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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亚平:向愚与他创办的《抗战文选》

时间:2015-12-21 来源:原创 作者:周亚平

周亚平:向愚与他创办的《抗战文选》(图1)

向愚(1903-1989),湖南衡山县人,原名向大名,又名向金声。大革命时期,即1924年,向愚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湘南特委领导成员,又是湘南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向愚都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工作,卓有成就,尤其是在八年的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下的第二战线上,他和妻子刘雯冒着生命危险成立“战时出版社”、创办《抗战文选》杂志,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抗日宣传做出了巨大贡献。

“马日事变”后,由于革命形势恶变,白色恐怖严重,向愚曾不幸两次被捕入狱,因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6年,在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严信民的介绍下,向愚带着妻子,经北平来到西安,当时是想去延安。但因蒋介石对日寇采取不抵抗政策,强调先消灭共产党再抗日,对抗日进步人士多以围捕,且反动派在西安驻扎了大批军警特务,无法去延安,他和妻子只好在西安市省立二中找了份教书的工作,以便寻找机会。在西安,他边教书边利用课余时间以“向金声”、“向愚”为笔名向各报刊社投稿,宣传抗日,这样,他在西安小有名气。

1937年春,周恩来代表中共到南京同蒋介石商谈国共合作抗日大计,回延安时途经西安,为大力宣传抗日,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召开文化界座谈会,向愚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在会上慷慨激昂宣传抗日,被周恩来赏识。会后,周恩来找到向愚,谈话中,得知向愚夫妇由于两次被捕脱党多年,请求回到党的怀抱,便诚肯地对向愚夫妇说:“据我所知,你把监狱当大学,刻苦学习外语,出狱后在南京和西安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做得很好!根据目前形势,延安还要派出大批干部到白区工作,开辟第二战线。你们就不要去延安了,以民主人士身份开展工作,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到时候党会来找你们。”为了党的利益,向愚夫妇服从周恩来的安排,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中。

1937年7月7日,因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中国军队的奋起反击日寇,惊醒了全中华民族,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高涨,情绪激昂。向愚夫妇趁机收集全国各大报刊上有关抗日的文章,用油印机印成单页本,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授,各校国文老师也纷纷效仿,在当时反响很好。夫妇俩认为大力开展抗日宣传的时机已成熟,必须乘热打铁,成立战时出版社,大量出版各种抗日书籍。通过出版各种抗日书籍,向愚从中收集到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人、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中抗日进步人士主张抗日的方针、政策、言论,一字不漏地整理出来,刊登在由他创办出版的《抗战文选》杂志上。

《抗战文选》杂志第一辑于1937年10月20日正式出版。该杂志的内容分为论著、抗战文艺、战地通讯、抗战史料、杂品等五个栏目。论著栏目,主要收集各种抗战问题的文章,比如有毛泽东的《我们怎样抗战》、潘汉年的《如何确保抗战的全部胜利》、艾思奇的《文化在抗战中》等等;抗战文艺栏目,主要收集描写抗战的散文、诗歌、戏剧等;战地通讯栏目,主要收集各大报纸的战地通讯;抗战史料栏目,主要收集讲演、谈话、宣言、通电、书信等,如:陈独秀的《抗战的意义(讲演)》、蒋介石的《对卢沟桥事件谈话》、朱德的《朱德等就职抗战通电》等等;杂品栏目,主要收集关于抗战的各种杂品文章,如:郭沫若的《理性与兽性之战》、宋庆龄的《国共统一连动感言》、时事新报的《爱国七君子访问记》等等。这些栏目及文章真实活泼,可读性极强,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初版3000本一上市便被一抢而光,再版5000本仍不够,当年内就发行了近两万本。

《抗战文选》每辑10多万字,按月发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实际上在西安是严密封锁延安中共中央抗日的方针、政策和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向愚他们能够收集到有关中共的抗日文选,主要由当时中共中央在三元县主办“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冯文彬,和中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伍云甫(衡阳省立三师的学生)提供。有些著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郭沫若等以及一些进步文化界人士如茅盾、丁玲、冰心等人的文章,则从报纸上剪辑而成。凡是中共及其领导人有关抗日的主张、方针、政策、讲话,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报道,都一字不漏全文刊登,及时地将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对于《抗战文选》杂志的编辑整理,向愚为之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每一辑的出版,他不仅要收集整理,还要亲自写文章,在第一辑中他写了《毁碎敌人剪刀式的侵略政策》的文章;第二辑写了《中华民族前进的两条铁轨》;第三辑写了《论中苏合作抗日》;第四辑写了《抗战中的教育问题》;第五辑写了《清算抗战期间的国内变化》;第六辑写了《国共合作的必然性和长久性》,等等。这些文章观点鲜明,文字激昂,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对国土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而且,向愚夫妇还在每一辑出版前,都要邀请西安各校的语文教师到出版社(实际上只是一间较大的房子而已)召开座谈会,倾听大家意见。这实际起到了组织大家学习、宣传《抗战文选》的作用,也把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1938年,上海失守后,全国的抗日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西安市各中小学教科书没有了来源,经陕西教育厅厅长周伯敏(进步人士,解放后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批准,决定将《抗战文选》杂志作为全省中小学国文教材和公民课的补充教材。至1938年10月,《抗战文选》总共出版了8辑,这样,《抗战文选》就成了全省的合法读物。此后,西北五省亦效仿,就连山西、河南邻省也前来购买《抗战文选》,作为他们的教材,可见其影响极广。当时,《抗战文选》每辑都必须再版几次,销行几十万册,都由西安大东书局印刷发行。与此同时,向愚与夫人刘雯以战时出版社为阵地,还出版了《毛泽东最近的抗战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史》、《晋北游击战争纪实》、《蒋介石最近的抗战主张》等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爱国青年的抗日热情。向愚夫妇还将出版发行的稿费大部分资助给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作活动经费。

1938年10月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挑衅,向愚所任教的西安省立二中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省立二中的学生大部分为东北军子弟,抗日热情极高,全校师生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在当时有“西安抗大”之称,国民党反动派视之为眼中钉,趁日寇轰炸西安时,指使军警冲进学校,开枪打伤两名学生,造成师生一千余围住军警不放的场面。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这场轩然大波算平息了下来。这场轩波,也给向愚的战时出版社敲了一记响钟,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冲击学校,其目的是想搞垮《抗战文选》杂志社,压制抗日人士的爱国热情。在这种情况,继续出版《抗战文选》已不现实,向愚夫妇只好从西安辗转回湖南,在时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徐特立的安排下,去衡阳中共秘密联络处湘江书店工作,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所以,到1938年10月,《抗战文选》在西安实际只出版了8辑就停办了。

1939年初,湘江书店被敌机炸毁,向愚便以马克思生日的含义,在衡阳开办了“五五书店”,吸引很多进步青年。同年3月,向愚以新一辑为期刊号整理出版了《抗战文选》第9辑,内容主要还是宣传坚决抗日到底,收集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宋庆龄、蒋介石、孙科等著名人士有关抗日的讲话、文章。新一辑除保留抗战论著、抗战史料、抗战文艺三个栏目外,将原来的战地通讯与杂品两栏目改成:显微镜下的汪精卫、日本人的中日战争观和抗战外论三个专栏,在这几个专栏内,刊登了何香凝、吴克坚等痛斥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的文章,还选登了日本作者及苏联、法国、美国等外国作者对中日战争的看法的文章,这对广大读者全方位了解中日战争的进展及国际国内进步人士对这场战争的观点与看法,是有很大帮助的,无疑对于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起了极大的鼓舞与推动作用。

由于向愚的抗日宣传影响过大,触怒了国民党反动派,1940年底,五五书店被查封,他也因此第三次遭被捕。后被解救出狱,他又在衡阳创办金国印书馆,继续出版革命书籍,宣传抗日,直至抗战胜利。

作者:周亚平,湖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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