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恩格斯指出，工具的使用是人从动物界中分化出来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技术的发展就始于工具的使用。技术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带来了对人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人与技术的关系也从人们基于技术规则掌握、运用技术，发展为人们的生活世界被技术所规训。
技术规则是人通往技术的桥梁
技术的发展，是人们从发现自然规律到不断创造技术规则的过程。技术规则是与技术相关联的一套行动规定，规范着人们的技术行为，包括对技术的发明创造与使用。自然规律蕴含着向技术规则转化的可能性，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转化并不是随意和无条件的。自然规律向技术规则的转化，揭示出技术规则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主体性，自然规律启示着人应该如何行动，因而技术规则是对作为主体的人的技术行为的规范。二是目的性，技术规则作为对行动的规范，而行动必然与目的联系在一起。在这一意义上，技术规则是对如何实现人们一定的技术目标的条件规定。技术规则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此外，技术规则向技术的转化也是有条件的。即使有了技术规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发明出相应的技术。事实上，技术规则不仅是对技术行为的规范，也对技术行为中的物质性因素有所规范。技术规则应包括物质性规则和操作性规则。其中，物质性规则涉及对物质对象的选择、控制等，离不开自然规律的指导。因此，自然规律向技术规则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贯穿于技术的发展中。技术的发展是自然规律与技术规则的转化与结合。自然规律揭示了人对世界的认识，人要认识世界的本来面貌，体现了“物的尺度”；技术规则指导了人对世界的改造，这种改造要满足人的生活需要，体现了“人的尺度”。技术的发展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
从技术规则到技术规训
在早期技术还不够完善时，一项技术往往可以实现多种功能，即使不懂得技术规则，不知道如何操作技术，人们也能够利用技术。技术对人的规范，体现为技术功能的制约，也体现为一种规训。它们都源于技术规则。技术规则是人制定的，其规范对象也是人。因此，在技术规则之下形成了一个规范链：人—技术—人。即人规范技术，技术反过来又规范人。
在“人—技术”中，人作为主体，人对技术的规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发明技术。这是人对技术的创造。同时，人也将自己的目的意向性置于技术的发明创造之中，赋予了技术意向指向性。二是人使用技术。人对技术的使用，实际上是人基于自己的目的意向性对技术的“摆置”。此时，人的目的意向性与技术的目的意向性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无论是人发明技术还是使用技术，归根结底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技术的实践操作，都是以人的目的为根本导向。人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的发展要以不断满足人的需要为前提。而在“技术—人”中，技术对人的规范体现在人要符合技术规则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技术目的。比如，当操作一个机器时，我们必须按照说明书或技术手册上的操作指南，才能够操作该机器实现自己的目的。现代技术越复杂，相应的技术规则往往就会越复杂，也就越凸显出技术对人的控制。这种控制可以理解为福柯意义上的“规训”。
在福柯看来，规训是一种“规范化训练”，这种规范化训练通过技术来实现。福柯笔下的技术主要是指规训技术，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因此，福柯的规训实际上是一种权力规训，技术是权力规训的载体或工具。技术规训是技术通过规范化手段对对象予以干预、训练或控制。所谓规范化手段，实际上就是一系列技术规则。技术规则是技术规训的前提，技术规训则是技术规则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无论是技术的发明创造，还是技术的使用，都需要遵循一定的技术规则。技术的发展伴随着技术规则向技术规训转化。我们不能仅从权力关系的视角看待规训，还要从技术与技术规则的发展角度来进行审视。
规则与规训的不同，在于规训有意向指向对象，即规训始终是对某一对象（主要是人）的规训；两者的联系，在于对某一对象的规训依赖于一定的规则，规则蕴含着规训的可能性。在技术规训中，技术规则以一种“强制力”的方式施加于对象，对象不得不依照规则行事，这也是福柯将技术与权力结合起来的原因。规训实际上是权力与知识相结合的产物。技术规训说到底也是一种权力规训、知识规训。
技术规训：技术对人的规范和塑造
波兹曼（Neil Postman）在《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将文明分为三类，即工具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在第一类文明中，技术主要是作为中介工具，人通过技术规则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创造了世界文明。在后两类文明中，技术从工具地位走向了一种统治地位甚至是垄断地位，成为一种控制力量。实际上，在这三类文明中都存在着技术规训。但在第一类文明中，技术规训的力量隐而不显；而在后两类文明中，技术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通过技术规训直接凸显出来。
现代社会是一个技术社会，人们生活于技术之中，所谓的“生活世界”实际上已成为技术化的世界。技术化的世界充斥着技术对人、对世界本身，甚至是对人类文明的塑造和规范。现代社会是技术规训化的社会，现代人也是技术规训的产物。一旦人们接受要按照一定的技术规则来使用技术，则必然会产生技术规训。甚至在某些时候，技术规训是无形的。无论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制度、体制、机制，还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的各种实践，甚至包括认识世界的实验、实践等，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有技术规训的缩影。
那么，技术规训究竟是好是坏？一方面，技术规训使得人能够利用种种技术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体现出主体的合目的性。另一方面，技术规训使得人的主体性地位不再突出。技术不再是人“摆置”的对象，反而人成为技术的“摆置”对象，技术与人的关系出现了颠倒。但与此同时，规训要求人按照技术规则行事，这是一种合规律性的体现。与技术规则一样，技术规训同样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但由于技术规训往往表现为一种强制力的形式，这就使得它丧失了这种统一性，而仅仅表现为权力控制。
技术规训尽管是技术对人的规范和塑造，但在这种条件下，人的主体性并没有完全丧失。技术规训从技术规则而来，本质上是中立的，没有好坏之分。人创造并应用技术规则来认识和改造世界，此时是以“人的尺度”作为根本；而在技术规训中，人要符合技术的尺度，即以“物的尺度”来规范人的行为。技术规则向技术规训的转化，看似是“人的尺度”向“物的尺度”的转化，实则是两种尺度的统一。技术规则本身就是“物的尺度”的体现，只不过在人创造和使用技术规则时“物的尺度”被隐藏；而身处技术规训中的人，要通过技术规训来实现某种目的，“人的尺度”也是隐于其中的。因此，要在两种尺度相统一的基础上理解技术规训。
由于技术规训带有强制性，且容易与权力相结合形成某种权力规训，所以要尽可能减少技术规训，或尽量使得技术规训向技术规则转化。要不断改善人与技术之间打交道的方式，从技术要求规范我们做什么，转向我们想要什么而要遵循某一技术规则。
技术规则与技术规训，是人的技术化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与必然的产物。两者共同作用于人与技术打交道的过程中，只不过技术规则强调的是人如何利用技术，而技术规训强调的是技术如何规训和塑造人。两者凸显了人与技术关系的不同侧面，也凸显了人与技术的紧密联系，在人类文明形成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不能把两者决然对立，相反，还要进一步探究两者如何朝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相互转化，以期实现人、技术以及社会的共同发展。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