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加入智库圈以来，我就坚决主张民间智库应该通过积极探索具有竞争力的盈利模式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该观点经常遭到激烈的批判，更多的是不屑一顾。显然，主流观点认为，智库如果盈利，就没资格称为智库。因此，绝大部分“智库”的定义也必然有非盈利性这一定语作为限制。
在西方政治生态中，非营利性已经成为智库界的基本共识。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经济学人智库）被所谓的智库研究权威学者麦甘评为最挣钱的智库，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智库界都并不把其归入智库而是归入咨询机构。由此看来，中国的智库建设沿用这一基本原则似乎并无不妥。
然而，如果不对西方政治生态进行对比研究就盲目奉行拿来主义，必然造成智库在中国的水土不服。扪心自问，智库自在中国诞生以来，发展至今，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究竟有多少？为何屡屡被诟病为“有库无智”？
在西方政治生态中，智库的非营利性有其必然。由于西方政治生态中有着十分发达的公民社会、活跃的政治团体和利益集团、宪法严格保护下的言论自由，研究机构在追求独立性上因此拥有了更大的空间。与中国智库圈不同，西方智库圈比较活跃的是民间智库。由于不需要依靠财政拨款，民间智库也就不需要依附于权力部门。
当然，独立与客观只是相对的。一些大的财团作为某些民间智库的主要甚至唯一捐赠者，的确不可避免会对智库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智库研究部门往往与利益攸关者之间存在一道隔离墙，这使得西方智库同样不会对捐赠者产生依附性。加上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也迫使智库的财务状况更加透明，因此西方智库并不会如某些国内专家批判的那样成为利益集团的附庸。
即便如此，社会公众和权威媒体在引用其观点时也会充分考虑其利益相关性。反倒是某些中国智库，虽号称非盈利性，给利益集团站台、洗地的事不见少干。一些中国媒体也缺乏甄别能力和意识，对中国智库明显在洗地或者站台的所谓“研究成果”或者“专家观点”不加筛选或说明就引用。当然，中国媒体本身的独立性也存在问题，内容部门和市场部门的防火墙脆弱不堪，媒体常常把宣传和新闻混为一谈。
不少西方智库为了增强自身独立性，努力通过增强捐款多元化来杜绝对某一资金来源过度依赖。这一点最突出的就是布鲁金斯学会。西方高度竞争的政治环境使得智库这一诉求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虽然当前西方智库界的财务状况比前三年更紧张，但严酷的竞争环境何尝不会让更具竞争力的智库保留下来？
当然，我并不是说西方智库一定不会为利益集团代言。利益集团的确可以通过某些手段实现对个别智库的操纵。尤其在华盛顿这种politics as business的地方，智库成为某些团体的代言人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无论如何，西方社会对智库的非营利性这一表面原则还是基本尊重的。西方既然能诞生出Chatham House、Brookings、Rand等国际公认的一流智库，证明其智库生态整体基本健康。更何况，西方的媒体也牢牢地筑起另一道防火墙，这也为防止利益集团实现对舆论的渗透起到了关键作用。
民间智库如何有尊严地活下去
反观中国，民间智库首先应该考虑的不是独立性问题，而是生存问题。更确切地说，如何有尊严地活下去。
坦白说，中国民间智库生存状况并不理想。在各大榜单中排名前十的民间智库，其资金实力相对雄厚，但财务状况却并不健康稳定。中国民间智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喜欢办会，虽然官方智库、高校智库也有类似的特点，但民间智库是最积极的。这与其对品牌影响和平台资源的重视程度密不可分。缺少政策反映和沟通渠道的民间智库必须建立足够的社会影响力，间接实现对政策的影响和政府关系的建立和维护，这样也能吸引更多的潜在捐款人。办会无疑是最便捷的方式。
因此，民间智库可以没有研究成果，但绝对不能不办会。办会自然很花钱，会务相关费用占到民间智库年度预算50%以上的比比皆是，有些甚至高达80%。举办会议，成为民间智库实现募捐最有力的方式。但是对捐款人来说，办会的边际成本不变，边际效益却在递减。因而他们就会认为，智库频繁办会造成了资源的低效配置，捐赠的积极性也随之下降。
中国民间智库的资金来源最主要是捐赠，其次是课题项目委托费用。在资金来源和财务模式上，有三种典型的代表。
第一种模式的代表是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数十家深圳大企业捐赠巨资成立基金会，研究院每年的经费则以基金会理财收入为来源。这种组织和财务架构的设置参考了西方智库的成熟模式，实现了资金来源多元化以及利益隔离的目的，就架构设计而言在中国智库当中应该属于最先进的。但是，这种模式对其它民间智库来说参考意义有限，其特殊性在于创始人在该智库的设立和运营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有这种抱负和能力的精英在中国本身极其罕见，因而其它智库即便模仿相关财务架构设置最终也会很可能导致基金会空转。当然，这种类型智库的诞生也同样需要政治上相对开明、思想上相对前沿、经济上相对发达的地区环境，因此它出现在深圳也有其必然性。
第二种模式的代表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或者盘古智库。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就是资金主要来源于捐赠，因而其财务状况与当年的募捐情况关系比较密切。由于缺少像人大重阳的特殊背景，捐款人对民间智库的捐赠热情就弱得多。因此，这些智库的募捐工作也更具有挑战性，依靠这种模式的民间智库的财务状况也更为艰难。这类智库的募捐工作往往依靠创始人的人脉和声望，才勉强维持每年捐款目标的达成。
第三种模式的代表是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我们暂且不讨论其是否算民间智库。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依靠课题项目经费维持研究院运营。其组织架构有点像普通合伙人制，各个所的所长承担着创收任务，将一部分收入按比例上缴研究院。综开院属于智库界最不喜欢办会的智库之一，在25家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当中的知名度也较低，显然与他们运营模式有关。同时综开院也是最具商业色彩的智库，因而其员工在智库行业当中收入也最为优厚。
综开院本身的体制背景是纯民间智库无法拥有的，因而其盈利模式并不具备参考价值。但综开院最大的意义在于突破了“智库不能盈利”的约束，体制对这种模式的认可也意味着官方并不反对智库的盈利行为。民间智库盈利行为最大的障碍在于保守的态度以及盈利能力的建设。
中国民间智库募捐难度极大。由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发达，民间对一切泛政治议题的组织或机构保持警惕。在这样的严峻环境中，具有募捐能力的人才自然也不会选择在智库就业，而宁愿在慈善、环保这些公益机构工作。资金实力雄厚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盘古等，如非理事长或创始人本身资源丰富，根本无法支撑智库的日常运营。人大重阳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从不为募捐问题困扰，但其体制赋予的特殊政商关系平台作用是其它智库无法比拟的。更何况，它有人大这一身份加持，成立之初就已无民间智库之名。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民间智库如果一味固守所谓“非盈利性”之约束，只有死路一条。在主流意见中，承接课题并不属于盈利行为，即便课题经费高达数百万。许多人混淆营利和盈利这两组概念。简单来说，盈利是指产生利润，而营利则是以追逐利润为目标。智库不应该营利，但应该盈利，因此也应该有盈利行为。智库不应以追逐利益为其存在之目标，因为其公共属性决定了它必须与特定利益保持距离。主流人士乐意接受课题委托，对于课题委托背后的潜规则也心知肚明。在实践过程中，中国智库完全无法摆脱利益攸关者的影响，甚至主动迎合后者。因而所谓的“非盈利性”与“独立性”，往往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牌坊。
实际上，盈利行为广泛存在于中国各类智库之中，差别只不过是盈利能力的高低。因此，与其让智库标榜“非盈利性”，不如认真审视智库的独立性。整体来说，不仅是民间智库，中国所有类型的智库在利益攸关者隔离机制方面做得都不尽如人意。中国智库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机构整体一定会受权力部门或者捐款人的较大影响，影响程度取决于资金来源、智库架构设置、智库人员操守等。部分所谓的智库甚至堂而皇之地为某些利益集团站台，完全无视本身的公共属性。
要提高中国智库的独立性，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首先，智库内部要自觉建立与利益攸关者的隔离墙。智库可以为客户或者捐赠者提供不具有公共属性的服务，但绝不能利用其政策渠道、媒体渠道为利益攸关者发声，即不允许智库利用社会赋予的公共属性变现。智库圈成立某种类行业协会的共同体组织，达成基本的原则和要求，通过成员自律及他律，尽量避免出现触碰底线的行为。其次，本人反对成立任何形式的行业协会或监管机构，这对智库的良性健康发展将会造成巨大的打击，迫使所有智库成为权力部门的附庸。再者，媒体从业者也要提高自身的鉴别能力，对智库的言论和成果要进行利益关系排查。
盈利不应该成为民间智库存在合理性的困扰，智库从业人员应该在建立利益隔离的前提下着重提升机构的盈利能力，这才是民间智库有尊严地活着的关键所在。政商关系平台作用的确是中国民间智库的优势，但不应该沉迷于此。频繁举办会议是舍本逐末，智库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政策研究。民间智库只有实现了财务上可持续发展，才有推动研究能力建设的基础。至于智库如何在保持独立性的过程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成功探索出有效的盈利模式？是值得所有智库同仁深思的问题。
作者：李江，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系IPP评论独家专栏。
来源： 国际视野中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