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是一项整体性工程，需要理念、制度与技术的多重创新。媒体深度融合进程中逐渐成型的全媒体集群，在推动治理主体从单一行动走向多元协同、治理形式从碎片化运行转变为系统性融合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怎样创新媒体深度融合模式，建构全媒体集群，如何让全媒体集群更好地为国家治理服务，是亟须解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系统重组：建构深度融合的服务平台
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当下，信息充分已经成为重要前提。在媒体深度融合过程中，重塑信息渠道、重组社会资源、再造多元流程，可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动力。
将媒体延伸至社会主体信息平台，助力全媒体集群的信息渠道重塑。目前，媒体融合已基本在媒体内部实现机构重组与流程再造，但是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信息沟通渠道仍不十分畅通。应逐渐推进各层级媒体之间以及媒体与政府、企业、社区等信息平台的接入，生成、升级“平台型媒体”，为数字治理搭建信息共通共享共融的基础平台。
将媒体连接到社会资源，助力全媒体集群的可调动资源重组。可调动资源包括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这就意味着媒体应注重与前沿科技公司合作，共同开发媒体融通的技术平台；注重与特定信息持有者合作，共同挖掘多方位信息；注重与个体力量和专业力量合作，共同分析决策。
着力打造媒体服务、决策模块，助力全媒体集群的多元流程再造。媒体深度融合阶段的媒体功能已从单纯提供信息转向信息与服务并重，流程重点也需要从内容生产的多媒体配合、多符号承载转向服务提供、决策制定的多主体协同、多方案支撑。可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信息分类、问题发现与方案生成，促进流程再造。
万物互联时代，媒体融合的本质是跨领域融合、生态化建设。通过重塑信息渠道、重组社会资源、再造多元流程，构建全媒体集群和数字治理信息服务平台，可为各主体交流提供可信渠道和空间。在此，社会问题由公众发现，由媒体确证，由政府回应，问题更聚焦、解决更及时。而媒体基于全流程、全方位的数据采集与评测，还可实时监测治理过程、评估治理效果，并依托丰富的案例库与专家资源为数字治理建言献策。
认知升维：塑造数字治理的沟通话语
随着“推进媒体深度融合”被写进“十四五”规划，如何在中央级主流媒体、省市级媒体、县级媒体的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中，让全媒体集群更好地为国家数字治理目标服务，应成为关注重点。
首先，融合社区，构建基于社区的服务性话语体系。基层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最基础的一环。围绕基层社会治理，媒体应完善信道基础，通达各类社会治理主体，使得公众需求得以呈现；搭建服务平台，使得政府服务实现良好对接。而媒体信道中流动的信息，应成为媒体研究用户需求的重要支撑和媒体提供精准服务的数据基础。
其次，融合社会治理主体，构建基于社会的联通性话语体系。数字治理需要凯文·凯利所言的“地球脑”。通过全媒体集群联通多元治理主体，可将公众话语、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共同整合纳入统一话语平台；提供各方观点碰撞的有效机制，促进主体之间的对话；由此生发治理智慧，针对社会治理中遇到的问题形成“治理方案池”，分类、分部门定期输送治理方案。还应注重引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社会治理决策的精准性。
最后，将核心理念融入媒体融合发展过程，构建基于国家的认同性话语体系。在服务性话语体系与联通性话语体系之上，更重要的是打造中国理念的核心性、认同性话语体系，提升数字治理理念的认同度，实现以人为本的共治共享。中央级主流媒体具有强大的舆论引导力，在全媒体集群建设过程中尤其应发挥引导作用；在平台建设方面，可围绕中央级主流媒体搭建其他层级媒体端口，确保重要信息服务的无障碍流动；在内容建设方面，可通过各层级媒体接驳信息，实现社会问题同类识别、差异化处理。
模式创新：数字治理的协同行动
全媒体集群的核心是“打破壁垒，协同传播”。所谓打破壁垒，指的是平台、主体、地域三重壁垒的突破。当前，平台壁垒主要体现为：媒体与其外部信息平台的接入融通还需观念提升与技术推进；主体壁垒主要体现为：基于媒体的多主体互动仍处于初级阶段，停留在由公众的情感动员引发治理机构关注层面，缺少持续性的共治行为；地域壁垒主要体现为：由不同地域社会问题、信息关注差异带来的各自为战的传播情境。针对上述壁垒，在全媒体集群建设中可采用以下四种协同创新模式，以更好助力国家数字治理。
首先，渠道协同模式。渠道协同强调打通不同类型媒体间的渠道以及媒体与外部信息渠道的链接，对应全媒体集群的信息流通环节。当前，媒体类型主要包括信息型、交互型、关系型，信息流通主要集中于信息分发层面，通过不同类型的媒体集聚不同的信息，但在信息获取与生产环节还未形成渠道之间的良好协调。渠道协同需要了解不同类型媒体背后的信息流动逻辑以及不同媒体平台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要角色，如平台型媒体更适合使用大数据技术对信息进行筛选，关系型媒体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形成注意力聚焦，在此过程中协同处理信息。
其次，内容协同模式。内容协同强调社会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对应全媒体集群的生产环节。内容是全媒体集群建设的根本，包括新闻信息与社会治理方案协同、信息提供与决策提供协同。当前内容生产方式包括用户生产内容、专业生产内容、机器生产内容，每种类型都可能出现在同一平台上，但是三者的领地划分清晰。内容协同模式则形成三种内容生产方式彼此配合、相互补充的态势。以此为基础，关注用户生产内容的问题、引入机器生产内容的智慧、整合专业生产内容的资源，才能实现信息与决策的协同生产。
再次，关系协同模式。依赖媒介形成的社群是人们相互交流而形成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讨论的话题事关公共利益和公众关切。全媒体环境下，一个个线上、线下的社群就是一个个小型公共领域，是承载民意、形成舆论的平台，亦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因此，作为党和人民喉舌的主流媒体，应充分意识到社群化传播的重要性，积极生产优质内容，同时融合社群话语，入驻各社群，以充分发挥社群的固有关系优势，促进全媒体时代的“多元共治”。
最后，功能协同模式。功能协同指的是媒体角色的“破”与“立”，对应全媒体集群的功能再造环节。媒体角色的“破”指的是当前媒体已突破环境监测、社会整合、提供娱乐等传统功能，在互联网强大的链接能力下成为传递信息、形成与维护关系、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破”也体现在媒体要主动打破自身的功能定位局限，基于与社会不同主体的互动过程和互动目标，明确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这也正是“立”的核心。为更有效促进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在沟通服务功能上，媒体更应促进价值认同、决策认同、方案认同。
战略重构：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5G等技术纷至沓来，信息传播环境发生颠覆式变革。主流媒体掌握的信息被机构媒体、平台媒体、自媒体等多元信息主体分流，原有信息空间秩序被打破，多重信息空间形成。全媒体集群要能在多重信息空间中增强主体之间的信息流动性，借助智能技术和数据驱动实现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信息的重新连接与开放。以内容作为载体去激活关系、组织圈层、建立社群，进行信息服务、沟通、治理联动。通过关系协调多元价值观，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促进多元信息主体的协同发展和价值共创。在此基础上建立互利共生的信息生态系统，形成不同圈层之间的沟通互动，构建数字治理多元主体协作体系，最终实现从业态到社会形态重构下的渠道、内容、关系和功能深度融合。
智能时代，媒体融合所依赖的技术基础发生颠覆性变革，原有的发展和运作模式难以为继，新的社会关系、传播生态和技术活性，要求我们必须从认识论高度重视媒体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以其为抓手和中介，协调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从战术性创新迈向战略性融合。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寻找突破口，通过连接多元主体多重场景和多样内容，构建集智能感知—智慧沟通—智库决策三位一体的新治理平台。深入探索全媒体集群构建过程中不同主体间的协同联动机制，推动多元社会主体协商互动，达成共识并产生互相支持合作的集体行动，打造“数据—信息—知识—决策”全流程治理，规避潜在决策风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效率，成为新时代媒体深度融合的新使命。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工智能时代媒体深度融合模式创新研究”（19AZD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