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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源:杂忆五味

时间:2018-08-02 11:14来源:《名家故事》 作者:周发源 点击:

周发源,1955年出生于湖南澧县,籍贯湖南湘阴县(今汨罗市),中共党员。现任湖南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会长、研究员。曾任《湖南社会科学》主编,《船山学刊》主编,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出版专著两部,主编著作二十多部,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党建研究》《党校论坛》《内部文稿》等报刊发表文章一百多篇。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三十多项,主持撰写调查报告近三十个。作品获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特别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十五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湖南省优秀专家。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九次、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湖南省人民政府院士专家咨询委员会首届、第二届、第三届委员。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商学院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


岁月渺渺,人生几何。我从呱呱问世至今已有六十多个春秋,在生命运行的轨迹里,那些走过的路、吃过的苦、经历的事、帮助过我的人,始终铭记于心,成为永生难忘的记忆。如今,虽已近退休,但对于学术的热爱依旧。人生有涯,学无止境。走学术之路,苦中有乐,乐而忘忧,不知老之至矣!回顾走过的路,觉得做人为学应“五味”俱有,才是可回眸、有回味的人生。


1955年,我出生在湖南澧县官垸公社官垸码头,那时家境较好,父母是集体单位职工,生活基本无忧。1966年父亲病逝后,家境逐渐滑坡,1969年初随母亲下放到官垸公社田家口大队十六生产队,从此走上自我谋生的路。那一年,我不到14岁。

我自小顽皮淘气,上小学时成绩一直很好,利用认识的一点文字,囫囵吞枣地看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古典名著,为英雄豪杰所折服。虽顽皮,因爱看书、成绩好,也得老师器重。随母亲下放农村后,学业中断,老师为我惋惜,多次上门劝说。但当时生产队规定,一家子必须有人出工干活,母亲那时已50多岁,旧社会裹了脚,从未做过农活,下放已让她身心疲惫,我不忍心让她在农村干活,便决心辍学,投入到生产队劳动之中。

我们借了生产队队部的一间杂屋住下,这里没有锅灶,没有床桌椅等家具,离邻居较远。以前在码头(小集镇)上生活悠闲无虑,突然下放到农村,洗衣、做饭以及各种农活都不会干。当时成人壮劳力一天工分是10分,妇女7分,我年纪小,个头不大,只能算半工,一天5分。为了挣工分买粮食,我啥都干,是整个生产队出勤率最高的队员之一。不久,母亲因姐姐生孩子到常德市照顾其母子,我一人留在生产队,抱着一定要养活自己的信念,扎下根,苦立志,从头学,认真做。

那段时间,村民邹永义、邹永华一家给了我很多帮助,他们知道情况后,特地清扫出一间偏房让我住,还提供锅、灶、床、桌、椅等用具。还有胡振清等不少村民,经常喊我到他们家吃饭,改善生活。正是许多好心人的帮助,让我感受到了农村老百姓的朴实与善良,也让我更加懂得感恩,自强不息。

1969年夏天,生产队搞“双抢”,分为早白晚三班,为了能够多挣工分,早中晚我都出工,一天劳动十几小时。还记得我跟田宗兰、李廷秀等多位女同志一起插秧,由于年纪小,没干过农活,插秧速度很慢。她们比我大几岁,从小生活在农村,插秧又快又好,总是把自己的插完后又帮我插,使我也能与她们同时下工回家。“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这是我最喜欢的诗之一,每当念起它,就浮现出这段生活的情景,40多年了,仍记忆犹新。

我不会做饭,每到饭点便犯愁,只好买些红糖兑开水拌饭,没想到这个方法还挺管用,做一次够吃上好几天,也省了不少时间来挣工分。夏日的太阳很毒辣,我因长时间以红糖水拌饭充饥,吃油盐少,时间一长,营养跟不上,身体每况愈下,曾多次昏倒在田垅地头。生产队队长赵学忠见我身体弱,不会干农活,又多次病倒,就特地安排我记工分。我从小看父母做生意,耳濡目染,学会了打算盘,做记工员正好派上用场。记工员虽然也干农活,但每天有一部分时间登记出工情况,劳动强度减轻许多,身体勉强可以支撑。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家里的口粮是靠自己的双手挣回来的,自己养活自己便是支撑我艰苦奋斗的信念。以后思想渐渐成熟,深深体会到自强不息的深刻含义,吃苦精神、自强精神也就一直保持下来。


我曾幻想当诗人、作家,从小就特别喜爱看书,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书中的知识,却也能沉浸其中,即便之后在做工人、闯社会的日子里,不论再忙再苦再累,也从不忘看书学习。

我觉得,学习包括四个方面:于实践中洞察世事,入书本纵览古今,三人行各学其优,吾日三省吾身。这几方面秉持之以恒,必有收获。我做过木工、泥水工,干过很多杂事,这一感悟贯穿一生,是一生的财富。

1972年,澧县轻工业局招工,我被招到九垸公社手工业联社当学徒,学习木工手艺,每月18元工资。后来得知社里没有转正指标,自己不属于编制内的正式工人,也就意味着吃国家粮不稳定,是永久的临时工。于是,下决心走出去,开始独闯江湖。从津市木材加工厂辗转到常德地区木材加工厂,然后又给别人做家具等。从1972年到1975年,我做了近四年游荡性木工,每天工资2.38元,加上加班加点,收入相当可观,甚至超过了姐姐姐夫两位大学生每月工资的总和。我从不乱花钱,每次领了工资就交给母亲保管,渐渐地,积蓄越来越多,不仅解决了自己和母亲的温饱问题,还买了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录音机等,过上了时尚的生活。这段时间,我在澧县、津市、常德等地多个单位做事,为多个家庭做家具,接触了许多人和事,提高了技艺,增长了见识,在生活渐渐好转的同时,对上学读书的渴望也愈加强烈。

1975年,湖南桃源纺织印染厂招工(招知青),由于我社会经验较为丰富,虽是小学学历,还是以知青的身份破格招入。当年工厂招了一千多人,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仅在澧县就招了一百多人,单独成立了一个新工连队培训,我担任了连队负责人。厂里干部职工大多读过高中,文化水平较高,深感自己与他们相差甚远,于是就暗地里追赶,借着办墙报、写文作诗、搞演讲等机会,督促自己学习。

1976年底,我因木工手艺出色,调到常德地区歌剧团工作。这是文艺单位,自由时间较多,剧团80多人,经常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学习氛围热烈,大家都愿学、爱学、比着学、互帮互促学,我与书本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步。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考大学成了新潮。我下决心考大学,特地买了数理化《自学丛书》和《青年自学丛书》自学,经常到常德市一中、三中、七中等学校旁听,用三年的时间学完了这两套丛书。下象棋是我平时的最爱之一,经常沉醉其中不思茶饭。但那三年,我不曾碰过象棋,一有时间就看书解题,搞题海战术,仅数学就解过上万道题。

1981年,我如愿以偿地参加了高考,成绩位于常德市成人高考前列。当时本可以被常德师范等学校录取,但若上学,没有收入,生活就会陷入困难,便放弃了这次机会。然而通过备考应试,还是积累了许多知识。1982年再次参加湖南广播电视大学考试,在常德地区文科成绩名列前茅,被录取到汉语言文学专业。电大三年期间,我一直半工半读,有工资收入,又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提高了写作水平。

1984年,我与同班同学赵卫光到慈利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这是一块 “养在深山人未识”的风水宝地,古木参天,怪石如海,清溪似练,原始味道浓。特别是地形陡峭,山峰剑立,世所罕见。有人戏说,农民如若养牛,就要在牛小的时候抱上山去,不然牛大后,就无法上山了。这里风景好,人更好,民风朴素,村民和善,旅程美好,收获满满。我们边看边说,边欣赏边思考,还为许多未开发的景点命名,如 “十里画廊”“雄狮哮天”“夫妻岩”等等。为记下心中美景,我写了两篇散文《黄狮寨看日出》和《索溪行》。为了写出不一样的感受,我便阅读众多名家关于写景写人的美文,力求写出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当怀着忐忑的心情把《黄狮寨看日出》寄出投稿,于上海《旅游天地》1984年第2期刊发后,在班上引起小小轰动,也极大地鼓舞了自己,让我明白,只要用心读书,仔细观察,深入思考,真情体验,站在独特视角写出自己的感动和韵味,文稿就可以变成铅字。

1985年5月,我迎来了人生之中的大转折。当时省委党校招收大专起点的本科生,而我电大的课程已基本学完,便抓住此次机会复习报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走进了省委党校校园,选学中共党史专业。这个决定影响了我的一生。以前喜欢的是文学,很少涉猎理论知识,思维方式和爱好追求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校学习,是我从小学毕业后再一次坐在教室里中规中矩地上课,而且还发工资,内心感触颇深。毕业二十年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感言:

在历史上,她是瞬间;在我心里,她是永远。

她赐予了知识的盛宴。教与学的互动,思与辨的坦然,读与写的转换,丰富了知识,锻炼了思维,凝聚了价值、勤奋、激情与追求,会伴随我走向人生的终点。

她构建了情谊的港湾。岳麓山上,绿树下,课堂中,病房里......一幕幕,一件件,如影随形,历历在目,永远难忘。师生情,同学情,朋友情,不管是近是远,是浓是淡,都汇成一种珍藏,一种怀念。

她促成了角色的转换。在这里,我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干部队伍的一员,知识分子的一员。春秋二十载,青丝白发,弹指一挥间。党校学习两年,留下无限眷念,千万感慨,感慨万千,最终汇成了我的衷心祝愿:愿母校更好,恩师更健,同学们时时快乐,吉祥天天!

在这一系列变化中,我唯一不变的是读书学习。从读情节曲折的古典小说起步,到中外各类文学名著,再到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管理、科技等五花八门的书籍和期刊报纸,拿来就看,饥不择食。一天不读书看文章,心里就有空荡荡的失落感。有两句诗说得好:未能随欲惟求已,除却读书都让人。与书为伴,会话古今哲人,海阔天空,随心所欲,真好!


1987年,我从省委党校毕业,开始走上学术之路和学问人生。学术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专门的知识。学问就是对知识和规律的探索,就是要既学又问。回首三十多年的学问之旅,觉得问题导向是学术之魂,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做学问的基本遵循。

官僚主义是我研究的第一个学术问题。在省委党校学习期间,我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直都在反官僚主义,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是片段性的,比较零碎,系统性不够。于是,萌生了将官僚主义做一个系统研究的想法。为了找到独特的视角,我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到省委党校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常德地委档案馆等单位查找资料,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1987年写了《十七年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历史反思》一文,将我们党1950年至1966年这十七年来反官僚主义的斗争进行分析总结,被评为优秀论文。后来,把该文投到上海文汇报社主办的《理论探讨》,只半个月就刊发了,这是我发表的最早的理论文章之一,获得常德地区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成功的激励是巨大的。1987年以来,我断断续续地研究官僚主义,发表了十多篇理论文章,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思想观点,通过归纳整合,用通俗化的语言和方式写成《直击官僚主义》一书,于2013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敝帚自珍,从我有限的视野来看,这本书可以称得上全国乃至世界学理性、系统性较强的研究官僚主义的学术著作之一。书中用“源流”“形态”“防治”六字系统阐述了官僚主义这一社会管理综合病,花费了不少精力,当然,也有过不少争论。

在“官僚主义起源”问题的思考上,我与几位知名专家有过不同看法。时任中央党校校长高扬、哲学部主任杨春贵和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越生等知名的专家对此有不同认识。孙越生认为:官僚主义是人类的“政治原罪”,是权力机构与生俱来的,“人性中压迫剥削欲这种恶对政府状态善的寄生”,是人的本性的产物;高扬、杨春贵提出:“官僚主义的产生以官民对立为基础和前提,只是国家和官吏产生以后,才会产生官僚主义,因而官僚主义是阶级对立的产物。”读了他们的文章后,觉得他们的看法各有合理之处,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便写了《官僚主义起源再思考》一文,认为官僚主义的产生是与管理联系在一起的,人类社会活动只要有管理,就可能发生官僚主义;官僚主义发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故意为之的,掌权的管理者为了自己利益,以权谋私或故意决策失误;另一种是非故意的,是认识水平不高,不能把握事物规律,拍着脑袋作出了错误决策。由此推断,原始社会就有官僚主义的萌芽,到阶级社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种新观点的提出,产生了较大影响,该文在《社会主义研究》1991年第1期发表后,光明日报主办的《报刊文摘》转载了主要观点。

邓小平决策思想是我研究的又一个学术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大潮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养料和宽广平台。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的方针政策是怎样形成的?中国为什么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些疑问促使我探寻其中的原因。要想正确解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研究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当时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的思想轨迹和特征。1993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引发了理论界研究邓小平的热潮。我认真细读了《邓小平文选》,收集了一百多种相关资料进行研究,于1995年执笔撰写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基本特征》一文,在《求是》杂志1995年第5期刊发,引起热议和好评,获得中共中央宣传部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论文奖。当时湖南获评这一奖项的文章很少,此前是唐凯麟教授两次获奖,之后就是这篇文章。此后,我围绕邓小平决策思想开展了多方面多视角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后经梳理研究形成专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1999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再次引起较大反响,获评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1999年度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等奖和湖南省第六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事学术研究,要按照寻找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进行。我也将此分享给我的学生和朋友,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有所进益,希望他们能在学术的土地上扎实耕耘。


理论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也要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作为理论工作者,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于党和委政府的决策,是服务社会和人民的有效路径。2001年,中共湖南省委决定让我担任湖南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2009年,又任命我为党组书记。受岗位变动和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影响,着眼现实问题、开展实地调研、服务于党政决策成为我研究的主要方向。

2005年,全国各地纷纷取消农业税,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大变革,对农村经济社会必将产生重大影响。当时农村因交公粮、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等问题,干群关系比较紧张,免去“皇粮国税”后农村如何改革发展?这是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我组织了十多位专家,深入开展“取消农业税后农村改革问题研究”,先后到湖南省的6个县(区)和湖北省的2个市深入调研,收回调查问卷6000多份,召开省、市、县(区)、乡(镇)、村等不同层次座谈会13次,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典型2个,还直接到田间地头、农户家庭与农村干部、农民交谈,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情况,于6月完成了《以乡镇机构改革为切入点 推进农村综合配套改革》调查报告,包括一个主报告和六个子报告。我们将调查报告寄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他给予肯定,安排国务院秘书二局通知多寄几份转有关部门,还委托国家信访局致函表示感谢。湖南省多位领导作出肯定批示,并安排课题组成员直接参与指导湖南农村改革试点——沅江市的改革试点工作。《人民日报 · 内部参阅》《湖南社会科学》等予以推介。这个调查报告反映了当时“三农”的许多实际情况,提出的对策建议源于实际,直指问题,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又写在当年9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之前,给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以调查报告为基础,我主编了《新农村之路丛书》,以学术为基础,力求用翔实的资料、典型的案例、专家的点评、媒体的语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结构新颖,形式鲜活,语言简明,由专家学者、实际工作者和新闻记者合作撰写,分析回答了当时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也是理论读物通俗化写作的创新探索,对以后的理论读物通俗化产生了积极影响。

2008年那次调研,我印象也很深刻。当时我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总量,民营经济就业人口超过国有经济就业人口,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而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却相对滞后。我想,要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必须加强民营企业中党的建设,牢牢占据民营经济阵地。但当时对民营经济领域党的建设状况不甚清楚,这是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必须解决的问题。于是,我牵头开展“民营企业党的建设问题研究”。恰逢三一集团(民营上市公司)邀请我为该公司写党建工作调查报告,便与他们协商,由公司提供课题经费,对全国民营经济党的建设作深入调研,同时把该公司的调研作为子课题,由我们撰写调查报告,得到他们支持。为摸准情况、解决问题,课题组深入湖南、北京、四川、浙江等地,召开了不同地域、多个层次、各种类型的多个座谈会,实地考察调研了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多个民营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深入交谈,比较深入地掌握了民营企业的党建情况,撰写了《让党旗高高飘扬在“民企”这个阵地上》为主体的调查报告,分析回答了当时民营企业党的建设若干问题,提出了加强民企党建工作的相关建议。报告面世后,受到中央领导、中央组织部和湖南省领导的重视,分别作出肯定批示。我还记得,当时分管党建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看过报告后批示:“这个调查很好”。中组部组织局还邀请课题组人员对《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讨论稿)》提出修改建议。之后,该调查报告在《人民日报 · 内部参阅》《党建研究内参》等媒体刊发。给三一集团写的《让党的建设在民营企业生根开花结果——对三一集团的调查与思考》在《求是》2008年第4期发表。

在多年的调研实践中,我深深懂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摸准情况是写好调查报告的重要基础。只有真正摸准了情况,对调查的情况进行深刻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才可能影响决策,形成政策,推动实际问题解决。我牵头写了近30个调查报告,大部分为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


古语云:“业精于勤,荒于嬉。”人在实践中成长、成熟,做事要抓铁有痕,善作善成,大到整体谋划,小到每个细节,必须靠勤奋努力来落实。郑板桥曾言“吃亏是福”,我很喜欢。所谓“吃亏”就是多出力、多做事,不计得失,脚踏实地,像钉钉子一样,一锤一锤的打下去,才能做成事。人是在实践中成长、在磨炼中积累的,母亲经常讲,力气去了还会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将其牢记在心,持之以恒,无论读书还是工作都是夜不急寐,闻鸡而起,加班加点是常态,周末和节假日很少休息。久而久之,成了同事眼里的“工作狂”,我一笑了之。记得鲁迅说过,哪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这句话的前部分我不赞同,人的智力、天分是有差别的,但后一句具有普遍性,成大事者无不是勤奋努力的。我虽没取得什么成就,但一直在勤奋工作,不懈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勤奋努力的过程中,有两个品质特别重要:一是诚信。言必行,行必果,这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不能为,不应允,即使能为,也言不可过满。二是包容。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与人同行同事,要善于看别人的长处,换位思考,多替别人着想,扬人之长,补己之短。用朱光潜先生的话说,“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

要做成事,除个人勤奋努力外,还要特别注重团结与合作。团结就是力量,合作才能共赢。团结合作就是大家一起勤奋努力。2015年9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了《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这是湖南社科界的一件大事。该条例是如何产生的?是由我牵头策划、各方面合作努力、同志们共同奋斗出来的。当时湖南省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立法,为了把此事做成,大家共谋共想,群策群力,苦干巧干,调研、开会、写文稿,加班加点是常态,没有一个人抱怨。我是省十二届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2013年1月,联合23位省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湖南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的议案”。立法是一件很严肃的事,统一思想也较难,议案的提出、起草、修改经历了不少曲折。有人认为,已经有了科学技术条例,社会科学是科学技术的一部分,还搞个条例干啥?就在原有科学技术条例中加上社会科学的内容嘛!有人认为,社会科学比较虚,条例难以写实管用等等。然而,在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克服众多困难,经过三年打磨,终于使该条例高票通过,也是湖南出台法规条例所用时间较短的之一。

这个条例,是多个单位和多人合作努力的成果。社科界的专家学者、省社科联机关的同志,特别是课题组直接从事调研起草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工作。省人大教科文卫委、法制委、法工委的同志深入调研,数易其稿,方使条例草案日臻完善。省委、省人大、省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这说明,只有群体的勤奋努力与团结合作才能办成有价值的大事。

我深深的感到,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组织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发展进步,都离不开艰苦奋斗与团结合作,只有脚踏实地、务实创新、勤奋努力,才能用自己的双手克服困难,改变落后,顺应时代发展,才能做成一些想做的、有益于人民的事。

六十岁已过,回首过去,我是幸运的。长期从事社科理论工作,接触了许多长者、学者和新锐者,经常与仁者、智者、礼者、义者、信者打交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生活常态,这就有了很多学习进步的机会和平台。我很感谢几十年来社科界和社科联机关许多朋友对我的无私关心、关爱与帮助。如今,我仍读书不止,每天写日记,经常作笔记,时常写作耕耘,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做记录下来,丰富生活,丰满人生,以甲子轮回为新起点,发挥优势,学不止、思不怠、研不懈、写不停,不负“第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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