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在经济上高度相互依存的整体，也是一个文化和利益多样却又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越来越成为当代智库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成为国际化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正如有论者所称，“在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国内领先”，智库建设也是如此。我国智库要发挥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就必须在下列方面做好文章。
第一，抢占智库建设的制高点，提出自己的理念。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球治理思想，正是这样的中国理念。它不仅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大目标，也应该成为我国智库建设的理念和行动指南。在现实层面上，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现有国际秩序的主导者美国转向国内优先，也为我国智库走向世界、提出中国方案、发挥引领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这也正是我国智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扩大国际影响的大好时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目前不仅仅是中美智库合作的最好时期，还是全球智库合作、共享人类智慧的大好时期。
第二，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还要练好内功。
其一，建立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的智库体系及相关制度，特别是法治制度。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应将政府购买社会咨询服务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建立健全有关公共决策智库咨询的法律法规。具体包括：建立重大决策问询制度，以立法形式对政府公共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过程进行规范，咨询采纳过程公开透明，同时对政策实施的效果进行跟踪评估，从而提高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
其二，建立国际通行的组织运营、人才流动、管理与激励、资金筹集与使用、成果转化应用等多种机制。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政府和智库之间的壁垒，建立起中国式的“旋转门”机制。智库研究人员则到政府相关部门挂职或任职，了解政府决策部门的需求及运作机制。在人才使用上要打破僵硬的传统模式，对那些有丰富政府工作经验和顶级智库背景的高端人才，应突破年龄限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经费问题上，政府应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推动建立基金会制度，鼓励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对此类基金会的捐赠或直接对智库的捐赠，并对于相关的捐赠在税收上给予相应的减免。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也应该更加灵活，可以考虑在部分有条件的社会智库试行预算制，增加用于人力资本的支出，以提高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一部分课题经费的支出往往占到总额的60%。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鼓励智库有序和有计划地走出去。
走出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机构走出去，可以借鉴国外著名智库的做法，在全球关键性国家和地区布局设点，建立海外分部或办事处。比如，2017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建立了中国首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二是人员走出去，包括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到国外著名高校和智库讲学或做访问研究等。在这方面应该说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基础，但广度、深度和成效上还有待提升。三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智库的国际影响，说到底，还在于其提供的智力产品，包括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机构走出去也好，人员走出去也好，本质上都是为产品走出去服务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产品走出去的一种方式。
要防止那种不顾实际条件地追求速度和规模的倾向，切不可盲目冲动，一哄而上。同时，在这一过程中，还应警惕正在抬头的“中国文化威胁论”的新动向。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在海外的发展和成功，一些海外势力开始渲染所谓中国“文化渗透”和“文化威胁”，一些美国高校甚至中止了与中方的合作。因此，在智库走出去的过程中，应汲取类似的经验教训，减少可能遇到的阻力。
第四，探讨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的多种形式。
其一，智库间的常规交流，如人员互访、共同举办学术活动等。在此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建立交流与合作网络，使交流合作常态化、机制化。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建的“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这一机制对于沟通协调我国与中东欧国家的智库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推动中国—中东欧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二，合作研究，由双方共同承接研究项目，合作成果由双方共同发布，借助有影响的国际平台传播中国智库的声音。其三，建立联合研究机构，这种联合机构可以设在国外，也可以设在国内。
实际上，目前在国内已有比较成功的先例，值得推广。比如清华大学与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联合设立的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汇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开展对话与研究，涉及的热点议题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气候变化与能源、核不扩散与裁军以及其他国际安全挑战，如朝鲜半岛问题、阿富汗问题和伊朗问题等等。此外，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同英国、美国和印度相关机构，完成了一份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报告，该报告对巴黎气候大会的讨论具有推动作用，也是中国智库国际交流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虽然目前这类联合中心还是以外方为主，但这样的平台对于我国智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跟踪国际前沿，扩大国际影响力，是非常有益的。今后，随着我国智库的发展，这种合作将更加平衡，我方的作用也将越来越大。
第五，开展与发展中国家智库之间的合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国家智库间的合作。
传统上，在智库的对外交流合作中，我们的眼睛往往只盯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智库，在一定的阶段，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随着我国国力的提升，全面走出去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这一模式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国家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上升，国际参与的意识和要求日益强烈。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界和智库机构，也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关注中国发展的经验，渴望与中国学术和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合作，并在许多场合提出了合作倡议。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积极回应，顺势而为，以新的思路和方式，推进我国智库与发展中国家智库间的交流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在具体做法上，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有关单位合作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的模式，与所在国合作建立我国智库的海外分支机构或办事处。
第六，充分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应特别重视区域国别研究智库的发展。要改变过去那种区域国别研究只重视大国，只停留在欧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宏观层面研究的倾向，把区域国别研究真正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包括中小国家，尤其是要培养一支专业化的区域国别研究专家队伍。中国作为一个正在迅速崛起的世界大国，迫切需要加强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区域国别研究，此类智库需要国家从战略上重视，重点支持，有选择地突破。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国际格局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我国智库应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大胆改革，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智库竞争，扩大国际影响，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的新路。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03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