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达洋， 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经济学博士
摘要：[目的／意义] 探讨京津冀协同给京津冀高校智库聚集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研究京津冀高校智库聚集发展的策略选择。[方法/过程] 通过比较分析，深入研究京津冀高校智库聚集所呈现的梯度发展与错位发展的特征。[结果/结论] 提出发展京津冀智库联盟，组建京津冀智库专业分会，在京津冀高校职称评定中引入智库研究序列，对高校智库实施宽松考核等相关建议，以推动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协作与交流，引领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发展等研究结论。
关键词：高校智库 聚集效应 智库联盟 智库研究序列
2013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宏伟目标，第一次把智库的发展与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加强智库建设也成为各地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内容。2016 年6 月，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
高校是高端智力人才最为集中，创新人才最为集中的集聚地，高校智库的加快发展已经成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工作内容。京津冀地区拥有我国高校集中度最高的城市群，为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三省市需要摆脱“一亩三分地”的狭隘思想，站在更为宏大的立场上，实现三地经济政策的协调，推进资源的共享，强化分工的协同，这为京津冀高校智库协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也对未来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1 京津冀高校智库的梯度发展充分挖掘智库的创新资源，促进京津冀智库的优化配置，将能够推进京津冀协同创新，加速雄安新区建设，激励智库创新协同活动，提升智库对于京津冀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而在这其中，高校智库更凭借其高素质的人才集聚，高体量的创新能力和高程度的协同能力，成为引领京津冀智库聚集发展的重中之重。
在当前的京津冀协同创新中，梯度发展与错位发展已经成为京津冀产业发展的关键词，北京—天津—河北的雁形梯度发展模式，既反映了北京的产业资源的区域经济辐射能力，又体现着三地经济协同模式的演化过程。然而，事实上，在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过程中，高校和人才等智力资源的集聚程度的差异要远大于产业资源，这更导致相较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三地的高校智库的发展水平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差距。
拥有全国最为密集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北京是京津冀智库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密集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分布成为推动京津冀智库聚集重要的优势所在。而事实上，零距离接触中国决策中枢，高水平的智库研究成果更有机会被高级别的决策层所采纳，进而极大提升智库的决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更吸引了更多的智库人才聚集北京，推动着北京的智库发展，进而辐射更为广阔的京津冀地区，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京津冀的智库的聚集发展和协同创新。从某种程度而言，京津冀智库的聚集发展就体现为以北京为核心的区域智库集中与协同机制的建立。
在当前的京津冀发展中，定位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也是国内拥有最为密集的高素质院校的城市。从高校结构来看，北京拥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8所985 高校，在全国39 所985 高校中，比重超过两成，如此高密集度的优质高校资源，是国内任何一个省市，或者任何一个城市都无法企及的。与之相比，天津拥有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两所985高校，而河北则一所985 高校都没有，这也使得京津冀的高校聚集体现出明显的倒金字塔态势。在京津冀区域中，面积最大的河北，反而成为高品质高校最薄弱，高素质高校创新人才和智库人才聚集最不充分的智库集聚洼地。
与985 高校的分布类似，北京拥有26 所211高校，几乎相当于排名之后的江苏（11 所）、上海（9所）和湖北（7 所）三省市之和。而天津（4 所）和河北（1 所）与北京的差距也依然明显。对于高校智库而言，其自身的发展必然依托于高水平的高校的发展，京津冀的高校的极差分布自然最终导致京津冀高校智库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也形成了京津冀高校智库的梯度分布的不均衡布局态势。
然而，如果不把评估高校的目光落在省际划分上，而把京津冀三省市视为一个整体，则其所坐落的环渤海区域，一共拥有10 所985 高校和31所211 高校，基本在全部985 和211 高校中，三分天下有其一。区域的优质高校规模和集中度也都是国内独有的。当然这种独有的高校集聚特征，更多地源于首都北京自身超强的资源集聚能力，而无法被同区域的天津与河北所模仿，这也导致京津冀三省市的高校智库的发展策略与政策选择也由于三者高校保有量的巨大差异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
对于京津冀而言，其超强的优质高校集中程度是引领其高速发展的核心资源，也成为促进京津冀创新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是，在高校资源与智库资源区域集聚的背后，则是其内部分布不均衡的事实。北京在高校集聚与智库资源集聚的同时，也对区域内的其他创新资源和智库资源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在吸引更多的区域内的创新资源，智库资源向北京集聚的同时，反而在外环的河北腹部造成了巨大的智库建设的空白。这种高校的聚集发展和巨大落差，也正是导致京津冀智库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而在京津冀区域中形成明显的“马太效应”，制造出北京强者益强，而津冀则弱者更弱的两极分化。要想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自然需要推进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协同发展，促进智库资源在京津冀区域内部的合理流动。
值得关注的是，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协同发展并不意味着纯粹意义上的自由化改革，而是减少创新资源、智库资源在京津冀流动的政策桎梏，实现智库资源的自由流动。在京津冀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公共产品供应水平差参不齐的当前，纯粹的市场开放，把推进京津冀高校智库协同发展的希望寄予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话，简单地消除智库资源在区域内流动限制，反而会刺激更多的智库资源向北京流动，强化北京的高校智库的集聚性，弱化了津冀的高校智库发展水平，拉大了三者之间的差距。
京津冀高校智库聚集发展与协同发展的目标，在于通过政府制订科学有效的政策策略，优化智库资源与创新资源在京津冀的流动，根据三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特征，合理配置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以及不同水平的智库资源在京津冀的区域分布，有意识地实现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功能错位与差异化发展。
2 京津冀高校智库的聚集效应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发展表现出聚集发展与梯度发展的双重性。京津冀高校智库的聚集发展，更多体现在北京的高校智库在区域上的集中。这一方面得益于高密集度的高水平高校在地域上的集中，从而保证了高水平智库建设所需要的高端人才与创新人才的充足供应，海量的智库人才协调发展和思想碰撞，更催生了更高水平的智库成果的不断涌现。而另一方面，作为首都的北京，拥有着高水平的公共产品供应，相较于区域内的天津与河北，北京的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都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这也构成了对于高水平创新人才和智库人才的巨大的吸引力。高水准的生活水平、巨大的职业发展空间，也保证了更多的智库人才向北京的流动，从而保证了北京的高校智库发展的动态平衡。
由于紧邻中央决策部门，北京也自然成为国内智库集聚程度最高、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像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都已经成为当前国内高校智库发展的标杆，而在国际领域拥有崇高的声誉。
2015 年12 月，我国公布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25 家智库荣列其中（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其中8 成高端智库都位于北京。北京在吸引高端智库聚集发展方面的优势可见一斑。但是在位于北京的20 家智库中，真正意义上的高校智库却仅有3 家，这又与北京所拥有的众多的高水平高校的自身优势极不相称。这其实一方面反映了作为首都的北京的智库资源的丰富，反而无法体现出其高校智库发展方面的巨大优势，而另一方面，也反过来说明，推动北京的高校智库发展的巨大空间。由于北京在政策制订方面的超然地位，因此，北京的高校智库的研究视角之广博也是其他省市的高校智库都无法比拟的。如果细究北京的众多高端智库的研究领域，我们会发现其研究领域大多立足于北京的首都定位，运用国际性的视角，关注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协作，其研究更多地从宏观的角度，关注于影响高层决策者的战略思想，而非具体的政策制订。出于追求高端的需要，其研究范围往往更强调国际与国家层面，倾向于弱化北京的城市色彩，其对于北京，乃至京津冀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贡献更有待提升。
随着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战略思想的广泛扩展，全国各地政府都加大了对本地智库，特别是高校智库的建设力度，高校智库的发展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为了把握这种智库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在当前的高校智库飞速发展的大潮中，众多名校还根据政策热点，结合自身教师的研究专长，建立了名目繁多的高校智库，如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建立了超过15 家高校智库，不同高校智库之间表现出严重的人员交叉和领域的重合，这反映了当前高校智库建设的火热，也反映高校智库过多追求热点、强调规模的现状。
作为全国高校最为集中的北京，高校智库的建设也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建立了几乎涵盖所有政策热点领域的高校智库。而北京其他高校更多只是利用自身的专业所长，建立更具针对性的高校智库，如对外经贸大学建立的“一带一路”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石油大学的中国国际能源舆情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的政信研究院都非常具有专业特色。
2016 年4 月，天津选出12 家高校智库（见表2）作为重点建设单位，选择了12 家极具专业特色的地方高校智库加强政策支持。从这些高校智库研究领域来看，不同于北京的高端高校智库的宏观视野和全球视角，天津高校智库的建设更明显地偏重于区域经济与特色产业领域等中观视角，其视野更窄，而专业性更强，对于区域政策的引领作用也更加明显。与北京的众多高水平高校智库相比，天津的高校智库建设的选题与研究视角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合度更加紧密，更多关注于区域经济与产业经济中的政策选择，从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在本地区内的应用性与指导性。2017 年3 月，作为京津冀高校创新人才集聚洼地的河北也公布了包括河北大学的河北省生态与环境发展研究中心和河北省文化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燕山大学的河北省公共政策评估研究中心、河北师范大学的长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等在内的9 家首批新型智库试点单位。由于在京津冀发展中，河北高校的发展水平相对处于低端，其高校智库在京津冀区域内的辐射力也最弱，因此其高校智库往往更具河北特色，更多仅仅关注于河北省内的特定专业领域的政策研究，研究视角最为狭窄，其研究对象的关注点更加具体、更加微观。
实际上，自2013 年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以来，几乎国内所有高校都加快了自身的智库建设，作为全国高校集中度最高的京津冀区域，高校智库建设早已蔚然成风，但是正如京津冀在产业发展水平上的差异，京津冀智库的建设也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发展的特征，其研究视角也表现出从全球、区域至省域逐级缩小的特征。这使得京津冀产业上的协同更需要三省市积极推进高校智库建设的协同发展与梯度发展，进一步加强三省市高校智库的融合与协作，通过高校智库的协作，推进区域政策的协同，实现京津冀三地政策的协调发展。
3 京津冀高校智库建设中的问题3.1 京津冀智库建设开放性相对不足
尽管高校智库建设已经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包括在京津冀地区，绝大多数的高校智库都是在原有高校研究所的基础上转化而来的，其运营机制、管理体制，乃至人员管理大多仍然沿用已有的高校管理制度。然而，高校智库并非高校研究所换个名称的简单化身，其工作重心已经不再更多地关注于理论研究，而是着眼于政策决策的智力支持作用，成为政府，乃至其他社会团队的外脑。因此高校智库在研究重心、考核标准、评价体系，包括经费来源，都应该与传统的高校研究所区分开来，这也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高校智库的管理体制的制度创新。
既然高校智库被明确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那么仍然将其作为高校的行政研究部门，进行闭门造车自然是难以适应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需要的。单纯的理论研究，或者出版学术专著，固然是高校研究机构的工作重心，但是如果这些研究不能与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其研究成果不能有效地应用于政府与相关部门的决策过程，也就无法体现出智库成果的现实价值。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建设也开始逐步向社会敞开大门，推进开放办智库，一方面引入外部资源，在资金与人力方面，加强智库与政界、产业界的协作，推动智库运行机制的创新；另一方面，高校智库建设还逐步走向对接社会需求，强调智库发展根据社会需求的“订单式研究”，保证研究问题的时效性和现实价值，进一步发挥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
单就京津冀智库建设来看，众多社会智库的崛起已经为众多高校智库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就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引进社会资本合作创办，凭借其灵活的机制，自2013 年创办次年，就连续3 年被纳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 强”，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3.2 京津冀高校智库评价机制有待改进
尽管智库建设已经被众多高校列为发展重点，但是其研究人员通常仍然按传统的晋升标准进行，智库研究成果与研究人员的晋升完全是“两张皮”，成果再卓著的智库研究也无法在研究者职称与职位的晋升中发挥作用。这样的“用脚投票”的机制，往往弱化了智库研究人员在智库研究中的投入，降低其智库研究的积极性，进一步制约了智库的长远发展。
与高校现有职称评定所考核的学术论文，专著与科研项目等考核内容不同，智库成果的形式更加多样化，更强调在实际领域的贡献。科研考核可以根据刊发的刊物层次、项目来源、项目经费等显性指标进行比较，进而实现对于考核者专业能力的简单评判。然而，与教学科研序列强调有形成果考核不同，智库成果从形式上很难直接进行评判，而只能根据后续的社会应用和反响来评价其价值，更强调效果考核，其成果的价值并非即时浮现，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才能够慢慢呈现。
智库产品与智库研究的密不可分，更增加了智库考核的难度。智库研究成果既包括有形的研究报告、咨询报告等智库产品，也包括讲座、采访以及专业咨询等无形的智库研究成果。即使是有形的智库产品的文字也并不一定公开发表，甚至是一些极为重要的专业观点有时也仅在小范围内发布。因此，如果将其与传统的高校科研成果纳入相同指标体系进行考核，就会面临较大的争议，这也使得智库成果的评定，以及智库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成为困扰智库研究人员的重要难题。尽管天津市教委和天津社科联都已经率先提出加大智库研究成果在高校教师晋升中的作用的指导意见，但是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细则，仍然使得很多高校对于智库成果在人员晋升中的认定无从下手，难以实施，这也成为制约当前高校智库发展的最大障碍。
3.3 京津冀智库联盟建设有待加强
推进智库联盟建设是开放办智库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京津冀的众多高校智库往往隶属于不同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本身就难以形成紧密的协作，而作为高校下属的高校智库就更难形成有机协作机制了。当前的智库研究通常是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主题往往具有问题的复杂性、多学科的差异性、成果的时效性等特征，单一高校智库或者单一学科的研究人员很难在紧迫的时间限制内，高质量地完成相关的智库研究。
即使在京津冀地区，省际高校智库研究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和梯度分布的特征，也并不意味所有的智库研究都应该交由北京的少数几家高水平名校智库承担，推动高校智库的省际协作，增进智库建设的多样化，实现智库研究的灵活性，对于进一步提升京津冀高校智库协作能力，强化其研究能力至关重要。
目前京津冀内部已经建立起一些松散的智库联盟，如天津就曾经召开过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创新专家座谈会，三地多所高校组建了京津冀高校商科类协同创新联盟等都反映了三地高校在推进高校智库协作中的迫切需求。然而，仍然缺乏组成更为全面、联系更加紧密的京津冀智库联盟，这也制约了京津冀智库之间的深层协作。4 推进京津冀高校智库协作的策略思考4.1 充分发挥区域智库建设特色，组建京津冀高校智库联席会
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北京保证了京津冀的智库建设的多样性。相较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京津冀的智库功能与定位更加多样化，决策咨询和社会服务的功能更加完备，这都是京津冀推进智库协作的内在优势。而京津冀协同的逐步推进，又进一步加强了三省市在经济协作、产业政策和文化科技领域的协同发展，也对进一步推进京津冀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智库协作领域而言，定位高端的北京智库更强调全球视角的智力支持，其研究领域往往立足于国际交往中心的城市定位，关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政治体系的策略选择。随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北京智库建设的全球化视角和思维模式在区域内的普及，也将对推一领域的产业发展问题，其人才供给与发展视野都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推动高端智库人才在京津冀的流动，强化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智库在京津冀内部的梯度协作，实现京津冀智库的一体化发展将成为京津冀协同的重要一环。
对于京津冀的众多高校智库而言，由于分属部属或省属院校，其管辖权本不统一，很难建立起统一规范管理的智库联盟。因此，可以考虑在自愿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具有更大代表性，成员更为庞大的京津冀高校智库联席会与高校智库专家联谊会。可以由三省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副省长牵头，由三省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联席会的日常行政管理事务。联席会实施会员制，由三省市主管领导轮流担任职席会执行主席，负责协调众多会员单位的统一活动。联席会通过登记会员专家，建立会员专家数据库和会员单位信息库的方式，为众多高校智库与智库专家提供交流、协作的平台，进一步加强不同省市会员单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推进京津冀高校智库的协同发展。为了鼓励京津冀高校智库之间的协作，可以由三省市政府或相关单位定期在联席会信息平台上发布政府购买智力服务的需求信息、招标公告，鼓励三省市高校智库根据任务需求与自身的专业所长，开展跨学科协作，推进三省市高校智库的协同创新和融合发展。
为了提升联席会对于京津冀高校智库的黏合度，可以根据高校智库的学科分布，设立国际关系、区域经济、产业政策、文化等分会，鼓励各个分会设立不同的研究主题，开展协作攻关，定期召开高端智库论坛，加强专业交流和智库合作。
4.2 可以在三省市试行统评互认的智库研究序列职称
当前京津冀各地教育部门都在探讨将智库成果纳入高校教师职称评定成果的范围。然而，把智库成果与论文、课题等传统高校老师职称评定指标纳入同一考核体系又面临较大的争议，而使职称改革步履维艰。事实上，高校教师现有的教学与研究两个序列，尽管职称评定的指标不尽相同，却能够较好反映不同岗位的教师的工作重点，引导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有序展开，反而能够维护高校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尽管很多转化为法律、法规，或者区域政策的智库研究报告的社会价值远胜于一般的论文与科研项目，但是如果非要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放在一起评判，由于价值尺度的差异，反而会加大评判的难度。但是同序列的智库成果单列出来进行评价就简单很多了。
既然智库建设已经成为很多高校未来学科建设的重要工作，完全可以由京津冀三地人事管理部门与教育部门协调，组织高校在已有的教学与科研序列之外，新增设智库研究序列，分设智库研究员、智库副研究员与智库助理研究员3 档职级。在原有的研究序列基础之上，加大智库成果的权重，组织智库研究人员在新序列下单独评定职称级别，这将能够较好地化解原有的教学与研究序列人员对于智库成果纳入现有职称评定的排斥，推进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进程。
在职称评选中，把强调学术影响的教学、科研型人才与强调社会贡献的智库人才区分开，给予智库研究人员独立的专业晋升道路和成果评价标准，自然更加有利于调动智库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加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试行高校智库研究序列的关键在于其评定结果在京津冀甚至全国范围的认可。在试行初期，可以通过三省市人事部门和教育部门的协调，确保其职称评定的严肃公正，在保证定级人员的高标准、高水平的基础上，通过政策来保证定级结果在京津冀三省市内部的互认，并积极鼓励智库研究人员在三地众多高校智库之间的流动，或者通过挂职机制，鼓励智库人员到一线单位挂职，以推动智库研究成果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
4.3 对高校智库实施相对宽松的管理机制
目前，国内高校对于高校科研经费，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其中高校智库的经费管理自然更加突出。当前，在对高校智库的管理中，很多高校仍然沿用传统的管理机制，按照常规的高校管理制度对高校智库的人财物实施严格管理。而由于高校智库的特殊工作内容，高频率外出调研，大密集承接社会课题，大量发布智库成果，频繁召开智库论坛，必然导致其经费的收支规模相较一般的高校教学、管理部门要大得多。如果在智库经费的收付上，仍然采取传统的严格管理的制度的话，自然会极大地限制高校智库的发展。上文提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之所以能够取得惊人的发展成就，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其运行资金来于社会化的校友捐助，而中国人民大学对这些资金的管理又赋予了智库较高的自由权，宽松的资金管理、雄厚的资金投入与中国人民大学强大的师资力量的结合共同造就了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辉煌。
另一方面，作为紧密对接社会需求的高校智库，也需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企业，或者其他高校专家的合作，在一些智库科研课题中，临时性纳入校外研究人员，同样需要高校在临时科研人员聘请、薪酬给付方面给予高校智库相对宽松的政策支持。
在京津冀的高校智库的管理中，完全可以将其资金管理作为推进高校科研经费管理改革的窗口，加大对于智库成果的考核与评定，保证经费投入的效果，而在经费的收支，特别是调研、交流、智库研究人员的科研报酬与校外人员的聘请经费方面给予更为宽松的管理权限。
5 结论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当前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众多高校智库也都发挥了积极的智力支持作用。然而，当前京津冀高校智库发展不平衡，协作不够紧密，智库管理与考核不对接，这都极大地制约了京津冀高校智库的进一步发展。通过政策引导，推进三省市高校智库的协作，发挥京津冀高校集聚、人才集聚的优势，全面提升京津冀高校智库建设水平，必将为当前的京津冀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动力，推动京津冀区域的创新发展、协同发展的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详见《智库理论与实践》官网（zksl.cbpt.cnki.net）全文）
推荐引用格式：
姜达洋 . 京津冀高校智库聚集发展的策略思考 [J]. 智库理论与实践，2018，3(5)：2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