被用作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起草的参阅件。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介绍说，2015年1月，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当场向中改院院长迟福林交办行政权力结构调整的研究课题。迟福林组织全院的研究力量，加班加点，挑灯夜战，深入调研，仅用半年时间就形成了一份沉甸甸的咨政报告——《面向2020年的行政权力结构改革（60条建议）》。该报告得到了李克强总理和杨晶国务委员的批示，中央编办发专函对该课题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
25年来，中改院共向中央有关部委提交了200多份政策建议报告，出版了290余本改革研究的专著和编著，公开发表了2000多篇改革研究论文，获得了包括“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在内的多个国家级奖项。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魏礼群说：“中改院以直谏中国改革为己任，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研究重点课题，特别是在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市场监管、改革行政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好评”。
整合资源 改革办院
智库（Think Tank）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宝贵的智力资源，也是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25年来，随着中改院在诸多重大改革决策咨询方面“崭露头角”，其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也在不断提高，在国内外的各类智库评价体系中，经常位列中国民间智库前三甲。
迟福林介绍，中改院是一个“只有50余人的小机构”，但通过凝聚起“大网络”，有效整合了国内外的多方智力资源，为不断提高研究质量、扩大影响力提供了重要支持。在“小机构、大网络”的运作体制下，中改院通过自身50余人，撬动了100人左右的核心专家层，以及由2000余名来自50多个中央相关部委以及31个省市自治区相关部门、科研机构和重点高校的专家学者构成的“大网络”。中改院的院徽就能说明它的办院思路和志向，一个深蓝色圆球，衬着三条有力的线条，“深蓝圆球代表海南，三条线寓表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中改院的资源整合不限于国内，还积极同数十个国家的政策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中改院曾是博鳌亚洲论坛唯一的智力支持机构，连续5届为论坛年会提供主题议题设计等智力支持。中改院长期执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中德双边政府合作项目。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研究撰写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向外交部提交2014年APEC峰会主题议题研究报告；2014年发起设立中欧改革论坛，率先提出并不断建言加快中欧自贸区建设。中改院发布的《中欧自贸区——2020：深化中欧合作的重大选项》研究报告，已引起中国与欧盟方面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改院加强了服务“一带一路”区域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与此同时，智库影响力的打造离不开媒体的宣传。中改院十分重视同媒体的关系，这让他们在研究的“思想力”之外，拥有了强大的舆论“传播力”。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表示，一个成功的智库应有五种影响力：决策、学术、国际、媒体和公众，中改院在这些方面都非常出色，“中改院创新体制改革办院的做法，为我国智库发展提供了可供研究和借鉴的经验”。
建院第二年，中改院就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不要财政拨款，由此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求发展”之路。此后中改院一直坚持公益导向，企业化运作，依靠社会力量办民间智库，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这种体制机制确保改革研究的独立性、客观性。这是中改院不断发展的一个关键所在。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为国家节省了经费，而在于提升机构的活力与效率。“中改院，就是要用改革的办法办院”，迟福林说。
问题导向 责任担当
迟福林表示，以问题导向的改革行动研究，始终是中改院显著特点。1991年，中改院成立的第一天，就召开了“海南对外开放战略研讨会”。几个月后，中改院提出“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建议，并形成《建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充分利用海南独特的地理条件和优越的资源条件，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特别关税制度和世界通行的自由港经济政策。“非典”期间，中改院对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思考，率先提出“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到今天，“政府转型”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影响广泛。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13亿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中改院一次一次“率先”从天涯发声，谏言改革。
当前，各方高度关注经济增长。中改院提出，我国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用新眼光、新方法来分析预测我国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因此，应促进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此外，中改院在探索改革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方面，也引起广泛关注：率先提出我国“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重要理论判断；首倡以实现公平可持续科学发展目标，走向“二次转型与改革”。今年，中改院又提出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战略。“中改院的成功在于它能够及时发现改革进程中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快速提出具体操作性对策建议。”中国社科院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则表示，改革智库最基本职能是提出改革思想，影响改革决策，形成改革共识，“中改院做到了”。
独特的运作模式，形成了中改院独特的文化氛围。恪守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和价值追求，中改院汇聚了一支尽心竭力、直谏改革的知识分子团队。公益性一直是中改院始终坚持和不断强化的基本导向，中改院自筹经费建设中国改革信息库，抢救性收集了我国改革开放形成的一批重要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迟改革”、“迟转型”，这是人们对迟福林的称呼。从机关政策研究设计职能部门责任人，到致力于建设中国改革智库掌门人；从参与改革政策制定的政府官员，到以直谏改革为己任的专家学者；从踌躇满志的改革志士，到蜚声海内外的改革“智囊”，迟福林这几十年大都献给了“改革”。他以70多份改革研究报告，800多篇改革学术论文，40多部中英文改革专著，尽现学术政策水平。他以“空中飞人”样式，碾转各地，演讲培训，为改革鼓与呼，尽展赤子之心。“中改院就那么几十个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出了这么多成果，并对我国改革始终如一地执着奉献，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改院原董事局主席陈锦华说。
在目前的情况下，民间智库的发展还难免受到人员、经费和信息渠道等方方面面的制约。中改院良好的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掌门人”迟福林的影响力。迟院长独特的个人经历使得中改院一方面可以在“民间”大展拳脚，另一方面其研究资源和信息渠道则得以打破所谓官方与民间的种种藩篱。从智库发展的国际经验来看，一个成熟的智库往往在建制上是“民间的”，不过在人才来源和资政渠道方面又不输给“官方的”。这或可视作中改院发展的某种独特优势。
(《社会科学报》总第1536期1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