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办好自己的事情，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访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毛俊响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专家简介
毛俊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副院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中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项，多次就我国人权问题接受新华社、人民网、《环球时报》等主流媒体专访。2019年作为中国人权研究会专家团成员赴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0、42届会议并做一般性辩论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全球肆虐，中国既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又倾力支持全球抗疫，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人们深感习近平总书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灿烂光辉，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高瞻远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提出有怎样的深刻背景？有怎样的现实意义？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大变局”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何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湖南日报记者近日就此采访了中南大学毛俊响教授。
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概括了当前国际格局的根本特征
湖南日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否特指国际局势而言的？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其深刻背景是什么？
毛俊响：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回国参加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全体使节时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8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因此，可以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特指国际局势而言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判断，是总书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方法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国际格局变迁的一般规律得出的，对于我们准确认清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在大变局之下更好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准确概括了当前国际格局的根本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清中国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与此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也非常突出。比如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使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另一方面，我们正处在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历史交汇期。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国已经进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必须从国际和国内两种背景来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积极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抓住当今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给中国带来的难得战略机遇期，顺势而为，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特指现代国际关系而言的。以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是大变局的基本表现
湖南日报： “大变局”关键在于“局”之“变”。它变的什么局？是国际力量平衡的打破？还是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幻？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调整？
毛俊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不仅体现在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转折变化，还体现在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更体现在其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影响。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指现代国际关系而言。以国际力量对比关系为核心的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是大变局的基本表现。现代国际关系发源于17世纪欧洲“三十年战争”后形成的以主权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秩序，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400年来，现代国际关系先后历经几次重大调整，如200年前拿破仑战争后形成的“维也纳体系”，100年前一战结束后形成的“凡尔赛体系”，以及70多年前二战结束后形成的 “雅尔塔体系”。30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开始重组，多极化格局由此肇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分析，我们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重心由北大西洋向太平洋区域转移，国际经济格局“东升西降”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权力格局由一超多强向多元体系转移，国际格局出现重组、调整，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平衡；全球治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大国博弈加剧推动国际体系深刻变革，传统地缘政治争夺逐步让位于新兴领域的国际竞争。
3. 中国是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湖南日报：有人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一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主角之一，您认为呢？为什么？
毛俊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表现就是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是多极化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红利，实现各国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无论是从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转移的趋势来看，还是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次，中国奉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决定了中国一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维护力量，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再次，中国日益参与全球治理并逐步在其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决定了中国一定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积极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与维和摊款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会在全球治理中承担更多责任。中国一直强调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大变局的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
4. 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影响，但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前国际关系格局
湖南日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搅局者？还是主宰者？
毛俊响：新冠肺炎疫情对当前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被认为是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或者说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次，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未来大国关系演变的不确定性，欧美担心中国将趁疫情之机扩大国际地缘政治影响力。再次，非传统安全领域全球治理走向值得关注，全球治理的领导真空逐步显现。最后，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影响西方政策走向。在新冠肺炎疫情激发下，民粹主义与种族主义两股思潮合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影响国家政策走向的政治思潮。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引起国际关系新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仍然属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部分。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全球经济中心由西向东转移、国际格局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大国关系博弈加快等基本特征，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当然，疫情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可能会加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趋势。本次疫情中，美国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此消彼长，从侧面印证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日趋平衡。因此，新冠肺炎疫情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宰者。
5.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内外部环境既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也带来新的难得机遇
湖南日报：那么，新冠肺炎疫情会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
毛俊响：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发展既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也带来难得机遇。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内外部经济环境带来不利影响。首先，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经济形势。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衰退难以避免。比如我国外贸依存度超过30%，2020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6.8%，制造业、服务业面临较大压力，全球经济停滞背景下中国外向型经济面临严峻形势。
值得警惕的是，在疫情刺激之下，原本已经出现的逆全球化日趋明显。疫情暴发后，欧美一些国家普遍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现象。受此刺激，欧美国家对于经济和市场的管制趋于加强。一些行业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将会被重构，诸如医药等产业回流欧美的可能性较大。西方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限制也会趋严，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将会出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内产业发展面临较大压力。中国促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努力会遭遇潜在阻力。
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使我们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更加艰巨。
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外部政治环境也造成不利影响。第一，中美经济脱钩可能会加速。第二，当前，美国两党最大的共识就是遏制中国，疫情给了一些政客炒作中国议题的机会，恶化了中美之间的政治互信。在美国政客和舆论引导下，美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在持续下降。未来，美国可能在西欧、亚太、非洲和国际组织中与中国开展竞争，企图遏制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第三，中国将面临更多意识形态攻击。
当然，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首先，国际社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外交理念将会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其次，中国最早控制疫情所体现出来的治理能力，将会提升世界对中国国内治理和制度优势的认知，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也会进一步提升。中国最早控制疫情所体现出来的治理能力，也会促使更多国际资本看好中国产业链和市场的发展前景。
6. 中美关系走向对世界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关系走向何方，关键是中美双方能否开展理性外交
湖南日报：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历来有“修昔底德陷阱”之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疫情之下，作为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中国和美国，应该如何平衡关系，避免战略误判，携手抗疫？
毛俊响：中美关系是当前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走向对世界格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中美关系将走向何方，全世界都在观望。
当前，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紧张的局面。一方面，近年来，美国对于中国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保持高度警惕，进而采取了一系列对华遏制措施。奥巴马政府推行重返亚太战略，显然是美国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影响力日益增长的遏制措施。特朗普执政之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势头更加明显。特朗普政府频繁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挑起贸易摩擦，在亚太特别是南海地区持续保持军事力量活跃存在。另一方面，新冠肺炎期间，特朗普政府高官接二连三炒作“中国病毒论”“中国责任论”，美国民间和州一级官方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政府要求赔偿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对此，中国官方和民间也开展针锋相对的舆论反击，甚至点名抨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种背景下，中美官方政治互信、民间对彼此的好感度都在下降。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美关系走向何方，关键是中美双方能否开展理性外交。中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存在较大差异，美国是当前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自然也将中国视为现存秩序的挑战者。美国必然会拿着放大镜来仔细审视中国的行为动机和政策指向。应该说，中国快速崛起不可避免，但美国还没有习惯这一点。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敏感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美国决策圈中有人仍然坚持旧时冷战思维，或者坚持传统时期欧洲大国关系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国的发展与崛起，对中国充满了不信任，认为中美两强很难和平共处、中国崛起必然有一战。如果美国决策层以零和博弈论作为指导理念来处理中美关系，就会出现战略误判。
快速发展的中国，日益在国际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面对美国不断施加的压制甚至遏制，中国更应该秉持理性外交。面对美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中国应努力维护中美关系斗而不破，坚持倡导“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保持理性外交，还需要中美定期开展高层次战略对话与交流，而且高层次战略对话不应该受到战术动作的干扰。在持续的战略对话中，中美可以逐步知晓对方的利益关切，充分解释各自外交政策的合理内核，并因应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政策应对，保持各自战略灵活性。
7.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湖南日报：弱者望危兴叹，强者危中觅机。面对新冠肺炎这个“搅局者”，我们应该或者说可以抓住怎样一些机遇乘势而为？
毛俊响：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核心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
第一，中国应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制度吸纳力、资源整合力、政策执行力转化为国家治理能力。从中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效果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中国全国上下一盘棋，实施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在短时间内扭转了局面。当然，我们也还要反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次疫情表明，我国公共卫生制度和体系建设、公共卫生立法质量、公共卫生治理能力都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要以这次疫情为契机，进一步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地释放制度优势所蕴含的治理效能。
第二，在国内发展方面，应保持战略定力，不犯方向性错误，一代接着一代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如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果说西方政党轮替是“拳击赛”的话，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就是“接力赛”。“拳击赛”下的西式民主，导致国家发展因政党轮替、政策摇摆不定而陷入困局；“接力赛”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第三，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布局，加大对科技研发和创新投入，力争在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国际关系实质是以大国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力量对比关系。而决定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根本因素，是工业与科技驱动的生产力。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逆全球化以及产业链重构，中国应采取超常规措施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抢占高科技与新兴产业发展高地，方能在大国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湖南日报 ，2020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