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查建国 陈炼）10月26日，上海欧洲学会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合作主办的“大变局时代的欧盟与中欧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召开。来自上海欧洲学会、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澳门大学的中方学者，以及来自匈牙利、塞尔维亚、捷克、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国的欧方学者近30人应邀参会。本次会议系“上海市社联第十七届（2023）学会学术活动月”项目之一。
再调整再启动使中欧关系获得新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教授在致辞中提出，欧洲正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内部不同利益和决策考虑，二是如何在美国约束下实现战略自主，三是正确认知与中国的伙伴与竞争关系，中国主要是欧洲不可或缺的伙伴。我们可从三个维度把握中欧关系，一是要扩大共同面，管理好差异点；二是要注意来自第三方的影响，比如中美战略竞争、俄乌冲突等带来的复杂影响；三是加强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通过再联系、再调整和再启动，中欧关系可获得新发展。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世界正面临地缘政治等诸多挑战，欧洲相继提出“三重定位”对华战略和“去风险”战略，如何应对中欧关系呈现出的新变化，从而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需要学者深入地面对面探讨。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副教授主持开幕式环节和主旨发言环节。
匈牙利约翰·冯·诺依曼大学校长、匈牙利经济部前国务秘书奇兹马迪亚（Attila Norbert Csizmadia）教授在主旨发言中提出，在考虑地缘政治时不仅要重视政治学，也要注重地理的视角。尤其是理解“一带一路”倡议，应当结合地理的角度，摆脱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尝试将不同主体放到地图中心，结合多个经济指标进行多角度的理解。亚洲在过去一段时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在亚洲。在当前这个充满扩散且网络化的时代，理解互联互通不仅要关注其经济含义，也要关注人文交流、城市化、数字、绿色等种种联系。例如，理解当代的边境已经不是从长度的视角，而是关注网络、管道、铁路和高速公路的跨境联系。由此，他赞赏“一带一路”取得的辉煌成果，包括六大经济走廊的韧性。
丁纯在关于中欧经贸关系的发言中表示，中欧货物和服务贸易持续发展，也逐渐呈现出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的特点。中欧投资在经历快速增长后一度出现下降的趋势，但今年上半年呈现了复苏。当前，中欧经贸关系面临经贸问题政治化、“去风险”等挑战，但前景谨慎乐观，双边竞争不应被夸大，双方应当求同存异。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伍慧萍教授认为，德国的中国战略体现了对华三重定位，指导思想是“去风险”，竞争色彩加重。德国对华战略的调整对双方在经济、技术、教育等领域的合作都有影响，双方需要重建互信，实现双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严少华认为，“去风险”作为欧盟的政治发明，已在内部形成较大共识。但这一概念本身存在风险。一方面，“去风险”概念将造成一种视中国为威胁的心理印象。另一方面，“去风险”概念也可能滑向保护主义，引发贸易摩擦，甚至外溢为实质上的“脱钩”，对中欧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探讨大变局时代的欧盟与中欧关系
捷克西波西米亚大学彼得·德鲁拉克（Petr Drulák）教授认为，中东欧国家处在欧洲的“半边缘”圈层，西方经济模式的局限性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向东寻找经贸机会。中东欧国家在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中，面临内部发展水平不一、技术优势和资源不足、对欧盟政策影响力有限、美国和欧盟施压等问题，这也限制了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的成果。中东欧国家应该要加强内部合作，以更独立的姿态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
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副教授、克罗地亚萨格勒布经济管理学院CroAsia研究所创办人之一白伊维（Ivica Bakota）提出，欧洲小国在欧洲和中欧关系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但是这些国家也有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关切。整体来看，欧洲小国在中欧关系中能起到“去极化”的作用。
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德拉甘娜•米特洛维奇（Dragana Mitrović）教授提出，一些中东国家欢迎中国的投资和合作，因为这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发展基础设施和经济的机会，但也有一些国家提出需要对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影响力的增强进行讨论。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张迎红研究员认为，相关变化和差异反映了复杂而多样的趋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任重道远。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提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充满了危机和挑战，欧盟一次次从危机中崛起，变得更加强大。欧盟在外交政策领域，比如在应对俄乌冲突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更统一的立场和更高效的决策。在欧洲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重要性逐渐增强。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宋黎磊教授认为，在俄乌冲突等冲击后，“脑死亡”的北约再度被激活，新老欧洲国家对欧盟战略自主的贡献度出现明显分流。
罗马尼亚外交学院院长莉莉安娜（Liliana Popescu-Bîrlan）教授认为，俄乌冲突对欧洲和中欧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周亦奇提出，欧盟成员国在哈马斯-以色列冲突上呈现干预和平衡两种走向，即一种是加强与美国协调，采取谨慎的干预主义，另一种则是采取更平衡的态度，反对单方面军事解决、支持多边主义。但是欧盟缺乏撬动局势的杠杆和观念吸引力，在中东热点问题上作用有限。
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行政学系系主任宋卫清副教授提出，欧盟“印太”战略实质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产物。内部，欧盟在处理“印太”事务时意见和立场难以统一，未能就“印太”战略各事务议程做出优先排序。外部，欧盟印太“伙伴”不仅在处理地区事务上具有不同意愿与途径，且在回应欧盟要求上力有不逮。欧盟大概率会在处理“印太”战略具体事务时遭遇强大阻力。
简军波表示，欧盟正在通过《后科托努协定》与非加太国家关系正常化、深化邻国政策和地区政策、开展自由贸易谈判、建设更多统一政策工具等方式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
会上，还有学者围绕俄乌冲突与制裁、媒体与非政府行为体的作用、包容性知识经济、中国在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的对欧直接投资、西班牙作为轮值主席推动欧盟开放性战略自主等议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