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因为制造业是工业的躯干、经济的基础、民生的保障，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环。
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制造业发展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以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另一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较，中国制造业在品种和质量上还存在多方面不足，这主要体现在高端高质产品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关键技术被“卡脖子”、缺乏引领国际的高端品牌四个方面。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一是国家在经济发展迈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制造业占比会逐步下降，但不宜下降得过快过早，至少应该等到整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5万美元后再逐步下降。二是相对于中国的国情而言，制造业占比不宜过低。无论如何制造业比重在2035年前不能低于25%，在2050年前不能低于20%。三是在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峰并开始逐渐下降时，为保持工业发展的势头，务必加大研发投入，使创新能力成为工业制造业的第一动力。四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伴随着一定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占GDP比重逐渐下降过程中，与制造业有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逐渐增大到50%—60%。当这四方面条件都满足后，以“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实体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65%左右。这个时候，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就有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经济总量也将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走向全球第一。
现代化产业体系除了要“稳定”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还要积极“进取”。只有进有所取、进有所成，才能从根本上摆脱我们现在在一些领域受制于人的境地。为此，我们要在产业链、供应链等产业组织层面有新的迭代升级，有更高质量的产业体系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据主动，才能发挥中国作为最大规模单一市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优势。为此，我们未来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努力实现新进展、新突破。
一是要以产业链招商打造产业链集群。要从过去招商引资就项目论项目的“点招商”模式向“产业链招商”模式转变，打造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万亿元级的战略新兴产业链集群。从此次疫情的应对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要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突出显现了其竞争力。
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补链、扩链、强链。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实施“补链”“扩链”“强链”行动计划，实现更高层次的水平分工、垂直整合。针对我国相对薄弱的物流、保险、工业设计、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力度吸引优势外资进入，补齐供应链的短板，即“补链”；或利用业已形成的贸易关系，将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导入，形成产业链高度集成的新布局，即“扩链”；或推动现有优势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即“强链”。推动补链、扩链、强链同样是为了形成更高水平的产业链集群。
三是要培育并形成一批既能组织上中下游产业链水平分工，又能实现垂直整合的制造业龙头企业。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实际上在全世界形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产业能力——对复杂产品的组装能力。这类高技术的复杂产品的总装厂固然仍停留于微笑曲线的中间，与掌握着“三链”的跨国公司相比，我们所在的中间环节的增加值不高。但也不要小瞧了这一能力，因为它是成百上千的企业组成的产业链上的龙头企业。这一能力的背后是对企业管理水平、供应链组织能力的集成，也是我们不可多得的一大优势。
四是要培育中国自己的生态主导型的“链主”企业。微软公司、谷歌公司、苹果公司是生态主导型企业的典型例子。以苹果公司为例，它已经是一个“无部件制造商”，是一个以其知识产权为基础组织全球价值链的特殊商业组织。苹果公司不直接生产苹果手机，却凭借其拥有的专利、商标、版权、品牌、产品设计、软件、数据库等在生产前和生产后组织、管理和经营着全球产业链的标准、供应链的纽带和价值链的枢纽，主导着整个苹果产品的“生态圈”。当前，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有此类企业出现，比如华为。我们要倍加珍惜。一是要用中国大市场为这类企业推广其应用、迭代其技术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二是鼓励这类企业树立全球视野，植入全球化基因，通过搭建国际交流、项目合作和市场开拓平台，帮助这类企业在全球开展知识产权、行业标准的布局。三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生态主导型的“链头”企业的共性特征是在底层技术上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支持此类企业发展壮大，强化其知识产权保护就是从根上对其竞争力形成有效保护，这方面需要持续加强。
五是谋划和布局一批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这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制高点。产业链集群化真正的主战场在于一些世界性的、具有万亿美元级别市场规模的耐用消费品。事实上，全世界每隔二三十年就会有四到五种有代表性的耐用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成为风靡一时的消费主流。今后二三十年，能够形成万亿美元级别市场的“五大件”大体上包括以下五种：一是无人驾驶的新能源汽车；二是家用机器人；三是头戴式的AR/VR 眼镜或头盔；四是柔性显示屏；五是3D打印设备。要积极进行前瞻性布局主动出击，围绕这些重点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总之，建设以实体经济为重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需要“稳中求进”，不仅能构建中国本土的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体系，而且还有一批能在全球布局产业链、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和链头企业。这是我们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根本之道。
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什么是高水平？我理解，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国有与民营的关系两类问题，进而放大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单一市场的优势和红利。
首先，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虽然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已经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仍有不少亟待完善的地方。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要通过对这些市场基础制度的完善，进一步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进而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理解，这个创举不仅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更是对政府角色的自我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的“守夜人”，而是要在维护市场、弥补市场、发展市场方面有所作为，以有为政府促进形成高效市场。
其次，要处理好国有与民营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里面有一个认识问题，两个操作问题。
关于不同经济成分的比重问题。从1980年到2010年，非公经济产生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8%持续增长到60%左右，非公经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概括为“56789”。对于社会整体来说，“56789”不仅描述了非公经济的贡献，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的准确刻画。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此前，广大民营企业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措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关于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关键是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做好了既可以盘活天量的国有资本，又可以“四两拨千斤”地撬动社会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整体经济赋能。
这两件事做好了，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红利，即市场红利。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20%，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个单一的大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三方面的红利。
第一，“规模经济”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一是研发成本，随着产品产量的增加，均摊到每一件产品上的科研成本就会大幅下降，企业也就能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原始创新、科研开发。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成本，生产制造需要投入厂房、生产线、设备等固定资产，产量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三是采购成本，无论是商品、材料、部件，采购的数量越大，打折降价的系数越大，采购成本也就越低。四是人力成本，一旦形成规模效应，劳动力成本也会被摊薄。五是物流成本，包括运输、仓储、中转、装卸等环节的单位费用都会随着规模增长而摊薄。六是市场开拓成本，通常来说，企业每进入一个新市场都要进行相应的市场调研、用户分析、产品定位、渠道拓展等，而中国本身是一个单一市场，同一套策略、同一种产品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大大降低了市场开拓费用。
第二，“引力场”效应。这种“引力场”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从需求的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超大规模的本国消费市场和超大规模的进口贸易量。二是从生产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市场分工可以更加深化，全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甚至各工序之间都可以通过分工和专业化形成相互嵌套、相互共生的产业链集群。三是从时间角度看，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供给和需求互促共生现象将会十分显著。不仅需求端在不断地更新升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去“供给”，而且由于作为供给端的生产本身具有“学习效应”，将会带来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也就是说“供给”也在创造“需求”。二者互相促进，相互吸引。
第三，“大海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一方面，与小国经济不同，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超大规模市场可以让本国经济具有更大的内循环余地，具有更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一般的“狂风骤雨”无法掀翻这个“大海”。另一方面，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差异性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起到减少冲击影响的效果，局部的内部冲击不易在全国形成共振效应。部分行业、部分区域发展面临困境，并不对宏观经济总体稳定产生巨大冲击。
以上这三种效应是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带来的，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
（作者系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