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新研究员简介]1956年出生，湖南湘潭县人。1982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长期供职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在所、院两级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二级研究员，兼任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湖南省城市科学与两型社会研究会副会长等职。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省首届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优秀人才等荣誉称号。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研究。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其中1项为重点项目）、30多项省部级课题、1项国际劳工组织课题，出版著作计27部，发表论文260余篇，研究成果荣获省部级奖励达20余项。代表性论著有《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农村变迁论——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与发展研究》、《湖南城镇化健康发展研究》、《安邦之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探索》、《中国人口安全报告：预警与风险化解》、《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村城镇化推进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等。
走出农村，有志方能事成
1956年10月，我在长沙出生。60年代初，国家作出大幅度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策，父母作为国有单位职工，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湘潭县老家农村务农。之后，我被父母接到湘潭县，那一年，我七岁。
父母原在新华印刷一厂工作，因身体原因，吃不消农活，父亲还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于是，1966年他们辗转到益阳县印刷厂当合同工。弟弟是1964年出生的，考虑到他年纪小，父母便带他一同到益阳。我与姐姐留在湘潭县，一待便是十多年。姐姐只比我大两岁，高中毕业后当了民办教师。在农村，从读初中开始，我基本上是独自生活。
1971年，我初中毕业。那时读高中需要生产大队推荐，尽管我的成绩很好，还是当时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唯一的学生代表，因姐姐读了高中，就没有分到推荐名额。我并没有放弃，跑到县四中找人帮忙，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属于典型的非自愿辍学。
1972年下半年，高中入学由推荐改为文化考试选拔(唯一的一次)。听闻此讯，曾经教过我的初中老师非常高兴，热情地帮我插班恢复学生身份，因此我参加了考试，于1973年春，正式进入高中学习。
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下半年恰逢部队招兵，我踊跃报名。政审与内科体检均通过，只剩下最后一道胸部透视关，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事了。公社开会已明确定下我参加次日胸透，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对我父亲回乡后曾顶替他的职位而耿耿于怀，做工作取消了我参加最后一道体检的资格。为此事我鼓足勇气接连找了公社武装部长，来花石区接兵的教导员、营长等人，但无法改变结果。就这样，参军梦在我极不情愿的状态中破碎，人生又一次遭遇到了大坎坷。之后，作为回乡知青待在农村，种了三年田。
当时农村青年兴写诗，搞业余创作，我也想将其作为一条发展之路。三年来，我边出工边创作，在湘潭县文化馆主办的刊物《韶峰》上发表了一首小诗，一篇表演唱，写过诸如“风洗脸，雨梳头，风雨是我的好对手”之类的文字。
县文化馆举办“业余作者”培训班，我参加了两次，被评为“湘潭县先进业余作者”,并列为县业余作者重点培养对象。在这段时间，我因创作了一些作品，引起了公社的关注，除安排担任大队政治辅导员外，公社党委书记还点名调我去公社知青农场担任会计，参加农场管理。只是通知下达之时，我已背上行囊，踏上了赴上海读大学的行程。
1977年的高考，是一次改变我们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一次改变我个人命运的极大机遇。尽管备考时间短，参加高考的人很多，可供复习的资料寥寥无几，但我报考大学的决心很大，备考之中的艰辛难以一一细表，但用白天夜晚连轴转就足可以形容了。
值得一说的是填志愿。当年实行考前填志愿，确实有风险。我所报志愿非常大胆，分别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专业、湘潭大学政治学专业。当时这三所大学都是全国重点大学，没有层次之分，如果第一志愿录不上，按照当时的投档方式，最好的结果便是录入非重点本科学校。幸好我的分数比较高，如愿踏入复旦大学校门。
上了大学，我才真正走出了农村。在农村的日子，尽管有点孤单，有些坎坷，但回首过去，我更多地把它看成是一种必经的历炼。我深深体会到，机会是留给有备的人，不管环境如何，只有自强不息，潜心学习，放手一搏，才能闯出去，成就美好人生。
学科转向，耕耘孕育收获
治学有一个学科定向的问题，扬长避短才能突出特色。我用了十年时间，从经济学完全转向社会学。这个过程，不论你是“无心插柳”，还是“有心栽花”，守得住初心，耐得住寂寞，极为重要。
考入大学，我所学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70年代末，复旦大学未曾设立社会学系，直到1980年在分校才正式设立，但对人口问题研究比较看重，教育部一度准备在复旦大学设立人口学系，与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一南一北”格局。当时人口研究机构放在经济系，资料室存有许多有价值的人口方面的书籍，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书籍、原版进口书籍等等，数量颇多，我也常去查找资料。没想到，我喜欢人口学的事传开了，当时班上同学说：“我班有两个同学，到了资料室，一个只看党史，另一个只看人口学。”同学之间的一句笑谈反倒激励了我，既然名声在外，我也真的把研究兴趣放在人口学上。
在修“中国经济思想史”课程时，为写作课程论文，我选择《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口思想研究》题目，即研究薛福成、梁启超、严复等人的人口思想。为写好论文，多番查阅资料，曾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80多册线装本）从头到尾阅读了一遍，最后用材料纸写成文章，有30多页。老师看后写了200余字的评语：“此文写的很好，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资料作参考，就是有的话也非常不错了。”在此基础上，我撰写了《严复人口思想述评》一文，江苏社科院主办的《群众》（《江海学刊》的前身）曾来过录稿通知，最后于1983年在吉林《人口学刊》上刊发。
《简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我的毕业论文，当时即刊发于上海人口学会主办的《人口科学》上，也被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编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物《人口问题与理论》收录，当时只有两位本科学生的文章被收录，我便是其中一个。
1982年2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科研工作，开启了新的征程。刚入省社科院，我被经济研究所安排研究商业经济，才半年多一点，因所里研究农村的人手少，急需注入新鲜“血液”，根据安排我转而研究农业经济，也就是当时的“农村经济”。
1983年下半年，省社科院成立社会学所。院领导考虑到我之前研究过人口学，并于6月派我参加中山大学社会学高级研究班培训，与当时北大、南开、中山大学、中国社科院第一、二届硕士研究生共同学习，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授课。在经历了初步的社会学训练后，我转到了社会学所。
学科转向的最大推动力还是来自于湖南小城镇问题研究。这一课题在1984年由省建设厅下达，时任省社科院副院长张萍担任指导，开始由经济所一位40多岁的同事负责。该同事不久被调往中南民族学院任职，这个课题便转由我主持。这一年，我只有28岁。
课题完成用了一年。我和同事走遍了长沙、株洲、湘潭三市范围内所有稍成规模的小镇，望城是调研的第一站。我们在望城住了半个月，调研了靖港、铜官、乔口、坪塘等小镇，后又至株洲、湘潭地区调查，获取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过程有些坎坷，有的县对此事并不积极，但总体上还算顺利，在全国，我们对小城镇调研属第二家（第一家为江苏，他们由鼎鼎大名的费孝通先生挂帅）。我撰写了5篇研究报告和2篇文章，提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必须经历“初次转化”和“高层转移”两个阶段，城市化总体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城镇体系等观点，被学界称为城市化研究中“多元发展论”流派的代表观点之一。我用了两个月撰写的《小城镇发展中的农村人口转化》一文，在《求索》刊出后，被美国《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杂志全文译载，并于1992年被评为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1990年，我参加了省委社教工作队，在桃源县同仁村工作一年，在完成社教任务的同时，我结合科研，深入到300多个农户进行访谈调查和问卷调查，将该村庄1982年至1990年每户人口变化情况全盘摸清，取得了准确的资料，写出了5篇调查报告和论文，相继在《社会学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人口学刊》等刊物上发表。
从研究人口问题到小城镇再到城市化，从涉及社会学领域到1990年合著的《组织社会学》《企业社会学导论》出版，我真正完成向社会学研究的转型用了整整十年时间。学科转向，确有艰辛，甚至有风险，但我时常激励自己，科研之路，要敢于突破自己，勇攀高峰，不断创新，方见成效。
服务大局，眼高带来手高
学术研究要着眼现实问题、服务党政决策，只有站在新的高度，才能铸就大手笔。
1994年，省委宣传部下达“五个一工程”重点选题“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两易其稿，撰写了《安邦之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探索》一书，有36万字，于1996年出版。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书籍能超过三十万字，可谓“皇皇巨著”，毕竟这类书籍均在二十万字以下。我这本书的突出特色是紧扣社会现实，抓住了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且具有社会学特点。《人民日报》等报刊相继发表书评，称其为“研究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部力作”，先后获得湖南省1996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图书奖和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随着时月打磨，我的眼界逐渐拓宽，对世间万物有了新的看法，对学术研究更为严谨细致。我与同事曾合作主编《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一书，这是湖南省委确定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项目之一，共三卷，一百多万字，于2002年出版。该书全面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正确认识和处理农民问题的波澜历程，开辟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新视野，也获得了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图书奖。这本书我费力甚多，所阅读的有关文献、资料、论著少说也在5000多万字，引证虽多，但在该书评奖前的质校检验中，无一差错，受到省出版局的通报表扬。
我不是党史研究者，作为主编之一，有的专家并不服气，也有些不放心，曾经我还与一位湖南党史名家有过一番“舌战”。我发现他负责撰写的内容中，有一些差错，提出来请他予以修改。一位党史名家被一个非党史研究者质疑，心中难免不服，为此，我将他出现的差错，特别是史实差错，随口一一道来，还点出了正确出处，精确到某书某页，使他心悦诚服，按我的要求进行了修改。
1997年，我晋升为研究员，2002年起开始担任所、院两级的领导职务。随着肩上担子的加重，研究层次也相应提高，与几任省委书记也有过比较直接的对话。最令人难忘的是与张春贤书记的对话。
2006年湖南正在筹备召开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会议，春贤书记下到14个市州进行调研，回来后，召开了社科院专家座谈会。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蒋建国同志通知了5人参加，我是其中一个。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为此，我连夜写了《把握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文，作为会上汇报材料。4月29日，座谈会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召开，我们与春贤书记、蒋建国部长相对而坐，每人汇报8分钟左右，会议预期安排为一个半小时。不曾想到的是，我在会上汇报的时间用了半个小时，不是我讲了这么长，而是春贤书记对我讲到的一些问题很感兴趣，时常接过我的话发表自己的见解。最后，整场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
随后，省委召开的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工作会议，春贤书记将我汇报的内容摘取了部分原话用到报告里面，还采用了产业集群、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等概念。有趣的是，新闻记者在写报道时，因不理解春贤书记所讲的新概念，为此，特意来到社科院请求专家“补课”。那是我第一次与春贤书记直接对话。
后来，春贤书记向省社科院下达了两个课题，其中《湖南进入“快车道”后又好又快发展对策研究》由我主持研究。规定要沿着“湖南发展的历史方位、湖南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构想、怎样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方向走，分三个子报告，每个报告3000字左右，以《成果要报》形式呈报。当时处于春节前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困难不小。课题正式开题是腊月二十五，规定交稿是正月初八。我清楚地记得，初八一大早，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派人准时催稿，因为要得急，我在纸质稿上改一部分，课题组成员马上就在电子文档上改，改好后一份一份发过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课题组成员的密切合作下，成果得到了众多领导认可。春贤书记在文章作了长篇批示，如下：
这一课题对当前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方位、走势和路径的分析有一定见地，也很有现实意义。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湖南如何适应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发生深刻调整、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积极占领新的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迈进科学跨越、富民强省的新步伐，这是社科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希望社科界多推出具有真知灼见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
我还和其他三任省委书记有过对话：
2005年6月28日，我应邀在省委常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上，作了《和谐社会建设与湖南农村社会变迁》的专题报告，时任省委书记是杨正午同志。
2011年12月7日，我以民进湖南省委特聘会外专家的身份主持完成的《优化我省消费环境及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作为民进湖南省委参政议政调研成果，向省委书记周强同志等省四大家主要领导作当面汇报。
2013年12月29日，我主持完成的《加快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进一步开放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又一次作为民进湖南省委参政议政调研成果，向省委书记周强同志等省四大家主要领导作当面汇报。
2015年4月10日，省委书记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前，省委改革办委托我主持对《实施意见》进行全省首次第三方评估，并将评估报告提交会议一并审读。徐守盛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看评估材料很翔实，意见很客观，对于修改完善《实施意见》很有帮助启迪。”
服务决策既需要眼界高，也需要功底厚。只有视野宽阔，高屋建瓴，贴近现实，深入基层，对问题进行准确把握，深刻剖析，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报告，也才能影响决策，服务政策，推动实际问题解决。为此，我潜心操练，在为湖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决策的服务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治学无涯，根深才有叶茂
读书，是我极为喜爱的一件事，不仅自己养成了爱书、看书的好习惯，而且还带动其他人一起读。我担任社会学法学所所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全所发起“月读一本书”活动；我在担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期间，读书是我非常强调的事情，推荐给学生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读书，要有针对性、目标性。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不说知识渊博，也应广涉中外。现今，我们对国外的研究了解太少，在他人的肩膀上攀登不够，要想在更高层次的社会学本体理论上同国外学者对话，读书很有必要。
近些年，我系统学习了西方社会学，还给自己安排了两个“任务”，一是把书找齐，二是收集电子版书籍。目前，电子版书籍我已有2.4万册，纸质书籍也有4000多本，我所收藏的西方社会学及相关书籍，在省内收藏应是最齐全的。
做好笔记，是读书的收获。在院内培训活动和读书会上，我时常会强调“读书如何做好笔记”的问题，在我的认知中，笔记是读书时的一种修行，懂得做好笔记，是对书本知识的二次解读。
资料若能被正确使用，那么它将发挥出巨大的价值。有些书，若觉得写的不够好，我也会挑选出可用部分，将它作为一个靶子，细细揣摩，探寻作者写作视角，思考新的写作思路，让自己沉浸、思索，提高自身创造力。
原来我用笔做读书笔记，现在则做电子读书笔记，读书的速度快多了，两天读一本书不是难事，每本书还至少能留下6000多字的电子笔记。近几年的读书一览表是：
2013年，169本，5054.94万字；
2014年，139本，3346.74万字；
2015年，198本，5160.90万字；
2016年，108本，2602.08万字。
这样的数字，这样的记录，这样的习惯，贵在坚持。2017年因忙于课题，数量有所下降，但也接近百本书。
说一件有趣的事。2014年春节期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多日没有找到独特的视角。有天，我突然想起社会学大师韦伯曾说过“身份秩序”，我忙找出《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文集》一书进行翻阅，思路一下子打通，很快就将申请书写好。当年我所申报的《身份秩序视阈中农民工的尊严诉求与社会政策的构建》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是该范围题唯一一个中标课题。
积累是学习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事情，没有积累，也就难以产生联想。思维的海阔天空，必须建立在学识扎实的基础之上。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于峻岭乎”。甲子已过，在茫茫学术世界里，我收获甚多。展望未来，我愿不负初心，奉献平生所知所学。
（本文原载湖南省社科联组织编纂、宋智富主编《名家故事：湖南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忆事 第3辑》，湘潭大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初稿撰写：祁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