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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学智库联盟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时间:2018-05-16 09:08来源:湖南智库网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网 点击:

2018年3月24日,世界大学智库联盟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同时举行了首届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世界大学智库联盟旨在依托世界一流高校智力资源支持所在各国政府决策,通力合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贡献。此次会议主题聚焦“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和国际多边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大学联盟联合主办。

开幕式由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刘伟,世界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约翰·赫恩,斯洛文尼亚前总统达尼洛·图尔克,世界大学联盟轮值主席、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校长马丁·保罗为开幕式致辞。埃及外交部前部长助理西夏姆·宰迈提,美国能源部前副部长、哥伦比亚大学全球能源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大卫·桑德罗,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主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联盟主任杰佛瑞·萨克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所主任彼得·德赖斯代尔,美国雪城大学麦克斯维尔学院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荣休教授斯图尔特·托森,阿尔伯塔大学中国中心主任侯秉东,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黄煜,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瞿振元等嘉宾出席活动并发表主题演讲。

在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处长严金明主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理事长靳诺,世界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约翰·赫恩,“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秘书长金鑫,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张妙清在成立仪式上共同启动按钮,世界大学智库联盟正式成立。

全球26家中外高校及其研究机构和所属智库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来自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五大洲的9家一流世界大学联盟成员高校派出由学校领导、教授、研究员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成立仪式并参与论坛讨论。中国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国家能源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政府部门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家政府间国际组织都派代表参会并发言。

此次会议还配套了三个环节,分别是3月23日晚上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主持的预备会,3月24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主持的世界大学智库联盟第一届闭门工作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相关承办学院参与的学术精品海外推广项目成果展和学院发展介绍展。

本版特摘登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平行论坛的部分专家观点,以飨读者。


平行论坛一:“法律与绿色金融”

3月24日下午,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平行论坛“法律与绿色金融”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的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曹明弟主持,近百位中外嘉宾参会。

生态环境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别涛作为特邀嘉宾,对中国境外投资的环保规则进行了阐释。他表示,“一带一路”将会涉及数万亿美元投资,这些投资将主要集中在铁路、集装箱港口以及发电站等基础设施方面。毋庸置疑,这些建设将会带来重大环境影响,与此同时,企业也承担一定的环境风险。别涛从“内”和“外”两个方面强调了去境外投资的企业需要履行的责任与义务。首先,去境外投资的企业一定不能占别国便宜、钻空子,而应严格遵守中国环保规则,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注意保护对象国生态环境。同时,去境外投资的企业还要按国际标准要求自己,不做违反国际规则的事情,要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利兹大学法学院教授杰拉德·麦柯马克(Gerard McCormack)以“法律与绿色金融——友好解决争端”为题,阐述了中国如何应对日益增多的投资纠纷。他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持续推进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日渐加快,中国在外投资企业会卷入更多投资纠纷,如何妥善处理这些争端是中国需要着重关注的。通常这些投资纠纷可通过诉讼、调解、仲裁解决,国际投资仲裁是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投资争端的主要方式。中国与投资对象国,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的发展中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水平较低,多数纠纷发生时,需要在投资东道国法院解决,不仅障碍多,整个司法环境也不利于中国投资者取得及时充分的法律救助。为了保护中国投资方的合法利益,中国需要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仲裁制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以“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为题,探讨了如何在绿色金融创新中更好地运用金融科技。他认为,实务领域对绿色金融的概念与内涵界定不够清晰,具体发展路径缺乏政策引导。他建议,一是直接支持绿色金融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模式,通过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承担一部分成本与风险,间接为特定群体提供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给予的金融服务;二是政府通过补贴、鼓励或引导,促使商业化金融或类金融机构更加主动地完成绿色金融业务;三是为完全商业化的模式创造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赵磊以“祛魅与正名:区块链运行机制的法理分析”为题,从货币的产生与法律信用切入,以比特币为例说明了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并指出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已经从虚拟货币、智能合同发展至规制层面。赵磊详细解释和介绍了区块链技术,强调需要客观正确地认识区块链技术。他表示,区块链技术并非万能,也不是一场技术骗局,而是一种不依赖第三方、通过分布式数据库进行数据存储、验证、传递和交流的技术方案。他认为,仅仅就区块链技术进行监管是无稽之谈,必须结合应用的具体场景,讨论是否需要监管、如何监管等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蓝虹分享了对“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的思考,发言题目为“运用绿色采购政策深入绿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她认为,“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数量和投资额度巨大,绿化基础设施投资将深刻影响全球碳排放控制目标的实现。绿色采购包括公共采购(政府购买基础设施)和项目的供应链管理(项目的商品和服务采购),对于绿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为投资者降低环境风险,还有助于推动绿色设计、建设和运营的最佳实践和创新。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的领导作用,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政府对绿色采购政策的推进,必将引导“一带一路”倡议投资为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项目高级顾问余晓文的发言题目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与融资需求”。她指出,未来的基础设施呈现低碳化、去中心化和数字化三大特点,技术与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实现“一带一路”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从投融资层面看,“一带一路”建设将长期涉及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我们需要着眼未来基础设施及投融资的特点。一方面,能源、交通、建筑和农业等传统部门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需用新视角看待基础设施;另一方面,能源与垃圾管理、农业与自然保护及修复等不同领域亦产生交互式影响。从政策层面来看,中国为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作出了很大努力,但是由政策向市场机制传导的效果有待考量。我国应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和交往,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规划学院院长助理石磊表示,近年来,资源环境领域的政策和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对未来绿色金融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环境资源领域而言,新时代下也面临着新的形势和要求:一是推进良好的生态产品供给,二是实现高质量资源环境的配置,三是促进高质量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这些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对我国资源环境领域作出改革:一是组建生态环境部,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则和标准。二是组建自然资源部,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管。三是从整体区域视角关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侧重点。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朱寿庆以“绿色金融的治理模式”为题发言。他指出,绿色金融的治理模式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展开。一是金融业必须受到监管。金融行业存在系统性风险,使得监管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二是金融行业需要加强自律行动。注重金融与环境的结合,金融行业应当履行投资者对环境保护的责任。三是统一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未来中国在海外投融资过程中,既要遵循海外现行标准,也要努力完善国内的行业标准。四是统一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应该遵循基本原则,弥补正负外部性,并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应积极鼓励与国家经济和环境发展相关的制度创新,但要抑制监管套利。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亚成发言的题目为“绿色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规范与支持”。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践行,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助推剂,国家在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支持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该制定健全的法律规则引导、规范绿色金融的健康发展。从规范层面来看,亟须完善绿色项目的认证标准和认证规则,并依法制定相应的惩戒制度。从支持层面来看,已出台的财政扶持、税收优惠、绿色通道等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有待进一步规范化、明确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此外,中央提出要打好三大攻坚战之一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范金融风险,这与绿色金融发展息息相关。

平行论坛二:“公共卫生与气候变化”

3月24日下午,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平行论坛“公共卫生与气候变化”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上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杨开峰主持,下半场由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教授王华主持。

论坛上半场聚焦“健康中国建设:国际经验与政策创新”主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体改司副司长庄宁作了题为“中国的卫生改革与发展”的主题发言,从宏观视角介绍了中国卫生改革与发展。他介绍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阐述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五大重点任务,即普及健康生活、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优化健康服务。他进一步提出,“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应统筹社会、行业和个人三个层面,形成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强大合力。他还讲解了2009年以来医改的总体目标和“158”顶层设计以及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原则要求和主要内容,并介绍了中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具体措施与取得的阶段性成就。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高级卫生专家聂定成(Dinesh Nair)的发言主题为“从医保全覆盖到健康产出——强化医疗质量的重要性”。他指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医疗质量水平差距极大,我们需要找到具有有效性、高效性、可复制性且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来测量医疗服务质量,与激励措施相结合,促使医疗服务提供者参与并支持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最后,他强调了五点结论:1.各国医疗水平差距很大,质量参差不齐。2.当前世界各国已经在诊断病患和护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3.改善小型诊所医疗水平发展的进程是迫在眉睫的挑战。4.更精准地衡量和规定医院基准医疗质量,会对医疗水平改善产生积极影响。5.为更好的医疗质量付费是一种创新有效的调整激励方法。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代表处无烟运动技术官凯尔文·寇传恒(Kelvin Khow Chuan Heng)作了题为“非传染性疾病控制和预防方面的政策创新:实例和国际经验”的主题发言。他指出,非传染性疾病(NCDs)正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对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另外,烟草是非传染性疾病的第一危险因素,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尤为严重。他还详细介绍了世界卫生组织控制烟草的“MPOWER”六种方式: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保护人们免受烟草和二手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以及提高烟草税。他强烈建议世界各国更加重视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和预防。

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董恒进的发言主题为“健康中国与养老服务”。他首先展示了中国老龄化的现状与发展,认为老有所养是打通健康中国的“最后一公里”。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其生活模式需要关注。他指出,我国当前的养老模式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需要进一步从经济支持、养老认知、养老从业人员水平三大角度,分析养老模式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建议,政府应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升社会化养老服务理念,提高养老服务机构护理人员的素质,改善其待遇。最后,他还通过图片的方式,展示了国内外养老机构的现状,特别强调养老要有“以人为本”的理念。

浙江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与仪器科学学院教授宁钢民作了题为“以技术创新促进价值医疗”的主题发言,阐述了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现代医疗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以价值为基础的医疗是解决当前全球公共卫生难题的有效实践,而技术创新在价值医疗的实现中可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国际多边合作的创新研究并研发高科技、低成本的医疗技术和设备,可为疾病预防和早期治疗提供手段,为治疗效果的定量评价提供依据,为社会、家庭、患者主动参与治疗提供协助。他还展示了科技助力解决老龄化难题的案例。他的团队研发了便捷检测及增强老年人运动能力的系列技术,可应用于医院及康复机构,在世界大学联盟(WUN)支持下,与阿尔伯塔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等进行了多边合作,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医改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虎峰发言主题为“分级诊疗:路径、效果及深化”,主要分析了分级诊疗的实施路径、效果及其特殊的背景和含义。他以厦门市分级诊疗为例,探究分级诊疗科学的实施路径、评价实施效果,对进一步深化改革进行了展望。厦门市的经验表明,将慢性病作为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突破口,是一条可行之路,全国各地在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时,可借鉴厦门市的经验,从几种主要慢性疾病入手,实施精细化的疾病管理。他强调,在健康中国建设的背景下,分级诊疗不仅具有医疗功能,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健康促进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胡宏伟作了题为“社区支持与中国城乡老年人抑郁症状差异”的主题发言。他认为,老年人抑郁状况被公认为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国的老年人特别是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亟待关注。他使用2011年中国健康和退休纵向研究数据,采用多种数据分析方法,发现城乡老年人抑郁状况差异显著,农村老年人抑郁状况更为严峻。他利用分解方法发现,20%—25%的城乡老年人抑郁差异是由社区支持差异造成的。为减少城乡老年人精神健康差距,中国农村应实施有效的社区建设,包括改善基础设施、培育社会组织发展、鼓励老年人社区人际互动等。

在随后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专家就中国未来卫生政策走向、卫生人力资源开发、全科医生的培养及学科建设、健康校园建设等相关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论坛下半场聚焦在构建全球气候治理的大背景下,气候变化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以及沿线国家应如何实现长期有效的合作创新机制。

香港中文大学政府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卢永鸿作了题为“‘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生态现代论的视角”的主题发言。他提出,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是影响这个新兴经济区追求合作和可持续经济环境的关键因素。他重点指出了绿色发展中的两个核心问题:一、发展中国家政府怎样才能重建一个有效的、环境友好且绿色发展的环境管理体制;二、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有限的知识水平下,准确地认识“一带一路”沿线绿色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并在考虑城市间的环境发展水平差异基础上协同发展。他认为,当前应该更加重视对沿线地区各个司法管辖区的监管执法和企业合规程度,并且应该对eNGO的绿色倡导策略有清晰的认识,从而能够设计一条长期可持续的绿色发展道路。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安东尼·本托(Antonio Bento)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下存在的机遇与挑战,认为气候变化会加剧公共健康的脆弱性。“一带一路”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机遇,是对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工业化与城市化、薄弱的管理体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可能性这三大方面的挑战。他认为,若想在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和福利效益,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确立指导项目和项目评价的规则;二是进行增长管理,从收入型增长转变为可持续性发展增长模式;三是借助在技术、大数据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优势进行投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表示,近三十年来,各国都在气候治理上付出了很大精力,然而气候每年都在恶化。他通过美国、欧盟和中国的例子,分析了减排成果及其背后的真正影响因素。接下来,他又从社会责任、国内需求、新世界观、能源与经济战略、全球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的角色正变得更积极、更突出,也期待中国表现出更强大的全球领导力。他指出,政策制定者必须将气候战略与国内优先事项结合起来,提高全国的共同利益,改革全球气候治理的最优做法是努力满足社会上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最主要需求。

美国前驻华首席外交官、现芝加哥大学研究员阮大为(David Rank)分享了他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见解。他表示,自己长期以来关注气候变化问题,呼吁中美双方继续重视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影响,并及时采取相关措施。他认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打击;避免全球变暖需要各级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甚至个人采取行动。面对参会人员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他认为,中国和美国作为当今世界舞台上两个重要国家,既不可能永远保持对立关系,也不可能永远拥有共同的利益。他认为中美关系存在一个动态平衡点,只要把握好这个平衡,中美关系就能朝着良性的方向继续发展。

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副教授理查德·佩尔捷(Richard Peltier)就减缓气候变化的附加益处这一主题发言。他认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倡议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在全球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展示了测量气候因子的具体方法和步骤,以此来说明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减少化石燃料使用、改善城市设计以及加强气候敏感行业的经济繁荣,来控制气候变化的因素。他还强调了结合其他学科知识对气候问题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从空气、水、环境中的土壤到实验室毒理学,再到环境卫生政策和风险评估,特别是内分泌干扰和发育毒理学,这些交叉学科的知识都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研究气候变化,并制定出更加合理的气候治理政策。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与资源管理学系副教授徐袁作了题为“气候变化的大熊猫战略”的主题发言。他提出,中国近十年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立场的大转变出人意料。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战略是利用明星物种如大熊猫来吸引公众支持,保护栖息地,同时达到众多生物和生态系统的保育。治理空气污染和应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安全担忧的很多技术和政策也有显著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同时,光伏与风电等新能源的发展让中国创造出新经济增长点,并向以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型。他认为,世界各国不必把气候减排看作负担,与利用大熊猫这一战略类似,气候变化反而可能成为促进国内发展、解决国内问题的机会和推手。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王克认为,气候变化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点合作领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向联合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NDC)文件中,均提出了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合作需求,重点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提升、可持续交通、农业/林业/畜牧业管理等。中国在向创新发展路径转型的过程中,有机会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合作,向其他国家展示可持续的发展框架,分享经验,使得其他国家避免依赖传统的高碳增长模式,追求更低排放、低污染的创新、高效的发展道路,并推动全球低碳发展转型。

平行论坛三:“文化认知、全球高等教育治理”

3月24日下午,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文化认知、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平行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论坛上半场的主题研讨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和人口学院教授谢桂华主持,论坛下半场的主题研讨由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申素平主持。

约克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授汤姆·斯托纳姆(Tom Stoneham)表示,高校间的全球化研究活动和广泛开展的合作产生了对双博士的需求。在英国,越来越多的博士生在多个机构接受智力、职业、个人发展的相关训练,并能与志同道合的同辈相互交流,这让他们在不同环境中很快产生了归属感。对高校来说,这一活动也可以实现资源共享。约克大学下一步计划发展国际化训练营,共享研究成果,激发学术活力。这不仅能减轻行政上的复杂操作,也可以使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在本国大学进行学习,不必远赴海外。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社会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范丽珠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理解文化问题的邀约,我们需要尊重多元文化和民间智慧。目前的状况是,发达国家提供的经验和实践是先污染再治理;然后再运用新科技、提倡降低碳排量治理环境,同时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区的环境。而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由于受现代化冲击较小,其生活方式是绿色的,其文化习俗和民间价值的和谐统一就在于人与自然的相依相存。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合作中需要关注的事实。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李荷表示,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为世界带来了快速的发展,同时也催生了一些不稳定因素,如激进的民族主义、过度的民族优越感等等。这说明,要想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仍然非常困难。文化杂合的概念有助于超越原教旨主义和文化本质主义。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基于公正全球化的公正世界,认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当基于对宗教和文化差异的互相理解。

世界大学智库联盟研发经理、副教授刘明怡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格局的回应,从国际高等教育和研究参与的角度看,各界将看到世界大学联盟如何通过与中国的成员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来参与这一倡议。今天,由中国人民大学发起的世界大学联盟政策研究小组的启动,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开展政策研究以及政策对现代国际关系的影响等方面的议题合作,比如“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

内罗毕大学高级讲师怀塔卡·朱古纳·伊拉其(Waithaka Njuguna Iraki)简单介绍了外界与肯尼亚进行互动的历史:从郑和第一次到达东非海岸,到欧洲殖民者在肯尼亚建立殖民地,再到新时代独立后的肯尼亚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以前人们因冒险、政治、贸易、战争、宗教等不同原因来到肯尼亚,现在仍可以见到世界各国在此留下的文化印记,中国在肯尼亚也要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竞争。中国不仅要修路,更应在人们心中搭建连接不同文化、不同思想的桥梁。

英国利兹大学艺术、人文和文化学院高级讲师张小泉表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非关系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学术和政策关注。这部分是因为中国对非投资的提高,也是因为中国与非洲各国频繁的交往和日渐紧密的联系被传统的西方强国认为是一种“威胁”。但是,整个非洲大陆并不仅仅跟中国维持双边关系,而且与其他的国家和利益团体都有多边的交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应对国际挑战的好机会。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倪好表示,创新创业人才是“一带一路”建设急需的人才类型。在从管理型经济到创业型经济的转型中,创新创业教育问题引起全球广泛关注。从近二十年发表的国际期刊论文来看,创业教育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集中体现其成果的核心期刊,核心研究学者主要来自北欧和美国,基本形成了若干研究机构凝聚子群。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学术创业与技术转化、创业心理、社会创业与弱势群体赋权、创业学习等方面。加强该领域的研究,能够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一带一路”服务。我国创业教育的科学化发展不能忽视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应对社会科学中与创业教育相关的流行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和评估,形成符合自身领域发展的理论体系。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陈晓宇表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一场由中国政府和高校发起的后发国家高校追赶西方精英大学的竞赛。各国政府和社会寄望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成为国家竞争力提高的途径和标志,并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的动力。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国的高水平大学主要依靠扩大投入规模和促进科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新时代的十字路口,中国的大学面临着规模与质量、教学与科研等方面的重要抉择,必须引入并加强大学对科研和博士教育的投入,提高教学水平。

南安普顿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加文·科斯蒂根(Gavin Costigan)表示,虽然英国人民投票离开欧盟与高等教育无关,但对英国的高等教育可能有实质性影响。在“脱欧”之前,欧盟学生可以与英国本土学生一样在英国任何地方学习,无需签证,还可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脱欧”之后,求学的费用更高,英国政府不再提供学生贷款,而且需要签证。英国一直致力于制定清晰的过渡期流程,并鼓励国际学生通过合法公平的渠道、签证与移民系统到英国留学。另外,“脱欧”影响到学生、工作人员签证和定居权力,造成欧盟资金从研究领域的退出。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刘宝存表示,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教育治理正在成为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特征。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基础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未来十五年全球教育发展的路线图。中国是该议程的积极推动者,也是全球教育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加强全球高等教育治理需要中国的参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促进全球共同利益的实现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未来走向。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阎光才表示,伴随着全球社会以及高校内部组织环境的变迁,学术职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教师传统的信念、价值以及工作和生活方式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并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职业压力。在此压力之下,教师的行为表现乃至心理、精神以及身体状态都呈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如工作满意度下降、精神紧张等。这些由过高职业压力带来的负效应,往往会影响到教师的学术活力甚至创造力。它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并对当下学术制度安排与政策环境予以反思性的审视与评价。

内罗毕大学农业经济学院教授姆伯格·史蒂芬·吉丘维(Mbogoh Stephen Gichovi)表示,在非洲尤其是东非地区,粮食和营养安全问题非常普遍并将长期存在。在高等教育项目中,应当提高对非洲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决策及其对于改善非洲粮食和营养安全的影响的认识和关注。大学毕业生需要接受文化和范式的转变,以便能够学习和理解如何进行适当的技术创新、实施运用以及技术迁移,以促进和改善国家与地区的粮食和营养安全。

西澳大利亚大学高等政策研究员戴维·诺曼(David Norman)表示,大学和智库在向政府提供事实性政策输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政策的执行是基于正确的决策,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负面影响。大学和智库在分析政策性决定的结果和影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能提供反馈以对政策加以改善。

平行论坛四:“公共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3月24日下午,世界大学智库联盟会议“公共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平行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上下半场分别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金灿荣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院副院长钟新主持。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张勇进在“‘一带一路’:推进公共外交的战场”的主题发言中表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首次提出构建21世纪国际秩序的总体设想。“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具体实践。基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真实及潜在的影响,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作为:第一,积极应对,消除对“一带一路”的误解和歪曲。第二,减轻外部世界对“一带一路”重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经济的担忧。第三,最重要的是,要帮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真正得到传播、扎根,在中西方这场“观点之战”(battle of ideas)中胜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欧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王义桅阐述了公共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他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以国家为单元的公共外交视野,着眼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身份的塑造。中国能够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在于,中国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无神化国家特质以及和平崛起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策上有着深远的意义:一是在与发达国家交往方面,能够超越制度体系的限制,实现和平共处。二是在与邻国交流方面,能够寻求共同身份的塑造。三是在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建立一个适用所有人、由所有人提出、为所有人谋利益的体系。

浙江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林卡针对“国际发展与全球治理目标体系的形成”的议题指出,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也不断听到反全球化的呼声。目前,以往积极推进全球化进程的欧美国家正在退却,而发展中国家却在积极推进。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化发展的条件和内在逻辑,这一发展起点与国际援助项目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冷战期间这一援助被作为交换政治、经济利益的筹码,但冷战之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国际援助方面表现积极,形成了《联合国千年宣言》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国际非政府间组织也致力于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由此,在总结国际秩序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逻辑后,他倡导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思考社会政策基础的演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晨在题为“中国海上战略与国际安全合作”的发言中表示,近几年中国海上战略的转型主要集中在近海防御和远海护卫两个方面。近海防御侧重应对西太平洋领域的传统安全问题。远海护卫是以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国际合作的方式来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同时推进国际军事交流和安全合作。中国海军以反海盗、非战斗人员撤离、人道主义救助等非战争军事行动和国际合作的方式走向远洋的经历,与传统海洋强国通过争霸方式走向远洋的经历有明显的区别。基于上述实践,中国军队对海洋事务的理解不断加深,海上战略文化不仅坚持海上防御,也强调在和平利用海洋的过程中,包括各国军队在内的行为体都应该资源共享和互帮互助。

阿尔伯塔大学中国中心副主任王佳以“从行业视角看待中国海外形象及影响力”为题发言,认为近几年加拿大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有了一定的改观,对中国的实力增强抱以积极的态度。就目前的公众态度来看,中国在拉丁美洲、中东等地区较受欢迎,而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得到更多的青睐。在非洲,中美两大国的受欢迎程度持平。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密切,国际社会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视。不过,中国海外形象和影响力的提升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紧密联系当地社会,与当地传媒领域专家进行沟通交流,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

约克大学博士胡然分享了关于中国海洋策略与国际安全合作的思考。他认为,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诸多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外部世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看法,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

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传理学院院长黄煜在“香港:‘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的主题发言中指出,香港之所以成为“一带一路”上的“超级联系人”,主要原因在于:首先,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由于“一国两制”而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社会制度,既具有共性,又具有其鲜明的特色;其次,香港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从而成为中国对外沟通的重要窗口;最后,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吸收能力日益增强。近些年,香港已经在“一带一路”对外联系的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浸会大学提出了战略性规划,继续贯彻“走出去”的方针。此外,浸会大学也将加强国际协作,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世界大学联盟和粤港澳高校联盟。

雪城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荣休教授斯图尔特·托森(Stuart Thorson)以“论科学学术界在公共外交的参与”为题发言。他认为,在公共外交中,一国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然而,在公共外交中发挥作用的还有非政府领域的组织机构等。例如,科学学术界的参与和合作促使政治上有摩擦的国家产生信任感,促进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在跨国科学家的团队合作中,科学正日益走向全球化。科学上的合作往往能影响双方乃至多方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间的关系。不过,在开展更广泛协作的道路上仍存在一定阻碍。为此,政府应当加强大学网络的构建,鼓励高级学者互访游学,开展专业技术类英语培训等,促成科学技术全球性的进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莉丽分享了关于如何在当前国际历史背景下提升中国公共外交的思考。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在诸多压力中寻求发展的新环境,需面对来自各方面的误解、偏见和疑虑。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中国公共外交亟须从行动主体、内容建构、媒介传播、目标受众等多重维度进行提升。首先,应当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跨领域跨学科多元公共外交体系,特别注重发展非国家行为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其次,要充分利用中国电影和孔子学院的文化影响力。再次,要加强新媒体外交,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准确定位公共外交目标受众。最后,要建立“精英和普通公众双管齐下”的公共外交舆论策略。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李沁在以“沉浸传播视域下的全球体系与人类命运”为题的发言中表示,科技发展和社会转型推动传播领域的重大变革,从单向传播转向沉浸传播,传播国界及人类生存边界消逝,国际传播变成了全球传播,改变了基于传播的全球体系的内在基因和外在动力。沉浸传播是全新的媒介传播模式,以其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重新定义“媒介”概念,拓展媒介研究领域的外延和内涵,有必要从沉浸传播视域重新定义“全球媒介”和全球传播模式,重新思考现有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边缘”关系。沉浸传播打破传统边界,基于大数据的传播将全球连为一体,带来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质变,带来人类文明的变革,人类命运将在更大程度上寓于全球合作中。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迪在发言中指出,大国应当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承担更多责任,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交流。良好国家形象的树立离不开广泛的海外传播工作。政府应当鼓励其他主体积极参与公共外交工作,充分发挥民众和媒体的作用。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0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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