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将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呢？这是政策制定者迫切关注的问题。雾霾实际是将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显性化”，同时又将经济发展的成本“平均化”了。国务院发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计划》）预计通过企业、社会和民间资本、价格杠杆等五个渠道共需投入17500亿元，这一数据几乎与2013年北京市的GDP相当。环保部副院长对大气污染防治的经济效益进行了计算，《计划》对钢铁行业GDP将造成812亿元的损失，对水泥、焦炭行业的GDP分别减少167亿元和142亿元。从这些估算中充分反映出了大气环境治理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约束性，尤其传统能原型产业将遭受比较大的冲击。将环境经济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甚至1995年世界银行提出的绿色GDP等概念都反映了国民经济增长发展的同时需要考虑环境成本。
大气环境容量是有限的，雾霾的形成仍然是因为长期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大大超过了环境阈值，最终破坏了环境系统的承载力。现在整个人类只能控制污染物排放数量，逐渐让生态环境系统得以修复。在控制污染物排放数量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类社会需要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仍然需要消耗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仍将排放大气污染物。因此如何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控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这才是人类社会最应该关注的问题。
对排放污染物的生产者征收环境资源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环境成本内化为经济发展成本。例如碳税的制定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但是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负效应。碳排放市场的建立被认为是更有效地实施了碳减排政策。通过碳减排成本比较优势进行碳排放权的买卖行为，理论上来讲更有利于降低社会减排成本。但无论是采取税收手段或者排放权交易手段，都需要估算环境成本，然后才能制定合适的税率，或者碳排放权总量的分配计划。Alanen.L（1996）提出了环境成本可以从环境政策引起的成本净增量角度进行考虑，根据环境外部性的类型和程度以及新技术的变革所引起的成本变化。理论上说，可以根据企业生产商品的污染物转移情况以及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污染物承担成本从微观层面衡量环境成本，但这需要企业与消费者都具有环境保护意识才能实现。因此，在中国现阶段，从政策成本角度估算环境成本具有更大的可行性。
来源于《培训工作简报》2014年第2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人才培训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作者系经济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