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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驰:一路奔波一路歌

时间:2018-08-02 11:17来源:《名家故事——湖南优秀 作者:王驰 点击:

王驰,曾用名王源清,河北省馆陶县塔头村人,1926年3月出生。1940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村、乡儿童团团长、县宣传队班长、区青救会主任、中共冀鲁豫分局办公室机要秘书、冀南区党委组织部干事、区委副书记等职。1949年2月南下,8月入湘,历任县委宣传部长、湖南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第一副部长兼《新湘评论》杂志编辑部主任,省外事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省社科院党组书记、院长兼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其间,曾任湖南省革委会委员、省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要从事宣传理论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研究的主要课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学术著作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文学艺术与精神文明建设》《论改革大潮中的精神文明建设》《留在心里的歌》《一路奔波一路歌》《湖湘文化大观》《探索文集》等19部(含主编)。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200余篇,著作和文章多次获奖。1998年,被授予“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酸甜苦辣的童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概括而言,童年的我既受过凄风苦雨的折磨,又感受到过温暖阳光的呵护。幼小的生命在艰难与欢乐兼而有之的人生里程中延伸、成长,感受着人生的艰辛与温馨。

我们家很穷,几代人进不起学校,父亲到30多岁才结婚成家,母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在我两岁半时去世,我和四岁半的姐姐靠父亲外出卖劳力、祖父“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夜劳作养活。我的生母去世后,父亲曾一度对家庭的前途感到绝望,在无奈之中想到:把姐姐送给别人做童养媳,把我送给别人当儿子,他出去“吃劳金”,挣钱养活祖父。后被乡亲劝阻,才打消了这个念头。姐姐虽然比我只大两岁,但对我关怀备至,我需要什么尽量满足。姐姐在外祖母家住得多些,父亲外出打工,我主要由爷爷照顾。虽然家里非常困难,但爷爷从来不让我受委屈。有一年过春节,家里没钱买不起肉,但又怕我看到别人吃饺子会哭脸,于是爷爷想方设法买了一斤肉包了饺子。爷爷和父亲配着窝窝头吃了一顿,剩下的让我吃了10天。父亲每次谈起此事,都非常伤心。

按照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我是无法上学的。但由于祖父和父亲目不识丁,都是文盲,备尝没有文化的苦头,所以下决心让我读书。在读小学的几年中,我学习努力,也很守规矩,从来没有罚站罚跪。有一次,大表哥来看望我们,祖父让我给大表哥背课文,并让他检查我的作业。大表哥看后表扬我学习不错,爷爷听了很高兴,满脸笑容。大表哥后来给我买了砚台、笔和点心作为奖品,可惜他英年早逝,我很伤心。后来,我还教父亲和乡亲们识字,帮别人记账,成了村里颇受欢迎的“小先生”。

从小,我就开始做力所能及的劳动,学会了许多劳动技能。我们那里的土地盐碱重,村里不少人因地制宜,做淋小盐生意。这不需投入多少成本,只要有劳力就行。我小时候也淋过盐,刮盐土、运盐土、装池子、挑水、晒盐等工序,都是我自己做。不过,我不是为了卖,而是自己家里吃。淋盐水、晒盐的池子都是借别人的,别人闲着不用时我借用。有一次我把晒好的几十斤盐背回家去,祖父、父亲、继母都很高兴,表扬我说:“这一下不用掏钱买盐吃了。”

除了淋盐外,我也做过弹棉花的活儿。弹棉花的产品是为了出卖,赚钱养家糊口。弹棉花过程中使用的三种工具虽然是半机械化的,但也是比较笨重的体力劳动。记得13岁那年冬天,我和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伙伴合作给别人弹棉花,实际上是打工,可以得劳务费。每弹五个晚上的工钱,可以买一斗粮食,一家人可以吃几天。

因为家里穷,买不起煤炭,只好因地制宜,靠秸秆、杂草、树叶等解决烧柴问题,其来源除自己地里收来的之外,就是到广阔的田野捡拾。我小时候长期干拾柴这个事,由于勤奋努力,会想办法,别的孩子都没有我拾得多,因此我成了村里公认的拾柴能手。

我的童年生活中也有愉快和幸福的一面。

我的家乡属华北平原,很美。春季,微风吹拂,广阔的田野麦浪滚滚;夏季,青纱帐将大地装扮成绿色的海洋;秋季,五谷丰登,硕果累累,令勤劳的人们喜笑颜开;冬季,万物沉睡,大地一望无际。总之,四季美景惹人醉,如诗如画又如歌。生活在如此美妙自然环境中的少儿,一年到头都感到幸福酣畅。

塔头村小巧玲珑,生态环境美丽。四周到处是树,有枣树、杨树、柳树、梨树、榆树、椿树……特别是村南有很大一片挺拔的杨树,是我们村的一景。村里还有两个葡萄园。到了春天,整个村庄周围郁郁葱葱,引来百鸟争鸣。上小学时,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到树林里野游。有一次,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日记,谈谈见闻和感受,我写了一篇关于鸟的作文,“在树林里看到一只大鸟,头上的冠子是红色的,好像一朵鲜花;身上的羽毛是花的,好像女孩子穿了一身花衣,它的全身都很美丽。”老师看了问我:“你为什么写鸟呢?”我说“因为我喜欢鸟。”老师又问:“为什么喜欢鸟?”“因为鸟好看,会唱歌”我回答说。老师说:“你既然喜欢鸟,以后就要好好地爱护它们。”

我们家院子虽小,但长了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是椿树。每到春夏季节,两棵树长出茂盛的树叶,为我们遮阳避雨,一家人可在院子里吃饭、乘凉、休息。由于这两棵树并排距离不到一米远,父亲用几根横木棍绑在两棵树上,作为上树上房的梯子,挺方便的。那棵枣树每年结两次果,头一次的果大些,第二批的果小些,因此,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可以吃到新鲜枣子。有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和继母:“别的枣树一年只能结一次果,为什么我们家这棵枣树可以结两次果呢?”父母故意逗我:“老天爷看你是个好孩子,特别照顾你,让你多吃一点枣子。”这种回答虽然没有解开我的疑问,但我听了还是很开心。

在村里,我有许多小朋友,一有机会,我们就集中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玩游戏,我往往是组织者和召集人。那时,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打尜、打瓦、扔墙根、踩高跷、捉迷藏、打陀螺、踫拐、玩泥钱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0月23日,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家乡,从此,经历了一场悲惨的苦难。这一年,我11岁。有一次,村里来了八路军,一位军官见我比较机灵,问我:“你跟我走行不行?”我毫不犹豫地说“行”。他又说:“到军队里要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怕不怕?”我说:“你们不怕,我也不怕。”后来,军官特意征求我父亲的意见。我父亲和家人说我太小,不能照顾自己,等大一点再去为好。因此,参加八路军的事落空了,我感到非常遗憾,恨自己出生太晚。

曾因鬼子的入侵村里小学停了课,后来又复课。记得有一篇课文的旁边有一个插图,一队小朋友正在操练,文中有“锻炼身体,准备打鬼子去”这样两句话。学了之后,我们受到启发,请了会玩拳的师傅教我们,一鼓作气学会了三套武术。我们还把村里小朋友们组织起来,学着军队的样子练兵、练打仗,并用子弹壳、火药自制小“手榴弹”。虽然这些只是小孩的把戏,但说明我们这些孩子也在为打鬼子动脑筋,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打鬼子的种子。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人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革命生涯从这里开始

“七七”事变后不久,有一天村里突然来了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他们进村后,把村民分别召集在一起,先教唱歌,然后进行抗日宣传,提出让大家组织起来,跟日本鬼子作斗争。就在这一天,村里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团。我当选为儿童团长。儿童团成立后,积极开展了抗日宣传、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捉汉奸、通讯联络等活动。后来,又建立了乡儿童团,我又被推举担任乡儿童团团长。这时候,我的任务也多起来,要检查和督促各村儿童团的工作,还经常参加区、县召开的各种会议,要慰劳伤兵等。因此,我的革命生涯是从儿童团开始的。

1940年春天,我考上了南拐渠抗日高级小学公费生,这也是我脱产参加工作前的最高学历。当时,学校已经建立了党组织。有一天晚上,一位比我大几岁的姓阎的同学(浅口村人)跟我说:“学校党支部要发展你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并说快放暑假了,待暑假后正式办理入党手续。同年8月份,我加入了馆陶县宣传队,正式融入了抗日的洪流,成为一名抗日工作人员,那年我14岁。当时,为此事我有点矛盾,既想继续读书,又想早点参加抗日工作。后来在六区抗联主任阎呈祥的支持下(我当乡儿童团长也是他和我谈的话,并由他主持投票选举),加之姐姐的鼓励,父母也不反对,这样,我就走上了抗日的工作岗位,翻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到宣传队不久,党组织负责人郭冠英同志跟我单独谈了一次话,要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然很高兴。10月初的一天,他悄悄的告诉我:“今天晚上给你举行入党仪式。”晚上,只有我和郭冠英两人,在村外一个偏僻的、没有点灯的破草屋里,完成了我的入党仪式。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提出质疑,说党章明明规定18岁才能入党,为什么我14岁就入党?而且只有一个入党介绍人,也没有预备期。他们想把我打成假党员。幸亏我的入党介绍人郭冠英当时还健在,头脑清楚,他将我的入党情况介绍得一清二楚,与我讲的并无两样,造反派的“愿望”落空了。

我在宣传队,除了积极工作、参加统一安排的学习之外,还抓紧时间进行自学。那时年轻,求知欲强。那段时间我读了《新民主义主义论》《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等。虽然有些看不懂,理解不深,但也确实使我学到了不少理论知识,为后来的进一步提高奠定了基础。我不喜欢演戏,但爱好演讲,经常一个人躲到安静的地方练习演讲。有一段时间为配合扩军,针对“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俗话,撰写了一篇《好人要当兵,好铁要打钉》的稿子,到各村去演讲,受到了赞扬。到宣传队后我将原名王源清改为王驰,当时许多宣传队员都改了。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改名字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的家乡塔头村是当地对敌斗争的一面旗帜,一座抗日的堡垒,因此也成了敌人的眼中钌、肉中刺。1941年8月14日拂晓,数百日伪军包围了村庄,先用迫击炮轰,机关枪扫射,并施放毒气后,发起总攻。村里民兵、青抗先、自卫队及抗日民众进行了顽强地抵抗。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攻进村中。鬼子和伪军进村后,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使塔头村遭受了一场空前浩劫。塔头村是个小村,当时仅有157户,591人,竟有40人战死或残遭杀害,15人受伤,16人被掳去,被强奸的妇女30多人,财物被抢劫一空。惨案发生的前一天,县政府和宣传队都住在我们村里。按照当时对敌斗争的规律,8月13日晚,宣传队随政府转移。第二天,塔头惨案的消息传来,宣传队沸腾了,个个咬牙切齿,摩拳擦掌,为未能与塔头村民众并肩战斗而感到遗憾。

塔头惨案,是全县最大的一次惨案,它震惊了馆陶县的各个角落,震惊了三分区的各个村庄,震惊了冀南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在一段时间里,各地无不街谈巷议,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赞叹塔头民兵和抗日民众的英雄气概。

塔头惨案一直是我挥之不去的记忆。我恨日本鬼子,不是一般的恨,而是恨之入骨,怒发冲冠。我时刻怀念遇难的乡亲,似乎经常听到他们的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勿忘村耻村仇!”闭上眼晴,仿佛看到他们坚毅的面孔。我一直认为,他们的血不能白流,不能不了了之,他们的名字和事迹应该被铭记。纪念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建设一个塔头惨案纪念园。这些年我为此做了许多努力。2014年,我88岁的时候专程回到家乡,向县乡领导讲明情况,提出建议。之后,撰写了《关于建设塔头惨案纪念园的设想》《用事实说话》,给河北省委领导写信,为塔头村民起草向县、中央有关部门的信,反映情况,提出要求。此外还撰写了碑文、楹联等。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实现这一愿望。

1942年5月,敌人再次突袭塔头村。当时,因继母身体不适,我正好请假回家看望。敌人进村后,一边到处放枪、大喊大叫,一边挨家挨户搜查、抢劫。父亲、继母和我坐在厨房里,静听外面动静。这时,随着外面的喊声和枪声,前面邻居家的一个姑娘,从我家房顶上顺着两棵树中间绑成的梯子溜了下来,并迅速跑进我家厨房,惊慌地喊道:“大爷、大娘,快救救我!”这位姑娘长得很俊,落到敌人手里肯定是一场灾难。情急之中,我顺手在锅底摸了一下,然后往她衣服和脸上抹了些黑灰。一个伪军官提枪追到我家盘查,问姑娘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八路军?并动手拉她。姑娘尖叫一声,紧紧抱住我继母肩膀不肯出来。伪军官恶狠狠地说:“你怎么不说话,再不出来我枪毙了你。”我又急中生智地说道:“她有点傻。”父母亲也附和,伪军官听我们这么说,又见她身上脸上很脏,就凉了半截。后来,又进来几个皇协军把我抓走。趁着敌人抢劫的混乱,我和同被抓的其他两人脱逃了出来。

1942年夏,精兵简政,宣传队撤销,我调到六区担任青救会主任。主要任务是向全区青年、少年儿童进行抗日宣传教育,发挥他们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1943年初春,冀南民政干部学校在三分区办了一所分校,县里让我去学习。结业后调到五区担任青救会主任。在五区那段时间主要从事抗旱、灭蝗、防洪、战瘟疫、生产自救等工作。不久,县委又决定我去延安学习,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然而,当我们越过平汉线,到达太行山区冀南后梯队驻地——偏城县(1946年5月,并入涉县),事情发生了转折,延安不去了,留在后梯队参加整风学习,这也是我平生较重要的一段经历。我写过二首诗,反映了当时生活、学习情景,刊登在学校的墙报上,其中一首写道:

跋山涉水来太行,

整风云集“大礼堂”。

膝作课桌地作椅,

记录搁在大腿上。

课堂辅导讲文献,

小组讨论摆战场。

争先恐后论精神,

联系实际谈思想。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1944年5月,中央指示迅速结束整风,干部尽快返回岗位。我是第二批离开太行山的。下山后,计划先在冀鲁豫分局驻地休整学习,然后回到冀南去。走前,组织上通知我留在冀鲁豫分局工作。当时,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兼分局组织部长,他给我谈话时说:“王驰同志你就不要走了,把你留在分局工作!”冀鲁豫分局是党的高级领导机关,留在这里工作,我当然非常高兴。后来分局办公室主任郭绍荡找我谈话,说组织决定让我到办公室当机要秘书,并交代了具体任务,同时交给我两样特殊的办公用具,一个皮包和一盒火柴。前者用来保护电报、机密文件在雨天不遭损坏,后者用来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把电报和机密文件烧掉。

在分局工作期间,我曾两次接触邓小平同志。一次是在分局驻地的广场上,聆听他所作《忠诚与老实》的报告;另一次是按照宋任穷司令员的批示给他送电报。他亲切地问了我一些问题,走时对我说:“你是个小青年,要好好学习和工作,为革命多作贡献。”这种教诲至今难忘。

在分局,还得到过宋任穷司令员的很多关照。有一次行军,我脚上打了泡,行走不便,他便把马让给我骑。还有一次,下农村搞机关生产,晚饭后我给他送电报,当时他不在,我回到自己的住房等。干了一天农活累了,实在撑不住了,我告诉同住的同志说:“我睡一会,宋司令来了叫醒我。”后来宋司令来看电报,见我睡了,他对同住的同志说不要叫醒我,电报明天再看吧!就回去了。醒来后,我一听这个情况很着急,也很后悔,认为再累也不应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把电报送给他时作了检讨。他说:“没关系,我估计没有十分紧急电报,所以没喊醒你,今天看也不迟。”后来,宋司令还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帮他抄写资料保存。他是一个很重视资料积累的领导人,在报纸发表文章的特点之一,就是资料翔实。

在冀鲁豫分局工作了一年多。日本投降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冀南冀鲁豫分家,我又重新回到冀南地区,被分配到冀南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我随区党委工作队到夏津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因工作成绩显著,受到工作队和当地党政机关表扬,县人民政府发了奖状:“兹奖给王驰同志为发动群众翻身运动的模范干部,特此嘉奖。”这份奖状我一直珍藏至今,有人看到它风趣地说道:“它成为文物了。”

1948年8月至1949年2月,我在冀南威县四区当了半年多的区委副书记。那时主要工作是土改复查、整党、秋收冬种,任务很重,日夜奔忙。有一天晚上,我去一个重点村开会,检查布置工作,因会议结束得晚,村支书要我住下,第二天再走。我坚持要回去,因为还有别的任务。村支书只好派一个党员同志送我,两人各骑一辆单车。那是一个冬天,气温很低,骑到一个坑边时,因路窄冰滑,我连人带车滚到坑里去了,幸好没摔伤,拍拍身上的泥土,在那位送我的党员同志的帮助下,将车子抬到岸上,又骑上车子往驻地奔去。在四区工作期间,扎扎实实的基层工作,使我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增长了许多基层工作的知识与经验,对我是很有意义的。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中共中央于1948年10月28日发出《中央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和中原解放区抽调53000名左右的干部随军南下,到新区开展工作。根据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冀南区党委决定从全区抽调4000名干部,组成一个区党委、六个地委、三十个县委、两百个区委的工作班子,成建制地到新解放区进行接管工作。

1948年底的一天,曾任冀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的郭森,在从威县到南宫县(1986年撤县建市)的公路上碰到我,谈了南下的事。他说:“我正想找你谈一个事情,区党委已决定我南下,任新区党委组织部部长,我想要你跟我一起南下,不知你愿意去不?”他这样一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认为共产党员应该志在四方,经风雨,见世面,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不应该局限在自己的家门口。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同意跟你一起南下。”郭部长听了我的回答很高兴,笑着说:“你这个年轻人倒很干脆,你不需要再考虑了吗?”我当即表态:“不需要考虑了。”我问:“知道到哪里去吗?”郭部长说:“我听说中央把冀南干部分配到京沪杭地区。”“那不是人间天堂吗?冀南的干部太幸运了”,我激动地说。郭部长说:“你怎么讲起迷信了呢?不是幸运,是工作需要。”过了几天,我接到县委副书记王浩同志的电话:“王驰同志,县委已经正式决定你南下,任县委宣传部长,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兴奋地说:“谢谢县委的决定,我的梦想成真了。”

1949年2月,南下干部陆续集中到河北省威县潘村一带,经过动员和一段时间的学习、训练,4月3日,这支南下大军浩浩荡荡地踏上了南下征程。一路上是辛苦的,但又妙趣横生。大家一路奔波一路歌,酸甜苦辣都化为营养,锻炼了身心。原本这支队伍是到号称“人间天堂”的京沪杭去工作,到开封时进行了调整,改为湖南,大家思想上一度发生波动,但不久就想通了。一切服从组织安排,是我们那个年代人的特征。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到那里去学习、工作,为建设毛主席家乡出力,这是难得的好机会,也是无上光荣的任务。经过途中几个月的艰难跋涉,1949年7月底,到达了澧县县城,随即与地下党会师。8月3日,步行到达津市。至此,圆满完成了南下任务,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

刚解放的常德地区,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培养新生力量。于是,1949年8月中旬,组建了常德专署政治政校。我在津市工作不久,因津市改镇,便调到常德专属政治学校工作,任组教科长。常德专属政治学校共600名学员,其中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500人,“送训”人员100人。政校办校的时间不长,从学员入校到结业总共只有半年时间。但由于贯彻了正确的办校方针(按延安抗大的模式办校),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干部,被学员们誉为“革命的熔炉”。

在政校的学员中,有一位叫袁发纯的年轻女生,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她思想进步,学习努力,被评为“五好学员”。她负责学校的黑板报,很有成绩。因工作关系,与她接触较多,并暗生情愫。1949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正好她被批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决定向她祝贺的同时表达个人对她的想法。当天傍晚,我让副科长杜若通知袁发纯到他房间谈工作。她进来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房间,有点惊讶,问:“王科长,你怎么在这里,有事吗?”我笑着说:“我是来祝贺你这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的,高兴吗?”

接着我说:“我们认识好久了,对你的印象很好,想要你做我的女朋友,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女朋友意味着什么,她当然心里明白,所以她红着脸,低着头,没有做声。我笑着说:“姑娘家脸皮薄,不好意思说出来,那请你写出来行吗?”于是,我将笔和纸递给她。袁同学接过纸笔,写了一个“行”字。我接过来看了很高兴。那天晚上,我们交谈了很多。从那以后,我们由师生关系定格为恋人关系,开始了我们的爱恋之旅。

1950年3月,常德专属政治学校停办,我调到南县任县委宣传部长。1951年6月底,袁发纯跟我一起调省委党校工作。我到了常德地委,正好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森同志在常德考察工作。他在和我的谈话中,除讲了省委党校创办、我的工作调动和安排问题外,还讲了我们结婚的事。郭森部长说:“你们在这里结婚吧,结了婚到新地方工作便于互相照顾。”我和袁发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更谈不上物质准备了。7月1日下午,在常德地委大会议室,我和袁发纯举行了婚礼。婚礼由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森主婚,地委副书记王浩证婚。我们的婚礼非常简单,既没有大红喜字,也没有琼浆玉液,被誉为革命的婚礼,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婚礼。从那以后,我在省委党校工作了14个年头,先当组教科长、教研室主任,后当教育长、副校长,主管全校教学工作。


咬定青山不放松

到湖南之后,我一直被安排在宣传部门工作。按照我的学历、学识,不适合这个工作,早在党校时期我就多次提出要改行,但组织上还是要我干这一行。领导说我行,我说不行也得行。所以,几十年来,只好在这条战线的各个岗位上努力奋斗,咬定青山不放松,刻苦学习、钻研,弥补先天不足。

1964年上半年,我从省委党校调到省委理论研究小组工作,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参加论战,理论小组被称为“反修班子”。但实际上并没有沉下心来搞理论研究,文章写得也不多。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撰写了两篇文章,其中《王道与霸道》,刊登在《湖南日报》上;另一篇是用张平化的名义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个人主要是结合湖南实际撰写了一些短文,其中写了六篇“办点”的文章,分别发表在《羊城晚报》《湖南日报》上。还遵照张平化同志的安排,为《湖南日报》撰写了若干篇社论。张平化同志对理论小组很重视,亲自抓,工作基本上由他安排,大部分人马随他搞社教去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理论小组瘫痪。

“文化大革命”中,我大部分时间是在理论研究小组度过的。这个单位的造反派人数不多,但造反精神却很强烈,味口也大。他们不仅要打倒我,夺理论小组的权,而且要打倒省委书记张平化,夺省委的权。他们把我和张平化捆在一起,戴了许多“大帽子”,说我是他的亲信、黑秀才、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等。在那段时间里,不仅我受尽了折磨,还株连了全家,妻子、儿子,包括2岁的小女儿,都吃尽了苦头。

1970年,奉省委领导之命,我到韶山工作队工作了两年,任队长。工作范围是韶山公社,重点是韶山大队。任务是帮助把韶山建设好。1972年,我被调到省委宣传部(开始叫宣传组)工作,任副组长。1973年4月,省革委会宣传组撤销,恢复省委宣传部,我任副部长,后又任第一副部长。这段时间,除抓好日常工作之外,我还根据工作需要,思考了一些问题,撰写了一些文章、著作。

1979年1月,省委宣传部收到中宣部一份电报,通知各省宣传部派一名主管理论工作的负责人参加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议,省委副书记董志文同志让我去参加。会议是分两段进行的,我自始至终参加这个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澄清“四人帮”造成的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拨乱反正。会议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民主等。会议期间,为了便于讨论,我整理提出了11个问题。

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我正式发言两次。一次讲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次讲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会议秘书处都印发了简报。两次发言除讲认识之外,我联系了湖南的实际,认为当时湖南“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解开,两个“凡是”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解决,对真理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顾虑多,领导不力,讨论活动滞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量过重,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当时,这些都是很敏感的问题,干部和群众认识很不一致。我的发言简报和观点,以及在湖南务虚会上的讲话传出后,引来了非议,上纲上线,说我如何如何!那时戴上这样的大帽子是很压人的,后来我慢慢又想通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理论工作者,责任、党性、良心,都使我无法回避,我只能讲真话,讲自己认为正确的话,其他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按照务虚会议的规定,各省参加会议的同志有两个身份,既是会议的参加者,又是联络员。联络员的任务是上传下达,把全国务虚会议的情况及时传达到省里去,把各省务虚会议的情况及时反映上来。会议期间,我与省委宣传部保持了电话联系,互通情报。通过上传下达,推动了湖南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发展和各种观念的转变。

“文革”期间,由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把社会搞乱了,把理论搞乱了,把道德风尚搞乱了,把真善美搞乱了。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作为一个宣传理论工作者,感到十分苦闷、不安与困惑,但又无力回天。这种郁闷的心情,在建国30周年那天豁然开朗。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社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词中也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艺生话,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命题的提出 ,使我受到很大的震动和鼓舞。认为切中了国家命运的要害,为社会主义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是一项英明的决策。自此之后,我就把这一命题确定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撰写了著作和文章。1983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十论》,1988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论》,1990年出版了《文学艺术与精神文明建设》,1993年出版了《论改革大潮中的精神文明建设》,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社科院成立了精神文明研究所,这是全国第一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研究机构。新华社湖南分社的负责人曾两次亲自到社科院做调查,先后两次撰写“国内动态清样”,向中央反映情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的研究在湖南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与支持,在省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离而不休

1996年3月,我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有一次,社科院老干办让填写一份离退休老干部研究成果登记表,我在表首写了这么几句话:“离休离休/离而不休/天天忙活/年年有收。”这几句打油诗,真实地概括了我离休后的生活状况。

离休后,我没有去享清福,也不想等死,仍然是天天忙到夜深人静。忙什么?“我的爱好/读书看报/天天阅读/不缺不少/读到妙处/反复思考/遇到生字/辞典查找/心得体会/力争记牢/持之以恒/常见成效。”我不喜欢游玩,也不喜欢打牌、下棋、钓鱼或是养花,主要的兴趣就是读书看报写心得体会。我家有两间书房,到处堆满了书,在省社科院借用了一间房子,里面也满是书籍。遗憾的是,场地小,图书集中不起来,看书、使用很不方便。我每年订七八种报刊,其中有《光明日报》《文史天地》《古今传奇》《书摘》《书刊报》等。有一次,我特地用秤称了一下,一天的各种报刊加起来有半公斤重。我不仅天天看报,而且天天剪报,把好文章剪下来,贴到印文件的废纸上,好看,适用,有什么感想还可以写在上边。今年三月,我把多年积集的剪报分专题装订成册,共20个专题,80册。离休后,我先后撰写出版了《留在心里的歌》《一路奔波一路歌》《探索文集》等专著,共计200多万字。2016年,参加离休党支部“两学一做”活动中,我在认真学习的基础上,撰写了一篇6000字的心得体会。

从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我和有关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和各界热心人士,共同组建了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经过两年多的酝酿,于1995年5月25日正式成立。湖湘文化交流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开发、弘扬湖湘文化遗产,把湖湘文化建设推向新高度,为振兴湖南作出贡献。湖南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是湖南成立最早的一家研究湖湘文化的学术团体,也是最早举起研究、弘扬湖湘文化旗帜的学术团体。

湖湘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后,积极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1995年11月,与省书院研究会、船山学社联合举办了“湖湘文化与书院”学术讨论会;1996年11月,与衡东县联合举办了“湖湘文化与湖南现代化”学术讨论会;1997年3月,与省委宣传部、省文联联合举办了“湖湘文化与20世纪湖南文艺”学术讨论会。每次讨论会收到的论文都多达数十篇,并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每年举行一次联谊会,谈学习,谈研究,谈成果,谈经验。湖湘文化交流会的成员,主编或撰写了一批有关论述湖湘文化的专著、工具书或专史等著作,并陆续面世。《湖湘文化大观》是一部全面介绍和阐述湖湘文化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全书共有七个分篇,160多万字,分别对湖湘大地各个领域的文化精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价和论述,被誉为湖湘文化研究的一块“金砖”。

2008年10月26日,协会换届,我因年事已高,改任名誉会长。

1991年5月,省关心下一代协会更名为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我奉命担任副主任一职。接受这个任务后,稍加思考,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孩子是宝贝,既是家庭的宝贝,也是国家的宝贝。孩子强则国强。当今的孩子,若干年后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各条战线的主力军和国家栋梁,所以要关心他们的成长。关心下一代,是永恒的主题,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我从来不当挂名的官员,不当甩手官,要做就亲力亲为,干实事,作实实在在的贡献。承担了这个任务之后,围绕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日思夜想,思考了许多问题,想了许多办法,提了许多建议。我认为引导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是培养他们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于是,曾提出在基层建设“双阳书屋”的设想和建议。为了先办试点,跑遍了湖南各个出版社,捐赠了几百件图书(每件100本)。为了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武装青少年,使青少年从思想上认同马列主义,曾建议组织离退休的理论工作者,建立理论研究室,根据需要撰写通俗易懂的理论读物和文章。为了把一些理论问题和党中央重大决策作通俗化的诠释,花费了一些心血。“八荣八耻”提出后,撰写了《荣耻歌》;建设和谐社会提出后,撰写了《和谐歌》;全民读书提出后,撰写了《读书歌》;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华诞,撰写了《爱党三唱》。童谣(又称儿歌),通俗易懂,好学易记,琅琅上口,而且贴近少儿的生活,深受儿童的喜爱和欢迎。“地球是我家/人人都爱她/你种一棵树/我栽一片花/人人献爱心/美化祖国靠大家。”因此,我曾提议开展征集传唱童谣活动,我还从大量童谣中,挑选了50首供各地开展相关活动参考。做好湖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需要及时了解国内外儿童的生活状况、问题,及时了解专家研究的新成果和工作中新经验。为此,我从报纸剪下许多资料,每次关工委负责人开会,我都提供一些新的信息。

2010年我在湘雅二医院眼科住院时,见到许多小朋友在医院里治疗眼疾,引起我的注意和重视。为此,我作了专门调查,撰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给省关工委,建议对青少年不仅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关心,而且要从体质上关心。我还提出过要在青少年中进行预防艾滋病、远离毒品的教育等。


生命不息,壮心不已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

陈云同志说过:“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没有离休、退休的问题。”

我最喜欢吕正操将军的两句诗:“最喜夕阳无限好,人生难得老来忙。”

“人生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如果会运用/你就不得了/如果不运用/你就白活了/常用手和脑/疾病就减少。”我的身体还健康,可能和闲不住有关系。

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这是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我的性格属轮胎型,只要有气就向前跑。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学习学习再学习,思考思考再思考,表达表达再表达。生命不息,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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