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智库（think tank）在全世界范围成为政策讨论的核心空间，智库是专家、政府和民间部门代表以及市民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平台。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以及传统基金会一直以来以讨论政策的传统而引以自豪。华盛顿既是美国权力中心，又是智库林立的地方，更是国际情报中心，这里每天汇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权力怎么用，重大决策怎样做出，智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言及中国智慧的时候，有两个来源不可忽视，一个是来自民间的智慧，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尹文子·大道上》曰：“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圣人有治世之才固然可贵，更可贵的是他能调动大众共同治理国家。
许多中国学者似乎从开始就认为智库本质上是西方的东西，因此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智库之前，应当不遗余力地对CSIS等华府智库加以模仿。他们认为中国智库需要不加分辨地从模仿西方智库开始，随时间推移，中国智库日趋成熟、日渐完善，自然也就会拥有中国特色。
但这是建立新一代中国智库的最佳方法吗？毫无疑问，倘若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先进的智库只存在于西方，中国智库必须以西方智库为榜样，那么就会陷入一种等级观念：中国落后于西方，将自己看作必须效仿发达国家的人群。
中国智库有自身的传统，不应该认为中国智库是全面落后的而需要完全采用西方智库的习惯与模式。看看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的乱七八糟政策，中国的行政分明是走在前面，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已经大大超越美国。
明确中国的国家本质后，我们即可将西方智库的方方面面去粗取精。倘若对中国的智库传统不甚了解，我们就很难判断西方智库各个方面孰优孰劣、是利是弊——尽管我们对“西方智库”这一提法时有耳闻。如果我们不清楚中国的需要、中国的传统，就很难评价西方智库哪些是重要的，那些只是表面上很有名气。
中国智库的传统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没有建立智库的传统。假如只是狭隘地根据美国模式来定义“智库”，这种想法并没有错。然而，要是把智库看作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政府，同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合作，参与政策制订与实施方面讨论的组织，那么我们可以说中国智库的传统十分悠久。
至少唐朝的集贤殿书院就是可供参考的范例：这样的组织，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与学者都能参加，同时翰林学士还参与决策。其实始于唐、盛于宋、明、清的书院传统也极具研究价值。我们不能将白鹿书院、徂徕书院等为当时的决策者与知识分子提供空间，探讨国政、伦理、自我与下代学者培养问题的综合性机构归为封建迷信。
当时的书院，是有别于东亚古代教育制度的另一种形式，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中国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郑州的嵩阳书院。明代无锡有“东林书院”，曾培养了杨涟、左光斗这样一批不畏阉党权势、正直刚硬廉洁的进步人士。
这些都是可为我们指引方向而美国智库所缺失的要素。当今的美国智库愈发与企业类似，根本不关心道德与思想方面的内容。
通过仔细研究唐朝以来的中国智库传统，我们可以梳理出涵盖整个世界的新思路，从前人实践中获得启迪、让知识分子能够参与政策制订与教育方面的大小事务。这将使全球的决策者获益良多。
这一工程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媲美。十六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对古罗马与古希腊包括民主观念在内的各种思想进行调查研究，并对其传统精髓加以诠释，为现代所用。如今不应该把宋朝与明清的思想当做源于封建时代的神秘言说，而应当从中获得启示，探求其种种思想体系未来得以发展的可能，使非洲与南美人民也能为之青睐。
美国智库系统的缺点
我们还需要考量美国智库系统的缺点。必须认识到，美国智库对金钱与企业资助的依赖颇深，且决定某智库价值的并非其准确程度与社会意义，而是预算的多寡，这已经对其进行综合性客观调查的能力造成巨大损害。应出资方要求，许多课题已经成为禁区。保守的美国智库对我们当今最严重的危机——气候变化置若罔闻，却对导弹防御议题颇为关注，因为军火制造商是它们的金主。这种做法足以让我们相信，传统基金会与CSIS根本不是什么智库，而是在扮演着公关公司的角色。
建立自己的智库评测与资助系统对中国至关重要。该系统应当更加客观，不是简单地以吸引资金的能力作为排名标准。但此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不该针对中国单独打造，而应当开放化、国际化，使之具有广泛的吸引力。
我们要用新成果来取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Go-to Think Tank）智库排名系统。其排名结果堪称权威，且可决定一个智库的存亡。但面对这种压力时，美国智库的反应并不是鼓励研究员走近群众、通过科学分析来建立更好的世界。它们的管理人要么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飞，为获得捐资而对富豪们阿谀奉承，要么为在SSCI期刊上发表文章而绞尽脑汁，而他们的论述其实对社会基本构不成影响。那么这种更客观、更有用的智库排名系统是什么样子？当然，不排名最好。然而从人性的角度考虑，这根本就不可能，因此我们最好不要有这种幼稚的想法。
中国可以开发出一种不着眼于吸金能力与运营规模的智库评测系统。这样的系统更具广泛吸引力，而且基于其评测结果，中国与外国的智库都能获得其理应获得的关注。“先进研究都是说英语的人做出来的”——也许应该首先摒弃这种思维模式。
智库评测应当考虑以下几个要素
一、从评测对象的理智、诚实程度与研究的完整性出发。它们所选择的研究课题是否与普通大众息息相关，是否能满足时代的需要？研究目的是反映事实，还是为维护某群体的利益而宣扬某种观点？其研究是遵循科学方法还是仅凭印象开展，甚至有误导作用？
二、调查是否涉及利益冲突？军火制造商资助下开展的安全与军事研究，以及石油公司出资开展的能源与气候研究均属此类。
三、智库是否关怀当地人群以及世界人民？其所重视的需求，是来自百姓还是企业CEO们？
四、决定研究重点的过程是否透明，是否会考虑普通大众的建议？关于某项政策，研究员是尽心调研，还是只听从上面安排？
最后一点，智库是否致力于长期规划，是否考虑今天的决策对子孙后代的影响？
我们或许还会考虑智库是否会在开展国际行动时使用多种语言，是否会促进全世界调查员们的通力合作。
这样的智库评测系统将比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社会公民项目（Civil Society Program）确立的排名指数实用得多。他们的做法只对各个智库增加预算、扩大规模、接近权贵有好处，忽略了利益冲突与研究完整性等问题。
发挥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独特的作用
中国智库还能为真正的、可以引领我们前进的全球治理注入新见解，原因很简单。
目前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所使用的“全球治理”观点，可追溯至康德与黑格尔建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基础上的概念。该观点先后成为海牙和平会议、国际联盟与美国的逻辑。然而希腊传统虽然充满智慧，但只关注本民族理想政府的建立，与全球治理并无关系。西方对民族国家的痴迷便可溯源至这种早期的思想定位。
中国早于欧洲首先建立共享普遍价值的跨地域文明，率先维护那些共享价值。继联合国的诞生后，在我们探寻建立地球村的下一步策略时，“天下”或“春秋”这样的政治话语不是比西方传统更实用、至少更值得考虑吗？
我并不想否认晚期帝制中国曾存在推行单边主义等问题。我要说的是，在进行早期国际社会建设理论探讨与实践方面，中国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然而我看见中国媒体常常展示类似于晚清宫殿的建筑，它们更像是慈禧太后及其奴才们的住所，而非宋明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居室。我想知道人们是否会在中国传统的终极价值方面感到深深的疑惑。尽管中国的传统建筑与陈设十分精美，但将中国传统的物质方面当作其中心内容实在是一种大大的、可悲的误读。也许中国人正把中国传统文化当作某种物质文化来解读。在人们眼中，传统文化与广告牌上的名表、名包与豪宅大致等同。
然而，尽管在帝制末期经历过短暂的堕落与沉溺，传统中国绝非如此肤浅。在中国伟大的儒道释传统中，人类体验最宝贵的方面超越视觉、无法触摸。中华传统重视对德孝仁等美德的追求，这种美德首先存在于人们的思想情感与行为方式之中，而非存在于物件之中。这种价值甚至无法在书中找到——尽管收集书籍十分有趣。终极价值蕴含在无影无形之中。
如果要开拓中国智库的新传统，我们应当从寻回终极价值——这种并非由西方输入、流失于东方的东西开始。
把北京打造成智库中心
中国的民间智库从无到有，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大国，与之相适应，中国智库需要更上层楼，把北京打造成世界的智库中心可以说迫在眉睫。
中国需要的不是演绎已有的政策的能力，而是需要想象力，尤其是来自民间的想象力。民间智慧在互联网上已然有所体现，互联网所呈现的广度与汇集的大数据本身就意味着“众人之事”，这是需要去发掘的。民间智慧不可限量，民间智库可以发挥出的建设力量不可小觑，全民创造力不可能仅仅依靠外力而被充分激发出来，只有在人们主动去思考、表达其主张的前提下，他们的创造力才能获得释放。他们的思考与声音，可以说本身就是国情的体现。民间智库可望将全民创造力的激发出来。因为他们的思考是从自身的状况与需求出发的，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们的思考可以替代与覆盖的。这里，不妨借用一下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观念中有一个核心的思想，那就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主张并表达自己的权利，才能由此构成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专家们固然有知识与专业上的优势，但他们可能不切实际，离题万里，乃至背离常识与直觉。中国智慧当然指的是中国人的智慧，民间智慧的集中以及通过互联网汇集的声音，必将成为中国智库重要的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与治国理念，那么北京的智库群体能否成为国家治理（governance）创新的核心呢？能否在展示中国思想、提出中国主张、发出中国声音起到引领作用呢？若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迈出重要的几步。
首先，需要包容年轻人。如果你去参加智库活动，你很难发现有40岁以下的年轻人。发言人一般是60—70岁。活动中的年轻人均为服务人员，对讨论不起任何作用。年轻意味着活力与创造力，忽略年轻人的需求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此外，智库需实现国际化，仅仅用英语开展研讨会，并不表示实现国际化。研究小组中应包含外国人、包括女性、包括在国外的华人代表。需像国外智库一样，聘用外国人担任高级研究员。
智库要做到“适度超前”，预判十分关键。好的出发点未必能导致好的结果，而是导致多种可能的结果，因此需要对此做出准确预判。影响不同结果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是人的因素，因此要目中有人，要搞清楚人们的合理需求。同时，历史的经验也值得注意。
新一代智库需正面探讨气候变化等核心问题，同时需要发表令人敬畏的正直言论。技术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也是重要议题。虽然我们还未正确认识这点，但技术正在令社会分化，并弱化了对社会问题的集中能力。智库的作用是要让我们关注一般人无法发现的深刻问题。如果只是搞形式主义那一套，像举行仪式一样向听众阐述陈旧的观点将导致智库的失败。
智库还应该包括多种语言。除英语外，一般而言涉及哪个国家就应当使用哪个国家的语言，比如在亚洲问题上使用日语、韩语，在俄罗斯问题上使用俄语，在中东问题上使用阿拉伯语等等。这样世界各国才更可能更加关注中国智库发出的声音，提升国家软实力。
若北京试图成为世界智库的中心，革新能力是核心。模仿存在局限性，需要综合国内外研究和讨论的网络。这是为了对于气候变化或“虚拟空间的未来”等非常综合性的问题，能够担负起调整世界各国的新政策，开展国际项目的重任。
同时也需要增进小型、大型智库间的合作。大型智库预算较多，更易接触到世界级专家。小型智库灵活性好，更了解人们的需求。若北京开发出在这些智库间分享财力和知识的战略，将迎来创新智库群的诞生。
智库需要提出能够吸引国际社会的主张，那样的话，需要与更多国外智库交流合作，相应拥有比较丰富的外文文献。保守的智库多数集中于国际金融或安全问题等与一般人需求无关的议题，未对青年岗位、环境破坏、贫富悬殊问题进行探讨。
(来源：观察者网，2018年2月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