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前言
近些年来，中国智库发展如火如荼，数量增长迅速，智库的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中国智库发展缘起何时，发展趋势如何，核心竞争力又在哪些方面？在中美出现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国智库如何发挥公共外交力，该如何去讲好中国故事？凤凰网《政对面》第21期对话人大国发院副院长王莉丽。
《政对面》对话王莉丽实录精编（一）
中国智库发展目前存在四大问题
政对面：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将智库的发展视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建设从此被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您对目前我国智库总体发展状况有怎样的评价？
王莉丽：我想把中国智库发展的时间节点向前延伸到2009年。2009年，中国建立了一个当时最高级别的、由前政府高官领衔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任理事长。虽然从改革开放至2009年，中国也有一些智库，但从来没有一个级别如此之高的智库，该事件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之前我在美国也是研究智库，尤其关注中美智库的对比，非常有幸2009年从美国回来后就有机会参与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一些初创工作，包括组织召开第一届全球智库峰会。自2009年中国智库发展才进入了现代智库发展的快车道。2013年时，习近平主席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做了批示，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概念，直到今天，在国家政策的保障和各级的重视下，中国智库获得了蓬勃发展，所以我把2009年到2018年将近10年的时间称为中国智库发展的黄金时代。
2009年的时候，哪怕是一些学者，可能也不知道智库为何物，但是经过将近十年时间，现在中国从精英群体到老百姓都很熟悉智库，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智库数量已经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智库的发展类型也是多元化的，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大学智库等共同构成了智库多元化的市场，而且中国智库还有一个创新，即媒体智库，如凤凰网就成立了自己的智库。在全球智库的生态中，媒体智库不是一个普遍化的概念和模式，但是近些年中国媒体智库的发展有很多的亮点。同时，中国智库的地域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虽然北京、上海等地智库集聚发展，但全国各地、各个省市，也有很多智库，呈遍地开花的发展趋势，这也是中国智库的一个创新。另外，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舆论传播力、公共外交力，这些年也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中国现代化智库的发展经历了这么短的时间，像是一个成长中意气风发的少年，难免也会面临成长的烦恼，那么简单说几点中国智库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国智库在发展中出现了泛化、泡沫化、信息低水平传播的现象；
第二，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研究质量与发达国家智库的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一方面，目前很多智库的研究只是低水平的媒体评论，没有研究深度。智库的思想不应该是简单的媒体信息的综合和评论，而要有深度，有战略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一些智库提供的思想只是把一些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研究，远远达不到当前国家战略发展的需求。
第三点，目前国际关系非常复杂，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国际格局变化最大的一个时期，谁也不知道世界这艘大船将驶向哪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要求中国智库要有国际化视野，公共外交能力非常强，但目前中国具备这样能力的智库还非常少。虽然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智库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思想对话、智库交流，但普遍停留在浅层次的调研、会议交流上。
目前中国智库发展整体上欣欣向荣，但实则处于改革乏力的阶段。它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高速发展，必然会面临成长的烦恼，有所波动，所以在智库领域要坚定不移地把改革进行到底。
第四点，和世界其他智库一样，中国智库同样面临人才流通问题，需要建立健全旋转门机制。我从美国回来就力推“旋转门”这样一个概念，在2010年出版了《旋转门—美国思想库研究》一书。在美国，智库与政府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人才交换通道——“旋转门”。思想者与行动者、学者与官员通过“旋转门”机制实现身份转换，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学界与政界、思想与权力，实现了两者的相互渗透。一方面，智库人才进入政府任职，从政策研究者转变为政策制定者，增强了智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智库大量吸纳政府离任官员，成为高级人才的蓄水池和引力场，提升了智库政策研究的质量。目前，中国的旋转门已经推开了半扇。退休的政府官员有很小一部分可以旋转到智库从事政策研究，但是从智库平台旋转到政策制定的官方体系的人才非常少，而且即便旋转过去了，也受制于目前的行政级别而发挥作用较小。
政对面：你曾经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工作过，看到过顶级智库的核心生命力。布鲁金斯学会理事会主席约翰·桑顿认为布鲁金斯的三个核心价值是：质量、独立、影响力，那么以这三个核心价值观衡量经过十年黄金发展期的中国智库，你觉得哪些做得好，哪些亟需补进？
王莉丽：我对布鲁金斯学会的三个核心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刻。布鲁金斯学会的三个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它的全球声誉，也是全球不同国家的智库必须遵守的核心价值观。
三个核心价值观展开来讲，质量，即研究的质量。智库是做政策研究的，产出的是思想，智库是以思想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独立性，不仅是一个机构的独立性，还包括研究过程独立性和学者的独立性。欧美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它要保证资金的多元化不能影响研究过程。中国的智库不太存在这个问题，中国智库资金来源比较单一，能保证充足的资金，不必在市场上寻找资金，但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对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很多欧美智库来讲，影响力又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议程的设定，二是影响力的传播和框架的构建，最后是政策的设计。对一个智库来讲，三个价值观是互为贯通、互相支撑的。思想要由学者产出，所以研究的质量取决于学者，学者需要机制化的支撑，学者有了思想之后需要通过各种传播媒介扩大影响力。
从这三点看中国智库，需要再换用一个概念来理解。我在2015年出版了另外一本关于智库的著作《智力资本——中国智库核心竞争力》，书中提到中国智库的核心竞争力是智力资本。智力资本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人才资本，一个是传播资本，还有一个是制度资本。制度资本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讲。宏观讲，近十年来，中国高度重视智库的发展，国家领导人一再地批示，国家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一再提出要发展中国特色智库，在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建设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微观层面，我个人认为中国智库还需要做很多努力。比如说大学智库会有科研考核评价机制来评定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如何没有适合智库研究的评价机制，会遏制人才的创新。人才资本决定了研究质量，需要制度化的环境和激励政策来保障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激情，促进创新，提高研究质量。智库的传播可以分国内舆论传播和国际舆论传播两个层次。国内舆论传播中国智库做得很好，中国智库很重视影响力的传播。比如今天“走进人大国发院”的活动，对于大学智库而言，是非常好的影响力传播的方式。但是重视舆论传播不代表舆论传播达到了希望的高度，智库的传播力还在于思想的创新能力。对于中国智库国内传播来讲，思想的创新能力限制了舆论传播力的效果。国际舆论传播层面，即智库公共外交影响力，在国际舆论传播空间，现在欧美的智库普遍特别重视社交媒体，我认为这方面中国智库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政对面：目前，中国智库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开始强调智库对决策科学性的影响力，那么目前来看，这种影响力是否到达了理想的程度，或者是已经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运行？
王莉丽：迈克尔·曼提出了一个国家权力的分析框架，他认为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四大因素共同构建了国家权力的一个制度化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意识形态权力可以说是核心，而智库产出思想，是知识密集型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意识形态权力的核心。
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崛起，都需要大量的知识储备和智力储备。像英国，做过大量的海外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美国在二战之后，开始做世界各国的每个地域的人文社科研究。目前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智力、思想的储备上，还是比较薄弱的。
回到刚才的问题，以人大国发院为例，它是国家高端智库，有很多制度化的通道可以把研究成果递给决策层，也希望对决策层产生一定的影响，即通过智库的政策建议服务于国家的决策。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需要提升，一是信息获取上有一些屏障。做研究时，如果信息获取不全，那么研究出来的政策就会片面，没有可行性。从这个角度讲，智库应该和政府之间建立一个制度化的通道，能够让智库学者在某些政策研究领域，在不涉密的情况下，能够获取和政府官员同样的信息。另一方面，虽然说智库研究要有独立性，但它一定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全世界的智库都是如此。所以中国智库在发展中要坚持独立性和国家利益的并重，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体系，形成良好的发展机制。
《政对面》对话王莉丽实录精编（二）
中美智库公共外交有利于推动彼此的理解与互信
政对面：你的国别研究领域主要是美国研究，当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临界点，国际秩序也面临前所未有挑战，国别之间智库的交流、对话好像没有之前开放了，对话的大门慢慢被关上了。你认为在当前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如何发挥好智库公共外交的作用，推进彼此之间的对话呢？
王莉丽：近年来，中美关系遇到一系列困难和挑战，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今年8月，社科院美国所召开了研讨会探讨：如果中国在国际关系中陷入某种程度上的僵局或者困境的话，智库的公共外交能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我个人认为，在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智库的公共外交依然能发挥作用。
政府外交受很多因素限制，政府外交的核心人员是外交官，带有国家使命和很多的外交指标等。自由度不如学者、智库等公共外交。当然，公共外交不能脱离政府外交，它是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政府是公共外交体系的主导者，政策、规定制定者，法律法规的规范者，以及政策、法律方面便利条件的提供者。相比较而言，智库公共外交的限制较少。智库、学者之间的交流有更大的自由度，可以就某些问题追根究底，共同寻求一个可能性，然后把这种可能性反馈给决策者，成为双方国家交流的一种通道，全世界的智库都承担着思想创新、研究政策以服务国家决策的功能。
以中美为例，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之间的对话成为中美关系的润滑剂或缓冲。这段时间，中国的智库做了很多努力，如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等，他们与美国的智库进行了各种交流，一些学者、前政府官员、一切企业家等直接去华盛顿与美国布鲁金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等智库进行面对面交流，坦诚布公地分析目前中美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可能的走向。另外，智库在国际关系中还可以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在全球构建舆论传播网络。但是需要强调一点，不能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公共外交抱有过大而不切实际的期望。当国家的国际关系陷入僵局时，可以通过智库在公共外交上做一些沟通和努力，但其影响力不是立竿见影的，而需要长期的、持续的对话和沟通，这种影响力可以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形容。
智库之间的交流有不同的模式，如独白、对话、合作等。进行智库公共外交的时候切忌着急，先入为主一种模式，彼此之间一定要有对话和沟通，而且对话应该是双向对称的。如果国际关系处于不和谐状态，那么直接寻求合作是不可能的，独白式的居高临下的宣传则会让人反感，这种情况下，对话是智库外交最合适的模式，彼此倾听，然后进行对话、探讨，最后提出可能性建议。
政对面：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中国也要面对承受诸多压力发展的新环境，面对来自各方的误解、偏见和质疑，从智库的角度，你认为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应该如何更好的向世界说明中国、讲好中国故事？
王莉丽：近些年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非常重视向世界介绍中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七亿人脱贫，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综合国力逐步提升，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军事领域还是国际舆论场，中国都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些都是正面的，我们很骄傲。我们在世界各国也做了很多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媒体传播方面的努力，为什么似乎还是有很多对中国的质疑和负面评价？
我觉得，首先中国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来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给中国一个良好的评价。西方媒体的影响力扩散大，传播快。很多对中国的相关报道来自于西方媒体，且通常媒体不去报道好的一面，而是报道不好的一面。比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每天揪着特朗普不放，每天都在批判特朗普。
第二，当然也要理解世界为什么这么看中国，去寻找背后的原因，去沟通，去研究世界不同的文化、政治、媒体、智库等，才能找到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方法。我在华盛顿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的调研，包括和各界的精英做一些学术访谈，生活中口头调查如出租车司机等普通民众的看法，因为我想知道美国人是怎样看中国的，是什么因素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认知。
我讲三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一个排名美国前十的负责传播的智库副总裁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对中国在国际上的一些符号，如熊猫、长城、美食等都非常熟悉，但就是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一位排名美国前三的智库的资深研究者，尼克松时代他以白宫记者的身份陪同尼克松访华，他对中国的了解就停留在那个年代，再没有在中国亲身体验过。第三个是关于美国国会的议员，他们作出那么多关于中国的决策，起码应该对中国有一个真实的了解，但实际上很多美国的国会议员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很多评价是建立在获取的关于中国的信息上，这些信息一部分来自媒体，一部是思想界经研究后提供的。所以说，向世界介绍中国，讲述中国故事，中国首先要把大门要打开，邀请尽可能多的来自世界各国不同领域的人到访中国、亲身体验中国。
第三，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要注重跨文化传播的技巧。2008年我写了一篇关于西方对中国偏见的评论文章，发在了《中国日报》的头版，但是在《纽约时报》却没能发出来，他们的反馈是叙述方式不适合西方读者。所以在讲中国故事时候，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以受众为中心，要进行全面的国别研究，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制定针对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精准化传播战略。
第四，讲好中国故事，要以文化为基础，在传播过程中要注重运用文化的力量。我是做美国研究与公共外交研究的，美国故事的讲述还是很成功的，尽管也有问题，但总体而言是值得借鉴的。以电影为例，电影是一种通用、共享的艺术语言，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最佳的形象大使，是它意识形态宣传的机器。从一战到现在，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传播，形象的构建，软实力的提升，好莱坞电影发挥了很大作用。那再看中国电影，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主要通过国际电影节获奖和院线上映，但院线上映成功的较少。总体来看，国际上中国电影传播的中国形象的影响力较小，没有形成全球化的文化现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富布莱特项目，这是一个学术交流项目。美国通过这样一个项目，在全球培养了一批非常了解美国的精英群体，这些精英在各个国家可能成为学术领袖、媒体领袖，甚至是政策制定者，那么他们对他们所在国在对美外交政策的制定肯定是有贡献的。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我们要寻找文化的核心，并以艺术形式呈现出来。
第五，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擅长运用多方面、全方位的媒介。近几年，精英舆论和普通公众舆论之间产生了鸿沟。在某些政治议题上，媒体人是精英舆论，是舆论领袖，要引导、影响普通公众舆论。但是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大选中可以看到精英舆论似乎未能引导公众舆论。所以在国际舆论传播中要注意精英舆论与普通公众舆论之间的这种分化，之前我们在国际舆论传播中也存在重视美欧、轻亚非拉的地域问题。但是现在舆论场发生了变化，社交媒体成为崛起的新主流媒体，因此我们在讲好中国故事，运用媒介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整个世界媒介形态、舆论场的变化，对普通舆论和精英舆论双管齐下，各自突破。另外，现在很多西方舆论进入了后真相时代，事实让位于情感、观点、主张，那么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些变化，调整传播方法。
(来源：人大国发院 ，2019年2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