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是中国智库发展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据今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数据显示，中国现拥有570个智库，连续八年蝉联世界第二智库大国。其中，七家中国智库跻身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在中、印、日、韩四国智库90强排行榜中，三分一来自中国。
《全球智库报告2017》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G•麦甘教授牵头撰写的国际性权威报告，已连续出版11年。2008，第一份《全球智库报告》面世。当时，中国只有111家智库进入麦甘教授的评估池。
麦甘教授告诉《北京周报》记者：“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多次指出，在推进现代化和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智力支持尤为重要。因此，中国智库建设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步入了黄金时代。”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从广义上讲，中国最早的“智囊团”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有门客三千，为其出谋划策，助其安度乱世。然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智库才初具雏形。
1949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现代智库体系开始萌芽。 二十八年之后，也就是1977 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基础上，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
此后四十年里，中国智库体系逐渐实现多元化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7~1987年，政府智库和公私合办智库得到迅速发展；第二阶段为1988~1993 年 ，中国最早的一批社会智库相继成立； 第三阶段是1994~2002 年，大学智库蓬勃兴起；第四阶段是2003~2012年，社会智库再次大量涌现。十年间，新建社会智库36家，几乎是同期新建的政府智库的两倍。第五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2013 年~今）。2013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分水岭。当年四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习近平认为，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自此，智库建设被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两年后，也就是2015年初，中国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这是1949年以来我国首份关于智库建设的正式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
那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究竟长什么样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主任于运全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研究要扎根中国的实践，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位于北京，是一家主要从事国际传播研究的智库。
今年3月，上海社科院发布了《2017中国智库报告》。报告显示，去年中国智库讨论得最多的话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峰会”、东亚国家合作、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风险防范、科技创新和党建。
2015年，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25家智库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这些智库就国家治理、公共政策、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等热点问题展开研究。他们还参与公共外交活动，积极发声，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两家社会智库也入围了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于运全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运行体制和机制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独立性。”这意味着中国智库要保持研究和产品思想的独立性。它应该以整个国家、社会、人民的利益为主要取向，而不能为了商业的、部门的、少部分人的利益去做研究。
过去15年，中国社会智库一路高歌，突飞猛进。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官员纷纷放下体制内的“铁饭碗”，创办社会智库。《2017中国智库报告》数据显示，去年有21家社会智库跻身中国智库百强榜。在国家治理上，社会智库正在提供越来越多的智力支持。
全球化智库（CCG）就是中国社会智库积极参政议政的典型例子。2008年，CCG在北京成立。它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对外开放。2017年，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92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2015年，CCG的联合创始人王辉耀被李克强总理聘为国务院参事。自1949年11月起，中国设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多数是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多为各领域“德、才、望”兼备之士。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参政议政和建言献策。
于运全说：“可以说，过去五年，中国智库从‘量’到‘质’都出现了较大的增长。”
智库外交
走出国门，多与国际学者交流，是大多数中国智库的共同目标。中国智库也正在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走出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北京周报》采访时说：“近年来，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智库走出去的积极进展。”
近年来，智库论坛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外国际峰会的“标配”。2012年，中非智库论坛被正式纳入中非合作论坛的框架。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最重要的交流平台。今年7月初，中非智库论坛第七届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中非关系发展等议题。2015年，史上规模最大的G20智库论坛在北京拉开帷幕，来自G20成员国的500多名智库代表、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翌年在中国举行的G20峰会建言献策。去年，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成立，旨在促进五个成员国之间的学术交流。
在国外就特定问题与外方合作举办研讨会，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一种重要方式。其中，以2016年7月5日，也就是在所谓“南海仲裁案”推出前一周，在华盛顿举办“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最令人瞩目。中美智库就南海问题展开全面讨论，敦促各方以务实的态度，缓和局势。王文回忆说：“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对话会上发出‘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张废纸’，引起全球舆论集体报道，堪称当年在国际社会的振聋发聩之声。”
在海外设常驻机构，也是中国智库“走出去”的另一种途径。2015年4月，中国南海研究院在华盛顿共建中美研究中心，主要研究南海问题，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成为我国首家走向海外的智库。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设立中国—中东欧研究院，成为中国首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它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专家学者联合开展研究，携手进行田野考察，合办研讨会。“这是中国智库建设的大胆创新，”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黄平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如是说。
同时，国际智库也与中国智库合作，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例如，2006年，国际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在清华大学设立了一个分支。
引进外国学者也是中国智库实现国际化的另一种方式。不少海外政要以“顾问”“研究员”等名义参与中国智库的建设。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聘任了包括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图尔克在内的40多位外国知名专家。
将文章和研究成果翻译成外文，发表在外媒上，也是中国智库融入国际学界的一种途径。去年6月，《2016年中国智库报告》（英文版）在英国伦敦发布，这是在海外发布的第一本中国智库报告。“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原创术语成为了海外智库的研究重点。
王文说：“不可否认，过去五年，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国际影响力建设突飞猛进，实现了多个方面的重大突破。”
短板尚存
许多业内专家认为，尽管中国智库建设已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与国际顶级智库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国际人才的短缺正是造成这种差距的首要原因。
王文认为，过去五年中国智库已经开始引进一些外国精英，但这远远不够。而且，人才的流动应该是双向的。也就是说，中国智库不但要吸纳国际优秀人才，还要输出人才。但是，中国智库尚未拥有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的能力。他说：“真正能够用英文流利发言且能讲清中国发展与改革逻辑的中国智库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王文建议，中国应构建一个全球人才选拨与吸纳机制，鼓励更多外国知识精英为中国智库效力。同时，中国还应培养更多既能扎实做研究，又懂国际交流的本土多面手。
中国智库的另外一个短板是尚未形成享誉全球的品牌。中国虽然是世界第二智库大国，但只有1.2%的本土智库跻身世界百强。而且，在世界20强智库榜单中，没有一家来自中国。于运全说：“在一些国际重大议题上，缺乏能发出中国声音的智库领军人物。即便是在中国问题研究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一些权威的产品和声音也不是中国智库提出来的。”他认为，如何去创新、引领一些标识性的概念，是中国智库共同面临的挑战。
国际交流能力不强也是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原因之一。王文说：“一些中国智库在海外设常驻机构，智库媒体传播力有了较大提升。”但他也坦言，在中国智库的海外分点如何融入当地这个问题上仍困难重重。
中国智库的上述短板，进一步拉大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知识产品国际交易方面的逆差。王文认为：“中国思想还很少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走入国外‘寻常百姓家’。在思想与知识产品的国际贸易上，中国仍处于绝对逆差。”
麦甘教授强调，智库除了要研究关于社会和政府中长期发展方向的问题，还应关注实时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中国的某些智库体量太大，太官僚主义，没能对当下的现实问题，甚至是中长期的问题做出回应。”
文章选自北京周报网，2018年1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