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东北如何再出发?】
去年习近平主席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要做好“加减乘除”，“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再次获得全社会的关注。
自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已十数载，其发展却鲜有起色。近几年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速更是让人堪忧，2014年前三季度增长率齐齐位于全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后五位，东北三省面临严重的“区域坍陷”。2014年7月3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会议，提出要打造“东北经济的2.0版”，要让“东北装备”走向世界，重点支持高铁、核电和其它重要装备制造的改造升级。并希望通过国企改革、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等举措来重新激活东北的“内生动力”。2015年2月27日，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再次强调扶持核电、火电、轨道交通、石化冶金、高档机床等优势装备向中高端迈进，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同时在棚户区改造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给与重点支持。
由不得我们不问，东北振兴为何如此难？多年的努力为何没取得显著成效？靠大项目拉动真的能凑效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东三省的“前生今世”进行一下梳理，对其发展特征进行解析，才能做到“对症下药”。
穿越时空去回味那段历史，不难发现东北三省长久以来一直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日本统治时代扬言“宁可放弃本土，也不放弃满洲”，东北成为了当时帝国主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核心战略据点，其倾注人才和大量的资金造就了东北的工业辉煌；在共和国建设初期的“一五期间”，我国凭借当时遗留下来一些基础开始开启了我们自己的工业化道路，东三省一跃成为了“共和国的长子”和“中苏友好合作的区域纽带”，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但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苏交恶，国家开始了三线建设，开始把一些重大的战略项目向西南等纵深地区转移，自此东北的战略地位有所弱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更是把战略方向放在了东部沿海，东北的战略地位更大不如以前；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成为了重要的被改革对象，不但完全失去了战略地位，又留下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使其裹足不前。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东北几十年的发展完全是靠“外部作用力”—地缘政治、国家战略、大项目驱动等成就的“辉煌”。而长期的“计划经济宠儿”养成了其顽固的“发展惰性”，从而慢慢丧失了“区域自我调节”的内生动力，当真正的市场经济浪潮来袭时变得无所适从。东北地区的“区域个性”也随之由原来的“豪情万丈，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到“自暴自弃”和信心涣散。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东北未来的发展应该重点放在“区域个性更新”和“发展系统构建”上，单一的大项目带动还远远不够，具体来说主要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区域功能协调的问题。东北的发展要打破孤立的状态，注重区域功能协调：首先从我国的国际地缘战略层面来看。我国正在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力求让东北的振兴和俄罗斯的远东开发形成策应，但目前俄方仍然比较冷淡且对我国保持一种“戒备心理”，东向的中韩经济交往虽然日益密切，但受朝核危机等问题的影响，还具有许多不确定性；其次如何和我国京津冀地区展开更多的区域合作，如何利用这一地区的优势科技和人才资源展开合作，可进行更多的区域发展对话和发展协调机制；另外东北三省的区域内部协调机制，建议出台《东北三省区域协同发展规划及指导意见》对各城市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和功能识别。避免不必要的同质竞争。
二是产业柔化和升级问题。梳理东北三省的支柱产业发现主要集中在汽车、化工、装备制造、能源采集、农业等领域。诸类产业或是高耗能产业、或是资源枯竭型产业、或是利润微薄的底附加值产业。呈现出一种“产业刚性、大而不强、结构单一、技术落后”的发展局面。今后一段时间东三省应该紧跟国家战略，把对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放在迫切解决的位置，尽快结合自身的特点发展现代服务业、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和现代生物等多元产业，柔化产业结构。
三是市场主体多元化问题。一是尽快对僵化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结合国家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指导意见。在东三省建立国企改革的试点，打破石油、铁路、基础设施建设等的国企垄断，充分引入市场机制，让民营经济能参与进来，通过对国有资产的盘活，把“巨无霸”更多的分解成“小巨人企业”，让僵化的“巨万霸”变成新的“活力单元”；二是通过重拳打击黑恶势力，营造良好的市场经营环境，鼓励民间创业。形成“大树经济”和“草根经济”结合的多元化的市场“生态体系”。
四是新资源观问题。东北地区是重要的“传统资源富集地”，石油、铁矿、煤炭、森林等资源比较丰富，但近些年出现了资源枯竭的情况。如：但鹤岗、鸡西、双鸭山、七台河、伊春等煤炭、森林资源富集区已完全枯竭或濒临枯竭，面临着必须全面转产的局面。大庆油田开采成本也大幅上升，失去了原有的经济优势，黑龙江省内几大自然资源优势迅速弱化，如不重视这些问题，未来还将冲击东北的发展。未来东北三省应该重新定义资源、树立新的资源观并对进行有效梳理，如：各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热河生物群的化石文化资源、工业遗产资源、冰雪资源等需要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进行挖掘，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五是区域文化与形象重塑问题。经济的发展最终要看人，人是发展的最大“内生动力”。一个区域的文化起到内聚精神，外显魅力的作用，改变区域群体的精神面貌的同时影响到其经济的发展。如：山东的“好客文化”对其区域品牌的提升和经济的拉动效应不容小窥，河南以“老家河南”为抓手的形象重塑，也极大地带动了当地的人和经济实力的面貌。而东北三省目前除大连市和哈尔滨等少数市级主体外，省域层面还没有明显的举措。
总之，一个区域的发展是系统性问题，重大项目只是系统的“点爆因素”，东北三省的发展必须结合其历史发展原因、当地的人文变迁、未来的产业走向进行综合的思考。把区域空间、产业基础、资源状况、机制活化等纳入整体的思考框架内做好“顶层设计”，并制定分层次分步骤的实施路径，才能找的具体的实施路径。东北三省只有放弃对过去辉煌的依恋、改变长期以来的“区域发展惰性”、积极和市场机制对接，才能让“坍陷的区域经济”再次振兴。
【02-国家战略确立区域发展大格局】
“协同东中西，贯通南北方，放眼全世界，开放促改革”。把“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明确为“三个支撑带”。 这三大战略基本涵盖了中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最大的几个地区。笔者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在区域发展战略上告别了以前的各个省为单位的“散兵作战”的路线，开始通过“兼并、重组”的理念形成了现在以“三大跨区域支撑带”为单位的发展战略，中国的区域战略逐步走向全局性和整体性。未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京津冀三地之间也将不断互动，共同承担着国内整体改革开放以及创业创新的试点。同时这三个增长战略实际上也形成了某种特定的分工，如：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主要关注对内开放。这两个战略涉及中国最具潜力的几个地区，通过在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中加大区域间的协同，来推进区域间开放和国内资源的整合。这也是解决当前中国各地市场不统一问题的途径。打通省际之间的联系，协调货物贸易、招商引资等方面的政策，建议统一市场，降低区域间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效率；而“一带一路”则是转移国内优势富余产能的重要通道。并以此为纽带促进我国和亚欧大陆等诸多国家的合作供应，开启了我国争取“陆权贸易”世界级话语权的篇章，同时其贯穿我国的东西也利于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让西部的落后地区尽快享受到改革的红利。以上三个增长带基本勾勒出了我国区域发展中“内联外动”的大格局，当然在推进过程中，重要的是打破利益藩篱，打通思想、政策和市场阻碍，以更开放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身发展、区域发展和国家发展。
【03-北京副中心是“降压仪”更是“协调器”】
自去年北京首次正式提出把通州区定位为城市副中心以来，引来了全社会关注，通州区成为了贯彻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一个关键区域，也寄托了好多领导的希望。该如何定义其城市副中心作用？如何把握这次机遇摔掉通州区多年“睡城”的帽子？这些问题值得深思。笔者认为，这个副中心应该重点关注两个核心功能。一是降压仪功能，就是如何缓解北京主城区的压力问题。通州区一方面作为大量京郊和河北省的“上班族”涌向主城区的重要的“源发地”和“过境地”，另一方面也是“潮汐式”的人流冲击主城区的关卡。这就迫切需要把主城区的更多商务功能和工作机会疏解到通州，使得能在通州区形成集“工作、生活、娱乐”为一体的集聚区，目前通州的“一核五区”的发展构想和框架初步形成。但我们认为还应该更多的对现在“潮汐人流”进行职业分析、就业诉求进行分析，确保通州城区和这些就业机会匹配；二是协调器功能，就是发挥起在京津冀中的协调作用。通州市位于三地的交界处，未来也应该发挥起交通口岸的作用。成为区域协作中的“重要跳板”，东向和大兴亦庄的北京经济开发区合作，建立“人才自由港”，通过人才的集聚形成助力环渤海总部基地。南下和天津和河北的各市县展开合作，形成新的协作中心。最终形成集总部经济、现代物流、高端商务和会议会展的多元产业集聚地。当然以上两种功能是相辅相成，所不同的是前者更多的是立足功能承接，后者更多的平台搭建，这两个功能的动态平衡，直接决定着通州市的城市副中心功能是否真正可以体现出来。
【04-上海城市更新的五点建议】
从国内外城市的实践活动看，城市更新可基本分为项目实施推动和政策分区引导两种模式。项目实施推动的更新模式，是以项目为主体，确定更新范围，注重局部地块的改造更新，其更新方案的制定以项目需求为主导，强调资金就地平衡，地区整体规划控制较弱。国内多采取这一做法。而政策分区引导的更新模式，是在政策区内形成财税、规划等优惠政策组合包，力求实现规划提出的功能混合、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目标，比较注重地区整体发展，但更新活动多以自发性为主，政府主动引导相对缺乏。英美城市，如国际大都市纽约，正是采取这种模式。针对上海的城市更新，其重点包括五个方面。首先，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提升城市品质。围绕如何适应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以服务民生为重点，把公益优先摆在突出位置，注重交往、体验空间的塑造，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公共服务，彰显城市魅力和吸引力。其次，注重城市有机更新的规划引领。改变简单“拆”、“建”的既有旧改模式，做好城市设计，强调土地复合、功能混合与文化融合，突出内涵发展。第三，注重城市更新的评估工作。对标国际大都市的城市标准，通过对更新项目及其相关区域的评估研究，明确完善社区公共配套、提升地区品质的整体要求，作为城市更新的底线，指导更新方案编制。第四，以规划土地政策创新推进城市更新。规划和土地管理率先结合更新需求，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形，制订适度的规划土地鼓励政策，激发市场动力，切实保证项目操作落地。同时，将城市更新的理念引入管理工作，推进管理体系转型。第五，整合政策资源，实现多策并举。城市更新需要规划、土地、商贸、房管、财税等部门政策的有效统筹，探索多模式更新方法和更新组合政策，大力推进更新实施。
【05-如何化解老龄化带给城镇化的风险？】 近日召开的两会上有代表提醒要警惕老龄化带给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负面影响，其忧虑主要包括以下：一方面日益严重的中国老龄化将减少劳动力资源数量，另一方面将增加财政供养人口，养老和医保支出将大幅增加，还有就是老年人对信息化、新技术接受能力相对较弱，对于社会的整体创新能力也有影响，进而对我国现在推进的城镇化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针对以上问题研究认为老龄化固然有以上风险，但也不应过于担忧陷入问题本身。如何转换思维寻找“化危机为机遇”的积极老龄化措施才是关键？我们认为要从以下三方面深入思考和积极探索：一是变“老龄危机”为“老龄红利”，积极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布局“银发经济”，及早筹划和发展养老产业，包括养老护理、老年医疗、老年用品及养老地产等老龄产业，并在此基础上和文化、旅游、休闲农业等横向融合打造大健康产业，同时做好区域细分、人群细分、文化细分等，积极创新多种养老模式，形成养老和健康产业驱动的新型城镇化；二是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宝藏”，虽然老年人在体力和创新方面相比年轻人是“弱势群体”，但其知识储备和阅历确实是一座“待挖的宝藏”，整个社会应该本着公益化和市场化结合的方式培育适合老年人的“软性产业”，让老年人在文化教育、科技研发、社会活动等方面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保障其能在晚年“发挥余热”创造新的经济价值；三是认识到老年人在社会中的纽带作用，是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社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例如：在社会调停方面、在对下一代的传承、引导、教育和关爱方面等社会稳定作用也不容忽视，全社会应该建立更多的平台为老年人提供这些机会。
【06-大城市人口疏解失灵背后的思考】
面对大城市人口拥挤和交通的压力，长期以来都存在其一定的误区。认为可通过严格控制市中心的居住用地面积，对市中心进行旧城改造，把旧居民拆离市中心，在近远郊区兴建大型的居住社区，承接新增的人口与市中心的迁出人口，在郊区建设独立的新城，增建就业岗位，这一切好像这些看起来都好像是完美的计划。但实际上，无论从国内的北京、上海，还是日本的东京类似这些疏解人口的理想都最终失败，最终的结果仍然是高端的就业岗位仍然集中在市中心，以上的一系列措施只是加长了其通勤距离，进一步带来“潮汐式”人潮，增加城市的交通压力。有城市规划研究的“发烧友”大数据的方式反复检测各大型城市后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市场规模是顽固的，高端的服务业更倾向于向市中心集聚。只有制造业才是一条平稳的曲线，在郊区保持其密集度，能起到人口和岗位的缓解目标。基于以上分析，研究认为这种现象背后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在未来的城市规划中不可过分的追求服务业的比例。在大型城市功能区规划上应该更多的基于“有机疏散”的理论，规划多元的“制造业组团”和“服务业组团”相互嵌入的结构，极力避免大面积的单一的超大面积的服务业组团。二是，人口的疏解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从某种程度上在我国的城市发展中应该更多的考虑把“2.5产业”纳入思考范畴，确保一个地区有制造和服务组合的产业生态体系，才能保障整个区域的人口、就业、城市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相对平衡。【07-如何面对乡愁与城愁？】
如果说乡愁是对家乡的感情和思念，那么城愁则是对城市的迷惘和疑惑。乡愁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对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永久眷念。而城愁是一个全球的概念，总是与抽象复杂的时空相连，喧闹嘈杂的都市场景是现代人的普遍困惑。正是以上的乡愁和城愁构成了我们中国发展转型期的多少人的无奈。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间的要素在快速交换，一方面是乡村的日益破败，让有乡愁的人不得不逃离乡村，另一方面我国长期的户籍制度藩篱又让人难于融入城市。当然还存在一更多别的问题，如雾霾让我们穹顶之下无处逃避，传统文化的消失让我们的乡村走样。所以未来我们只能寄托五方面的变化：一是发展路径若转型。通过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科技的发展逐渐摆脱雾霾城市和雾霾乡村，通过绿色发展的理念形成生态城市和美丽乡村；二是在城市里更多的注重社区文化的构建，让每个城市里工作的人能够感受到城市的亲切，同时放弃那些人为设置的制度藩篱，给更多人同等的市民待遇；三是对传统文化的活化。抛弃过去一段时间内按照“城市的标准建设农村”的整齐划一的理念，更多的挖掘原来的一些传统文化，体现在乡村的景观风貌上；四是合理规划城市和乡村的功能组织关系。城市需要乡村的恬淡和舒缓，乡村需要城市的集聚和创造，关键是如何在迎合当代人的各种需求，如：通过对乡村的各种资源进行市场化的运营，让更多的城市到乡村休闲，通过经济效益让破败的农村复兴；五是政府对城镇化的推进要更温和，要尊重社会的冷静发展，否则，盲目的大规模城市化运动，带来的不仅是“乡愁”，而是“乡恨”丛生。【08-苏州工业园的产城融合三部曲】“产城融合”成为了当前我国发展转型中的一个热点词汇，它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的“产城分离”发展理念的一种纠正，缘自于产业发展模式变化带来的生产和生活的新的平衡。产城融合在实际中要做到产业融合、功能融合和空间整合，强调的是一种“人、业、城”和谐统一的发展理念。目前我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产城融合的具体做法，其中苏州工业园成为了各地争相学习的经验。经过观察研究，我们发现苏州工业园的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建立邻里中心，展现了社区生活服务的国际化模式。工业园区为每4—6个社区或10万人配建一个邻里中心，形成商业设施、停车场服务及为民办事的“民众联络所”共同构成的基础服务配套；二是规划高教区，引进国际化的教育机构。然而，今天的苏州工业园区已经集聚了23所高校，连省会南京市的任何一个区县都没有这么多的高校。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学大部分是在中国加入WTO，开放教育市场的大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的产物。无论是与国际接轨程度、还是国际认可程度，都远非国内传统的高新区可比，高等教育正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三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2.5产业。园区推动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提升第二产业增加值的重点项目。比如最近IBM就把IT运维交付中心放到了这里。形成了生物医药、诊断技术和医疗器械、生物医药研发服务外包、纳米材料等四大产业集群，成为全国唯一“国家纳米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在金融服务方面，工业园区内设立了总额600亿元的国内首个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母基金，其中东沙湖股权投资中心管理资金规模超430亿元，已经成功运作了2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这些都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国际化重要元素
（来源：笔者供职安邦咨询期间写的《城市问题研究》，2016年03月0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