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研究报告》
第56期（总第257期）2018-10-19
编者按：智库的发展对于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至关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智库发展现状及特征，进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最后针对问题提出智库提升的路径。通过对历年来《全球智库报告》相关数据的分析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智库呈现规模不断扩大，类型趋于多元化，研究领域覆盖面广，国际影响力逐渐提高的特点；但同时由于发展起步晚，我国智库还存在发展不均衡、缺乏问题导向以及人才短板明显等问题，导致我国智库的整体国际影响力有限。最后本文从体制改革、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对于发展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议。
智库是集公共政策研究、分析和参与，并为国内、国际问题提供政策导向、分析和咨询，从而使决策者和公众可以就公共政策问题作出明智决定的研究机构。通常，智库是沟通学术界和决策界这两个领域的桥梁，并以其独立的声音为公众利益服务，将应用和基础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可以理解、
可以接受的语言形式。作为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特征，智库的发展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深化改革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动力支持和决策依据，而且“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我们进行治国理政，必须善于集中各方面智慧、凝聚最广泛力量。改革发展任务越是艰巨繁重，越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自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发展，并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来指导建设新型智库，健全决策咨询体系。因此本文研究我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及提升路径，具体而言，本文就我国智库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提升智库发展，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的对策。
一、智库发展的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发展阶段特征大体上可以将我国智库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77—1987年）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智库发展的萌芽初生阶段，标志性事件是1977年中国社科院（CASS）的成立，此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81年）等政府智库、社科院智库系统迅速增长，规模空前；第二阶段（1988—1993年）是我国智库发展的蓬勃兴起阶段，多种智库类型初现，除去政府智库，还有多种民间智库先后在这一阶段成立，例如政府智库——中国国情研究会在1991年成立，民间智库如北京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和天则经济研究所分别在1988年和1993年成立；第三个阶段（1994—2002 年）是我国高校智库林起的阶段，1994年诞生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12年诞生了南京的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中心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高校智库，智库多元化雏形初现；第四个阶段（2003—2012年）是我国智库大格局基本形成的阶段，这个阶段内诞生了很多新型智库，例如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2010年）等智库；第五个阶段（2013 年至今）进入我国智库转型的新阶段，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为标志，我国智库发展进入创新阶段，这个阶段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2014年）、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中心（2015年）等智库相继成立。
自2008年起，享有“智库中的智库”称号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TTCSP）每年都会发布对全球智库进行权威评价的《全球智库报告》。本文结合2008—2017年的分年度《全球智库报告》数据，从智库规模、类型、研究领域、影响力等进行分析发现，我国智库主要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基本特征：
1.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智库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即数量不断增加，规模迅速扩大。根据《全球智库报告》统计数据，2008年国际认可的智库中中国仅有74个，从规模上而言，中国智库数量在全球位居第12位，远远低于美国智库的数量，中美两国智库数量之比约为0.04。自2009年开始国际认可的智库中，我国智库数量基本稳定地保持在430个左右，成为亚洲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并且成为世界上智库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国家。截至2017年，我国智库规模空前，数量高达512，接近世界第一智库大国——美国智库总量的1/3（表1）。
2.类型趋于多元化改革发展及融入全球化使得我国对智库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我国智库类型也日趋多元化。结合“中国智库索引”（CTTI）和《中国智库名录2015》等报告，根据智库属性、圈层结构等特征可以将我国智库详细分为政府智库、军队智库、媒体智库等九大类（表2）。其中政府智库以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为主；社科院智库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智库为主；党校行政学院以国家行政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智库为代表；高校智库包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等智库；军队智库则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等智库为代表；科研院所智库包括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等智库；企业智库包括阿里研究院、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苏宁金融研究院等智库；社会智库包括盘古智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等智库；媒体智库包括第一财经院、瞭望智库等。
3.研究领域覆盖面广现有的智库研究领域不仅局限于经济研究，而且已经覆盖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国防与国家安全到居民健康等领域，现有智库都有涉及。例如，针对环境问题的研究有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针对科学和技术问题的研究有中国科协；针对外国政策、国际事务等领域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科院等；针对能源、资源政策问题的研究有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针对本国健康政策问题有中国健康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等智库。此外，有些综合性智库研究面较广，可能涉及跨学科研究项目，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涉及国际发展问题、国内经济政策、国际经济政策问题等多个领域；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运输、能源、体制改革、投资、对外等多个领域都有研究。
4.国际影响力逐渐提高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渐凸显。从总体上而言，世界智库100强中，我国已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CIIS）、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IISS）、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SIIS）等7家智库位居其中，其中排名最靠前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在包括美国智库在内的世界智库中排名第30。自2011年起我国智库在多个研究领域也显露头角，其中在国家安全和国际事务领域中，CICIR、SIIS位居全球前60名；国际发展问题研究中，CASS排名20名左右；环境问题研究中，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在全球排名30名左右；本国经济政策研究中，社科院世经政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多家智库都处于该领域80强之中；国际经济政策问题领域中，社科院世经政所位居前30名，而中国社科院既是对公共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又是具有突出政策导向科研项目的智库，同时还是最佳政府智库。
二、存在的问题
自2015年11月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项目启动以来，我国智库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逐渐提高，但是智库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发展不相匹配。智库应该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利益偏好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机构，通过提供专业化水平的建议和咨询来获得支持，并以此影响决策行为。然而由于发展起步晚等原因，我国智库发展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发展不均衡我国智库发展不均衡主要体现在智库类型和智库区域分布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智库类型来看，我国智库主要以官方智库为主。我国现有智库中，从规模上来看官方智库占比高达90%，民间智库占比只有不到10%；从影响力方面来看，以政府智库、社科院智库智库等为代表的党政智库处于我国智库体系的中坚地位，在建言献策、影响决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以企业智库、媒体智库等为主的民间智库受限于资助资金、人才短缺等原因，影响力较低，对政策出台的贡献率也较低。总之民间智库从规模和影响上都远远不及官方智库。根据《全球智库报告2017》，位居世界智库影响力100强名单中的7家中国智库中，除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之外的6家智库都属于政府智库；而且在国际上影响力最深的CICIR研究院在全球智库中排名仅位居第30位，远远不及美国、英国等智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智库的区域分布来看，我国智库主要集中在东部城市。智库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一致，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区域智库发展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地区自由开放度高、政治经济都相对发达，因此智库发展也相对完善，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前沿阵地北京、上海地区；而受限于开放程度、教育水平等社会发展水平差异，中西部地区智库规模小而且影响力不足。智库发展的不均衡性也充分反映了智库的地区集聚性。
2. 缺乏问题导向我国现有智库逾九成为官方智库，研究经费来源和智库管理体制共同决定了官方智库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围绕政府政策及部门领导部署而展开，行政色彩浓厚。从研究及管理来看，官方智库在课题选择、人事管理、经费支持、预算决算等多个环节受到限制；从奖励机制来看，现有考核评价体系遵循传统的“经院式”研究模式，使得研究人员更关注学术论文、著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课题，忽视了调研与理论相结合，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的激励。体制机制的限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和积极性。此外，新兴的社会智库、企业智库、媒体智库等民间智库，由于人员流动性等多重原因导致研究水准存疑，研究报告可参考性不强。官方智库的“失独性”和民间智库的“失质性”共同导致现有智库研究缺乏问题导向，无法提供具有战略前瞻性的咨询报告，而且许多智库定位不明确，因此研究报告具有类同性，针对热点问题共同研究，缺乏明显的智库特色。因此虽然加大了政策支持和资金倾斜，但是我国智库整体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进步空间。
3. 人才短板明显由于选拔标准单一、培训机制不健全、评价机制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我国智库人才结构短板明显，具体来说我国智库在人才结构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助理研究员等初级研究人员缺乏实战经验，许多研究人员可能未经过实践就直接进入工作，这就导致研究报告不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决策建议。第二，智库运营人才缺乏，在智库发展的过程中，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对于智库运行管理、体制机制发展方面至关重要，现有很多智库，特别是一些高校智库的管理人员由缺乏管理经验的高级研究员等兼任，这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智库发展存在管理不当问题，还可能影响科研效率。第三，人才流动性大，导致研究团队不稳定，可能存在研究广度、深度、远度不够的问题。由于行业、地域等差异，导致智库人才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具体而言：从行业来看，互联网、金融、电子通信等行业智库人才需求相对较大，而交通贸易行业智库人才流失最严重；从地域流动来看，出于职业发展规划等原因，一线城市人才流入流出相对比较频繁。这种人才的频繁流动会增加智库运营、管理成本，还可能对研究成果产生影响。
三、提升智库发展的路径
由于主观评价法的客观局限性，因而无论是《全球智库评价报告》还是《中国智库报告》等对于智库的报告都不足以对我国智库现状作出完整充分的说明，但是我国智库的确存在发展不均衡、研究缺乏问题导向性、人才断层、奖励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导致我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有限。针对我国智库发展存在的问题，在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阶段，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并提升“软实力”影响力，从而更好地发挥智库在决策中的作用，提出以下建议：
1. 完善体制改革，因“类”发展智库
通过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智库的经验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建立智库适配的管理机制、考核评价机制以及人才晋升机制等，完善智库体系建设，以改革创新统筹推进智库体系多元多维协调发展，从而在明确智库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建设。
完善体制改革。通过建立健全智库课题招标与委托制度、智库调研制度、智库成果编辑制度、智库成果转化运用制度、智库成果评价鉴定制度等体制机制，完善行政管理体系，聘请擅长管理和运营的人才，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提高创新能动性和人员稳定性，从而为我国智库的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特别地，针对不同类型的智库，应当秉持因地制宜的方针，采取异质性发展战略。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政府智库可以立足国家战略，就政府规划计划等展开研究，并提供切实可操作的决策建议；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等高校智库可以在理论研究等“经院式”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学科优势开展学术研究，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地方社科院等智库可以围绕各“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着力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服务；至于社会智库、企业智库等民间智库则应重点关注企业发展、社会热点等展开研究，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报告。此外，无论是政府智库还是民间智库都应当在保留一定的独立性的基础上，把政策研究、理论研究、对策研究相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提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咨询报告。
2. 改善公共教育，实现人才梯队衔接
作为创新思想的载体，人才对智库的发展至关重要，具体而言智库发展主要需要三类型人才：高端领军人才、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人才。高端领军人才需要具有战略思维和全局意识，是智库发展的指南针；而独立研究型人才和新型综合人才是智库发展的加速器和催化剂。针对高端领军人才，可以合理利用产学研和官学研的双重“反向旋转门”制度，通过聘请了解政府决策、国际形势的离退休官员、高校学者等充当智库的高级顾问，实现智库领军人才的补充；还可以通过高薪聘请海外高水平研究人员来实现人才储备。至于独立研究型智库人才和新型综合智库人才，则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改善公共教育，以中外联合培养的模式，加强科研院校合作和国际交流，提升智库人才的专业素养和研究能力。此外，还可以通过访问学者、客座教授、兼职访问员等多种方式，提高智库整体开放水平和研究水平，实现人才的跨学科跨领域融合发展和梯队衔接，为智库发展壮大提供源源不断的后备军。
现阶段我国共有“两院院士”“长江学者”“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青年长江学者”“万人计划”“百人计划”“973首席科学家”等尖端人才计划，涵盖了科技创新、哲学社科等各个领域；此外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中美富布赖特、中英、中国加拿大等和多个国家的联合培养、交流项目，国际组织合作项目的遴选工作等多个交流访问机会。未来应该在现有项目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拓展多边交流渠道，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发展环境。
3. 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整体国际化水平
在全球化时代，全球意识和国际视野是提升智库国际化水平和影响力的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日益加深，更应该充分发挥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第二轨道”，秉持对内阐释“国家方案”，对外发出“中国声音”的方针，提高我国智库整体的国际化水平。首先，加强智库的国际交流，立足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战略咨询业务，通过开展学术会议、专题讨论会等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广泛邀请符合条件的国际人才进行交流合作。其次，加强智库国际平台的建设，通过学术出版物等方式增加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影响力，充分利用国际交流的重要抓手，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创新性观点。最后，通过在海外设立知名智库的分支机构、引进当地研究人员等多种本土化策略，吸收前沿观点，充分拓展我国智库的对外研究网络。总之，应当充分利用论坛、峰会等形式推动我国智库的国际形象以及国际地位的提升，以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
文章来源
赵若锦， 陈锐. 我国智库发展现状及提升路径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2018(11):6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