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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武:成长路上的点滴回忆

时间:2018-08-02 11:23来源:名家故事 作者:刘建武 点击:

刘建武,1959年11月生,陕西省澄城县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曾任湖南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中国中央文献研究会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会副会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12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教学。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等数十项。已出版的主要学术专著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条件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改革开放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与发展趋势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在《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0篇。

时光流转,甲子轮回,再过一年,我就到了花甲之年了。之前,我几乎没有公开谈过个人成长发展中的心路历程。我还在努力地工作着,还有很多事要做,还没有到坐下来谈功论道的时候。你们编辑部基于工作需要,让我谈谈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点滴,我们就随便聊聊吧。

求学路上的小故事

我的祖籍在河南。1938年,为了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扒开了黄河花园口大堤,河南大部顿成泽国,百姓流离失所,为寻求一线生机,父亲三岁时随爷爷奶奶从河南温县逃难至陕西渭南。碰巧的是,我的母亲也因1958年那场大饥荒从河南鄢陵来到了陕西。自此,父亲与母亲成家,虽然当时的条件异常艰苦,但大家对未来仍然充满着希望。

1959年11月,我出生在陕西渭南澄城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们共有六兄妹,算是个大家庭,孩子多劳动力少,生活比较困难,玉米、红薯、青菜是常见的饱腹之物。父母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在生产队开会。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从来没有闲下来过,他们在生产队起早贪黑地干活,为的是多挣点工分。特别是母亲,回到家里除了做饭,夜晚还得无休止地为我们缝衣补鞋,沉重的生活担子压在父母双肩,使得他们没有多少时间照顾我们,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着家人干一些力所能及甚至力所不及的活。快八岁开始上学以后,我渐渐有了自己的向往和追求,读书成了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事情。

1978年夏,我高中毕业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试前一晚,我睡在全县唯一考点县城中学的窑洞里,半夜感觉身上奇痒难耐,起身一看,身上不少的小红肿块,是被木板床下的臭虫咬的。我的皮肤生来较为敏感,惧怕臭虫一类。在难以入睡的情况下,半夜时分我裹着被子来到校园露天泥砖磊成的简易乒乓球台上,卷缩一团,浑然睡去。翌日清晨,我迷迷糊糊睁开眼,只见人群熙熙攘攘,才知晓自己睡过头,晕乎乎走进教室,参加考试。这一年,我落榜了。

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压力,高考结束后我成了生产队的一个劳动力,繁重的农活压抑不住我对学习的渴望,我下决心要复读。于是,我一边劳动一边寻找可供复读的学校。当时家里既没钱也没有关系,找个复读学校并不容易。我常常蹲守在不同学校的门口,直到学生晚自习下课,才悻悻离开。一天,寻找学校无果,在半夜回家的路上,为了走近路独自一人走进了一片坟地,许久走不出来,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想起来这件事就有点发怵。经过了许多的曲折,我终于争取到了去原学校复读的机会。就这样,半年后我又参加了1979年的高考。这年夏,我在生产队干活的地头收到了邮递员送来的陕西师范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本科录取的比例很低,好像不足百分之五。一个几百人参加考试的学校仅有几个学生能被录取。我是我们那个村里恢复高考后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当时在农村是件天大的事,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农家穷孩子,能够通过不懈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是很多人想也不敢想的事。所以,我很感谢邓小平,感谢改革开放,感谢这个时代。没有高考,我是不可能上大学的,也是不可能走出农村的。

奔赴湖南任教

上大学时,我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当时对于读什么学校和选什么专业,我完全没有概念。现在想来,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也是一种缘分使然,这还得从小时候的经历说起。

从我懂事上学开始,在偏僻的农村,接触外面世界的唯一渠道就是听村里的大广播。村里的喇叭每天都会宣读毛主席语录,那时课堂上老师所传授的知识也是与毛主席有关。所以,从我懂事开始,就从内心由衷敬佩毛主席,跟着一起学习毛主席的语录。上中学以后,由于毛主席著作学得好,我便当上了学校的团委书记,身为学生干部,不仅自己带头学习毛泽东思想,还时常带领同学们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其实当时那个年龄是读不懂毛泽东思想的,或者说对其认识是非常浅薄的,只是表明一种积极上进的态度而已。我常受到学校和老师的表扬,成为了全校学《毛泽东选集》的先进分子。

记得那时候发给我们的课本的封面上,印着革命圣地延安的宝塔山与延河桥的图案。每每拿起书本,看着这些图案,心中就充满向往。受此影响,我考大学时填报的第一个志愿就是延安大学。根据当时的高考录取政策,按分数高低由重点院校到一般学校的次序录取。我被陕西师范大学录取了。也正是因为受到毛泽东思想的熏陶,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大学期间,国家不仅不收学费,还向学生发放了生活费,虽然每月生活费不到20元,但对我来说十分重要,这不仅给家里减轻了负担,也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条件,真正是国家培养了我。大学期间,我学习认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学习上。当时我最喜欢学的是中共党史,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五四”时期的陈独秀。

1983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学生毕业不需要自己找工作,由国家按需要统一分配。到了分配工作的时候,老师把学生召集到教室,开始一一分配工作去向,我被分配到湘潭师范学院任教。湘潭是毛主席的家乡,虽然路途遥远,但心里是极为向往的。

我从小体质就不太好,身上湿气比较重。来湖南以后,最初对湿热气候是不太适应的。特别是到了夏天,那时没有空调,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烘烘的,到了晚上总是热得睡不着,我便将背紧贴墙面,从而得到一丝凉感,随即墙面上便汗湿出一片,整个人感觉总是提不起精神的样子。湖南还以吃辣著名,大多数菜里都会放辣椒,对于我这个不吃辣的北方人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为了适应,我硬起头皮吃辣椒,吃过饭之后,往往嘴巴四周又烫又烧,全身出汗。为了解辣,我常把嘴巴伸到水龙头下,用凉水直接冲辣。渐渐地,我适应了湖南的气候,适应了湖南的辣,由此我也成了一个真正的湖南人。

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来到湖南任教后,为了提高我的教学水平和能力,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认真学习,认真读书。1985年,我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师从知名学者郑德荣教授,在郑教授的指导下,开始了我的学术研究生涯。

我的研究以1993年为界,大体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主要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关系,第二阶段是主要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先说说我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吧。我读书的东北是曾经被日本侵略者长时间占领过的地方,当年伪满洲国的所在地就在长春。到那里读书后,学校图书馆也有一些日本侵华时期的资料,我就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日关系方面。当时,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天在翻阅30年代出版的《国闻周报》时,看到一张照片,有一对老夫妻身体廋弱,衣衫破烂,蔫蔫一息,相互依偎在一条山路上。图片下边就四个字:“坐以待毙”,意思是再也走不动了,就在这里坐着离开这个世界吧。看了让人心酸,这大概就是当年不少普通中国人的命运。共产党之所以要革命,不就是为了解救处于苦难深渊之中的中国人民吗?我当时翻阅了不少30年代抗战时期的文献资料,渐渐地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过去我看过的一些著作甚至教材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为什么与原始文献的记载不一致呢?到底谁对谁错呢?这就成了我感兴趣的问题。为此,我先后撰写了《有关日本侵占东北后国际联盟调处的几个问题》《九一八事变与国际联盟》《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宋哲元与抗战前的华北政局》《对<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关于张自忠在七七事变前后的几个问题》《一·二八事变后国际联盟调处活动评析》《国民党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等多篇论文,先后在《抗日战争研究》《东北师大学报》等刊物发表,还被邀请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等单位1991年在沈阳举办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研究30年代中日关系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一些比较深刻的认识,一是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可能是世界上最缺乏信义的国家,它的官员整天就干着颠倒黑白、子虚乌有的事,而且还振振有词。受此影响,我很长时间对日本人有一种莫名的厌恶。二是意识到“国弱无外交”这句话的含义,中国多大呀,可是就是因为贫弱,所以总是受人欺负,有理无处说,处处受气。三是懂得了只有自强才能强人的道理,国家内乱,人民遭殃,国家必须统一,必须团结,必须强大,人民才不会受苦受难。这期间的研究所形成的一些观念,对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研究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

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到了原来供职的学校继续任教。其实,当时硕士生毕业是有很多选择的,可以去北京工作,也可以去其他地方,但我还是回到了湖南。

毕业回湖南后,由于缺乏资料,我对中日关系的研究就无法继续下去了。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对我的影响很大,觉得很震撼。随即对邓小平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的研究方向开始转到了这个方面。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动摇过,一直围绕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学习和研究。

从我一开始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时候起,就有一种感觉,应当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而不能搞成支离破碎的东西。当时也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似乎一讲“解放思想”和“敢想敢干”,“实事求是”就变成了僵化保守的代名词;一讲扩大开放和学习外国,就好像自己什么都落后,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一讲要搞开发区,从中央到地方就一哄而起,连一些村里也划出一片地搞起了“圈地运动”等等。所以,从学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一开始,我就把研究的目标确定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1992年秋,我撰写了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第一篇文章是《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明确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一观点。1993年,我组织成立了“湘潭师范学院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这是湖南高校中成立很早的一个研究机构(1998更名为湘潭师范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从1993年初开始,我着手撰写《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一书,经过两年的努力,1994年底完稿。1995年初(春节)的时候,在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一位我岳父的朋友知道我写了这么一本书时,热心推荐给时任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文选德,出乎我的意料,与我素昧平生的文部长看到我的30多万字书稿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部长不顾烦劳,把那么厚的书稿随身带着,一有时间就仔细翻看,对一些观点甚至错别字都一一标明,最后还写了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年5月,我独立撰写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正式由湖南出版社出版,可以说这是国内系统研究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第一本著作。书籍出版以后,引起了关注和好评,还参加了十五大前夕中央举办的五年辉煌成就展。这本书之所以受关注,主要是在理论界比较早地提出了“邓小平理论”及“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大约在这本书完稿三年后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所以,有人说我是最早提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学者。其实,正确地说我写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是第一本出版的研究邓小平理论体系的著作。

之后,我把自己的研究精力主要集中在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和研究方面,先后在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等出版了《时代的丰碑——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与历史条件》《改革开放论—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总结与发展趋势研究》《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邓小平社会主义特色观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由来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历史条件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等研究著作,算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尽了一个理论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在组织的培养下成长

我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看书、写书、教书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可以说是个典型的“书呆子”。1993年我破格评为副教授,1996年又破格评为教授。1997年初担任了系主任,是个正处级干部,算是走上了领导岗位。

1999年中央提出推进理想信念教育,我提出要解决好理想信念问题,主要应当从理论上讲清楚四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对待资本主义;什么是封建主义,怎么肃清封建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怎样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意见得到了当时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肯定,随即由省委宣传部组织专家集体攻关,出版了《信念丛书》(一套四本),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1999年,学校院领导干部职位进行调整,我被选拔到院长助理的岗位。2001年,我开始担任学校党委副书记,后来又成为湖南科技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我从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到校级领导,我所在的学科也从专科到本科、从二级学科硕士点到一级学科硕士点,到2013年我离开学校前成为省属高校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有过曲折,有过迷茫,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在不少人看来算是成功的。我想我能够有所成就,最重要的还是遇上了好时代,遇到了好政策,一路上有组织的关心和培养,不然很可能走不出那个穷山沟。

师者人梯也

我这个人与“师范”有着不解的情缘。我本科读的是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读的是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读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工作在湘潭师范学院(后改名为湖南科技大学),并且一干就是30年。所以,对“老师”这一称呼,对“教师”这一职业有很深的感情。

我的成长就是从老师的教育开始的。记得上小学时,根本不知道写作文是怎么回事,只是为了应付作业。但每一篇老师都看得很仔细,改得很认真,还时不时加以表扬和鼓励。老师认为写得好的时候,还常常把我的作文念给全班同学听。可以说,这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自尊心。正是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我很早就喜欢上了写作文,尽管每次写的自己都很不满意。还记得在高考前夕的一次作文模拟考试时,写的是以“谈理想”为主题的作文,老师看了后,不仅给全班同学说,而且在全校讲,“如果今年高考是写‘理想’的题目,刘建武这篇文章不仅能够得高分,而且可以登到《陕西日报》上”。这对我是多大的鼓舞呀!在我成长的路上,遇到了许多让我受益终生的好老师,有小学、中学的老师,有大学和研究生时候的老师,也有不少工作生活中的老师。古人讲一个人的成长要有贵人相助,老师就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贵人。

在我从教的岁月里,我尽力向我的老师们看齐,向他们学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学生的成才垫石铺路。

讲个小故事,记得大约十年前的一个五一小长假,我陪北京来的几位客人到南岳衡山,住在了山顶宾馆,傍晚时分,看见几个年轻人有说有唱,其中一个女孩歌声响亮,在小路上相遇后我随口说了句“你的歌唱得真好”。女孩高兴地问道:“是真的吗?我再给你们唱一首《小背篓》好不好?”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知道这个女孩正是我所在的学校里的学生,随后,她在向我们讲述其经历的时候,深深地震惊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这个女孩来自浏阳,家里父亲因伤瘫痪,母亲是个精神病患者,年幼的弟弟骨瘦如柴,浑身是病,正跟着她一起上学。为了生活,她边读书边打工,一天兼职做七八份工等等。这次到南岳,这是她第一次出门远游。听了这个孩子的讲述,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随后,我派人进行了详细了解,可以说,实际情况比她讲得更为严重。问题是,这么困难,学习成绩却一直非常优秀,各方面表现也很突出,很乐观,很上进。了解这些情况后,我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七千多元,以帮其解燃眉之急。同时,由学校帮助其解决了她本人及其家庭的一系列困难。后来,这个学生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学校、政府和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先后被评为了湖南省优秀大学生、全国优秀大学生等。在本校研究生毕业后,回到家乡浏阳工作。可以说,个人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都发生了根本改变。这个学生叫何平。

从教几十年,类似这样的例子并不少。我对“教师”的理解是“人梯”而已。我的老师是这样做的,我也尽力这么去做。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成长成才、成名成家,成了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老师最开心的事!我最喜欢对“师范”这两个字的解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实践中,也尽力这么去做。

我深感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短短几十年,经历了从几乎是原始的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的大跨越,感受到了我们的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飞跃。个人的命运从来都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我个人能够进步,有所成绩,应当感恩这个时代,这是一个无比伟大的时代。

本文转自《名家故事——湖南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忆事》(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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