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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专家纵横谈:改革快马加鞭未下鞍(上)

时间:2018-03-02 来源:湖南智库网 作者: 张胜 王斯敏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站在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回望过去,我们从“漏舟之中”的危局中站起来,从“一穷二白”的起点富起来,从“开除球籍”的边缘强起来,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在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浙江嘉兴南湖,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全党同志:“只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才能让中国共产党永远年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正是这样的初心和使命让中国共产党革故鼎新、引领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方法就是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为此,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光明智库》电子期刊特推出“改革,快马加鞭未下鞍”栏目,分两期邀集国内智库学者感悟改革开放进程、纵论改革开放经验,以智慧之思奉献家国、助力改革。第一期我们带来了六位专家的观点:

高质量发展,厚植强国之基

魏礼群

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

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高质量发展,就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能够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和基本追求。这是因为: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这表明,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国发展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2.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发展的客观趋势。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我们党的使命所在,也是新时代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目标。

3. 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进入新时代,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要解决的问题发生重大变化,在继续保持经济一定发展速度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更加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例如,在经济效益上,由高成本、低效益向低成本、高效益的方向转变。

推动转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因素,有周期性、总量性的,但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不断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水平,持续释放巨大内需增长潜力。为此:

一要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抓住未来几年的历史关键期,在继续坚持“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要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实现振兴实体经济的重大突破。

二要加快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既有利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也有利于形成全社会保护创新的大环境。适应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化的大趋势,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对外合作水平,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为企业创新创业提供法治保障。

三要以打破垄断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进市场准入制度创新,实现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已经成为当前市场化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

四要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第一,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防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第二,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各种利益的交汇点,牵一发而动全身,财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为总体改革承担成本,并巩固改革的成果。

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动力变革为关键厚植强国之基,还有相当多的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广大智库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续深入研究,不断提供富有真知灼见的新见解新建议,以更好服务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光明智库学术委员会主任)


以全面深化改革赢得转型发展主动权

迟福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所谓高质量发展,是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包容性发展。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突出特点和基本追求。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发展新时代寻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应当看到,全面深化改革仍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无论是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还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在全球新竞争格局中形成新优势,都处在重要的历史关口,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赢得转型发展的主动。

1.以振兴实体经济为目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水平的实体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基。转向高质量发展,在继续坚持“三去一降一补”的同时,要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

第一,在发展实体经济上聚力发力。加快制造业优化升级,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民间投资提供市场空间;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

第二,推进产权保护制度化法治化进程。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增强社会信心和稳定社会预期;弘扬企业家精神,强化企业家的保护机制;完善政府守信践诺机制,严格纠正以公权侵犯私权。

第三,以打破垄断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当前,优化营商环境不仅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现实需求,而且成为激发国内市场活力、振兴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这就需要创新市场准入制度,以发展中小企业为重点完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重点破除服务业领域的行政性垄断和市场垄断,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第四,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以化解财政金融风险为重点,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税收制度改革,健全地方税体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切实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2.以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国际环境。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历史交汇的大背景下,全面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3.将改革进行到底。面对新时代、新矛盾、新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中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我们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以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跨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将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注入新活力。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新时代的改革开放要有“天下观”

刘尚希

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最重要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点,是党的统一领导和走群众路线相结合。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独特逻辑。只有在党的统一领导之下,改革开放才能有序推进;只有发动群众,激发群众智慧,走群众路线,才能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第二点,坚持走自己的路,同时坚持对外开放,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做法,借鉴人类文明成果,二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道路自信,盲目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就不会有今天的巨大成就;不对外开放,看不到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没危机感,改革动力就不足,发展也会很慢。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既要充分调动各类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让经济社会充满活力,同时,也要根据经济社会运行中的各种不确定性问题及时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微观活,宏观稳,改革开放才能不断深入拓展。

用“天下观”看中国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有了新的特点。一方面,改革的整体性得到了加强,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改革的重点由过去的经济领域向多领域纵深推进;另一方面是全方位开放,中国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境内的概念,从老百姓的休闲旅游,到企业的投资、贸易等等,都以世界为舞台。这意味着我国新时代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关系到全球许多国家。既然中国的发展在推动世界的发展,那么,对中国发展在新时代的理解就需要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来思考,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之中。

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未来两个领域的改革尤其值得关注。第一是产权制度改革。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产权制度的改革、产权的保护都涉及发展的持续性问题。没有产权制度的改革,产权的保护就很难做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很难发挥。因此,国家对对其他主体产权的确认十分重要,也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第二是财政改革。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运行状况决定了国家治理的水平,转变政府职能需要加快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财政改革。其实,国家收钱、花钱的方式,就已经标识了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面对高成本,消化成本的能力决定了转型升级能走多远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降”就是降成本,这也是今年两会我关注的重要问题。成本高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的巨大制约,消化成本的能力决定了转型升级能走多远。而当前经济发展的高成本,都是资源错配带来的成本。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结构性改革的深化,这是在当前条件下我国降成本的根本出路。

(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本报记者底亚星采访整理


中国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

刘志彪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不断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不断进步。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大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与市场主体的逐步发育成长有着直接的关系;都与市场体系的逐步健全、市场调节机制的逐步有效以及市场工具和手段的逐步深度运用有着直接的关系;都与政府职能的逐步合理化、政府宏观管理的法制化等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广泛地调动和激发了社会各界的发展动能和发展潜力,激励了他们投身于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市场取向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是市场取向改革的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取向的总原则,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更多地流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时要用关键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显然这种“破”和“立”的具体的政策行动,离不开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否则就无法使政策要求通过市场传导机制来实现。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新时代仍需要逐步解决的老问题。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要路径。一是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要通过负面清单、责任清单的管理减少干预,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做最有效的事情上;“更好”的标准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二是要把“放手”当作最大的抓手,对权力多做减法,对市场多做加法,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三是要“放手”而不是“甩手”,为市场活动制定规范,并当好监控者和仲裁者,在非营利性活动中发挥主体角色,为市场发展提供充足的外部经济性。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文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构建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引力场

王辉耀

中国历来重视人才。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扩大人才引进,建立现代人才制度,助力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是与中国的人才政策分不开的,而学习外国经验、引进人才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重大。近年来,中国实行“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政策,吸引海外华人华侨、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来华。根据教育部数据,2016年,来华留学生达44.3万,比2015年增长11.35%,是世纪之初的8倍多。同时,从1978年到2016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58.66万人,其中265.11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比例逾八成,留学回国与出国留学人数“逆差”逐渐缩小,显示出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下“人才磁铁”效应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该继续坚持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人才制度,以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为此,在培养人才的同时,要扩大人才引进力度,以建立专门的移民管理机构、建立华裔卡制度、不断引进国际留学生等方式来解决中国在引进人才方面面临的挑战。

进一步加强引进国际人才的顶层设计,设立专门的国际人才管理机构,建立专门管理部门,比如可组建国家移民局,整合并明确国际人才管理权限,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更新补充法律法规,通过相关领域的移民法,界定移民管理体系,明确移入者的权利和义务。

加大操作层面的政策突破力度,持续发挥国家创新区域创新引领与先行先试的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放宽外国留学生在华实习就业限制,让更多国外千里马奔腾在中国。加快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引力场。

建议对海外华人签发有别于签证的华裔卡。给他们在国内的交通出行、医疗、就业、子女上学等问题提供一揽子完整的方案或解决办法,助力构建海外“人才银行”,促进海外华人回流环流。

建立国际人才合作组织,打造国际人才协调服务专业平台。要建立有效的区域国际人才开发合作机制,实现政府、企业、市场、人才的统筹协调与合理分配,建立国际人才信息库,联合开展国际人才研究,加强人才政策的持续推进与追踪监督机制,建立区域国际人才合作的利益共享机制和统一的国际人才评定标准,发挥国际人才的最大价值。通过国际人才合作组织综合协调,统筹区域之间的人才开发合作,建立全面的人才开发体系,促进人才区域化一体化发展,从而提升中国吸引国际人才的优势地位,在提升中国人才话语权的同时,为区域人才竞争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人才引进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是我们获得成功的基础条件之一。进入新时代,应继续扩大引进国际人才,建立现代人才制度,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顺利实现。我们期待,新时代的中国将成为人才培养强国和国际人才聚集地,揽全球人才为我所用。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全球化智库(CCG)主任)


当代中国法治改革的根本保证

公丕祥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40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进程,当代中国法治改革走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历程,取得了历史性的重大进展,凝结着弥足珍贵的法治改革的中国经验。其中,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改革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无疑是当代中国法治改革的一条至为重要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也是当代中国法治改革的根本政治保证。在当代中国法治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总揽法治改革的全局并且主导着改革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我国法治建设的指导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法治改革的历史进程。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按照“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方针,强调要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司法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这对于我们党探索新时期对法治改革领导的新思路新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的十二大提出要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党的十三大把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把加强法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代中国的法治改革开始在更为广阔的背景和更大的范围内进一步展开。党的十五大郑重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且第一次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强调小康社会是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进而从坚持依法执政的高度,第一次全面提出并且阐述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历史性任务。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国情条件,高度重视法治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对法治改革的战略谋划和协调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30多项重大改革措施,其中相当部分与法治领域改革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推出了180多项法治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和权力格局调整的‘硬骨头’”。与此同时,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法治领域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有序推进法治改革。对于一些关乎法治建设全局的重大改革举措,坚持试点先行,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逐步推开。这充分表明,当代中国法治改革面临着全新境况和重大机遇,进入了一个全方位深化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从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大判断,阐述了新时代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并且勾画了新时代中国法治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愿景,开辟了当代中国法治改革的新境界。十九届三中全会则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大决定,新时代中国法治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

回眸40年来当代中国法治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中国法治改革所走过的道路,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法治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并且取得重大进展的根本保障,鲜明地反映了作为当代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对法治改革坚持不懈的高度关注和执著努力,进而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改革道路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自觉和更为透彻的科学把握。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必须牢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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