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财新峰会上，财新传媒掌门人胡舒立表示，财新力图发展成一个类似于“彭博＋经济学人集团”的综合性资讯集团。早在今年7月，财新就宣布在媒体一翼外，推出财新智库平台。而近期，财新智库完成两项公司并购：一是控股“中诚信资讯科技有限公司”，进入金融数据库领域；二是财新智库与莫尼塔（上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合作组建“财智莫尼塔”研究平台，成为控股股东，正在布局金融信息服务。从公开发言来看，财新掌门人胡舒立对此似寄予厚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副所长，在纽约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任高级研究员的何帆博士，于9月加盟财新智库，担任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和首席经济学家。作为一家缺乏研究基因的财经媒体，办智库，首先得从人员上破题。
以下是传媒评论与何帆博士的对话。尽管团队还在初创期，然而，他对媒体智库的理解，对财智研究的框架设计，多少能透露出日后财新智库的走向。
谈空间 在中国媒体办智库有自己的优势“
传媒评论：您怎么看待当下的媒体智库热？何帆：总体来看，其实媒体做智库，并不是很多。这可能是有中国特色。
因为国外一般来讲，智库要么是独立的，像布鲁金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要么是在大学，尤其是在一流的大学里面，一些学者对政策感兴趣，拿完了tenure（终身教职），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了，所以像哈佛、斯坦福这些学校，都有一些比较好的智库。
但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媒体做智库，可能反而有它的优势。“传媒评论：国内智库发展环境有什么特殊性？何帆：现在国内大学，普遍对做政策研究没有兴趣，也没有经验。教育部的考核，基本上是考核发论文。老师最关心的还是发论文，但做政策研究很难发学术性的论文。
政策性的研究，需要你能够把握整个决策过程，另外，你其实是用不同的语言，就是你跟领导讲，说这是一个什么原理，领导不一定学过，但你要是跟他讲，这是十三五规划里头的一条，他就知道。所以他需要一个从学术语言到政策语言的翻译。而很多大学里面的学者并不具备这方面的经验，没做过。大学里面做智库，尽管现在也比较热闹，但是做得好的不多，因为最终会遇到激励机制的问题。尤其年轻老师，没有很多人愿意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
像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些智库的作用是没办法取代的。它等于是常规军。但是它们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管理机制上的问题。“传媒评论：所以您认为这给予媒体智库一些发展机会？
何帆：为什么中央要谈建设新型智库？靠原来的智库无法完全满足政策的需求，原有的智库提供的研究还是没那么解渴，所以希望能够有一个竞争的格局。
中国原来有一些媒体，某种程度上也有智库的作用。像新华社，不仅有很多报道，也做一些调研甚至是研究，新华社也有各个方面的专家。
媒体做智库的优势，一是信息量比较大，二是很多资深的记者本身也是比较好的研究者，三是渠道相对来说更畅通，尤其是体制内的媒体。“传媒评论：它的专业程度呢？何帆：这里头存在一个短板。媒体更多的优势在于，能够把自己的东西宣传出来，但对于做研究，并没有非常深厚的积累。所以往往媒体色彩比较重的智库，在学者看来，会没有学术上的公信力，觉得你就是谈了一个观点，但是没有研究的支撑。这里头是存在矛盾的。“传媒评论：什么样的媒体有条件做智库？何帆：全国性、专业性的媒体更适合，因为要影响政策。
比如在阿拉斯加做一个智库，公共影响力肯定不如在华盛顿。公共政策研究，受地域的限制还是蛮大的。因为需要跟人沟通，你在宁夏搞个智库，你很有本事，但怎么把这些人天天请过去，跟你一块儿讨论，它有它的障碍。
谈战略 财新想往“新闻+资讯”的方向转型“
传媒评论：财新为什么要办智库？何帆：财新智库的起源，是舒立的战略构想。她说，如果只是做媒体，那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广告。广告，现金流比较稳定，这是好的一面，但毕竟发展有限。尤其现在新媒体竞争又很激烈，她担心，一直这样做，可能就越做越萎缩。
如果放眼国际，有一种模式是既有新闻又有资讯。路透，是先做新闻再做资讯；彭博，先做资讯再做新闻；经济学人，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部EIU（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通常译作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人信息部）。所以舒立的想法，就是想往这个方向转型。“传媒评论：财新智库和财新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设定的？何帆：财新智库其实和财新传媒是并行的，是依托于财新传媒而又相互独立、整体补充的商业性机构。一开始主要是想做面向市场的信息资讯服务、数据库服务，包括开发一些指数化产品。“传媒评论：第一步动作就是通过竞标获得中国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冠名权。接下来还会有什么计划？何帆：指数化产品，一方面是PMI，可能以后还会进一步深化，比如现在是制造业PMI、服务业PMI，那以后可能会推出高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的PMI，可能会推出各个不同地区的PMI，对中国经济能有更全局的把握。另一方面，收购一个数据库，可能在这基础上酝酿一些指数化产品。“传媒评论：能否谈谈目前财新智库的主要架构？何帆：财新智库，实际上是一个公司，或者说是一个平台公司。这个平台上，有研究部，做公共政策研究；也有收购的咨询公司，收购的数据库等，来做商业。
舒立跟我商量这事的时候，我跟她建议，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研究部。研究部应该是非盈利的，以公共政策研究为主。现在叫财智研究。全称就是财新智库研究部。如果发展壮大了，就是研究院。长远目标应该是有一个基金会，注册成一个民非。
研究部不负责赚钱，是成本中心，但希望两三年之后基本上可以自收自支。因为我们有课题，有一些赞助。比如跟发改委做一带一路相关的评估，课题专门有预算；做金融圈读书会，是有赞助的。
财智研究，相对财新传媒、财新智库一些做商业的部门，是独立的，但互相之间又有协作。
谈研究 在研究与传媒、公益与商业之间建立防火墙“
传媒评论：财智研究的主要业务方向是什么？何帆：还是以面向公众和市场的研究为主。我觉得一个媒体的智库，可能更多地是要奠定一个良性的公共政策讨论的基调。
现在很多讨论实际上都很无厘头，很多人不做研究只谈观点。需要一个严肃的研究机构，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交锋的平台。比如说，都在讨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你摆出你的道理，我阐述我的道理。学术观点对学术观点，理性讨论对理性讨论。这是我心目中的公共政策讨论应该做的。“传媒评论：在这个过程中，媒体智库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吗？何帆：有时候智库有自己的观点，但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做政策研究需要的不是你自己的观点。它需要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提供背景材料，比如关于人民币贬值，国际市场上是怎么看的，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当然这里头要有你自己的分析和判断，但你必须要在综合各方的观点之后，有自己的判断。“
传媒评论：财智研究能为财新传媒其它业务板块提供什么支持？何帆：我们对财新传媒能够起到的支持作用，就是提升报道的专业程度。如果我这边做研究，就会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专家、学者队伍，记者就会知道这个领域里哪些专家是最好的，方便记者和学者之间的沟通、交流。
此外，对于一些商业性的分公司来讲，我们也能提供产品开发、产品孵化的作用。它们可能有一个新的想法，要做一个可行性研究，就能通过财智研究来做一个政策报告。我们会开一个讨论会，邀请相关的监管方、潜在的投资者、主要顾客参加，如果大家说，现在时机很成熟，而且对于整个国家的改革也很有好处，商机也正好有，那可能就水到渠成，孵化出来，进行商业化操作。“传媒评论：依托于财新智库这个商业化平台，又强调公益性研究，财智研究如何保证独立性和公信力？
何帆：我们为什么强调非盈利和公共政策研究？就是要建立防火墙。长远来讲，智库的reputation（声誉）很重要，必须把独立性建立起来，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做了隔断。
一是跟财新传媒之间有隔断。财新智库开的会，往往是内部讨论会。因为你要做政策研究，是非常低调的，不能做那么多的宣传，很多东西是要保密的。而传媒的功能和研究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内部的会议，连财新传媒自己的记者都不邀请。只有这样，做了一个区分之后，别人才敢到你这里来开会，尤其是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
二是在公益性研究和商业化咨询之间建立防火墙。我们承担商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但为什么还要把财智研究分离出来？因为也要做一个隔断。我们一开始的设想，就是不为单独的企业服务。我们做的研究、提供的服务，都是宏观的或是整个行业的研究、咨询。如果只是为一个大的企业去做咨询和服务，难免会有潜在的利益冲突。
谈运营 财智研究在构建开放式、专业化的研究网络“
传媒评论：您原来是在社科院，现在到财智研究，能否谈谈两类智库机构的不同？何帆：社科院是人数最多的研究机构，财智研究很难有很多in-house（机构内部）的研究人员。好的研究人员，成本很贵，没有年薪100万，请不过来的。但如果这个人年薪100万以上，他不会把时间精力完全放在你这里。因为他在业界肯定是well-established（声誉卓著的），请他的人会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第一，实际上是一个外包型的布鲁金斯。我们跟北大、清华、社科院有很多合作项目。某种程度上，我们是通过这种方式，引导大家研究什么题目，调动学术资源朝某些方向重新分配。
第二，还有一种智库，像世界经济论坛，它的功能是net working（形成研究网络）。一般人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局限于自己这个领域。一个经济学家，可能认识的人都是经济学家。你很难有个平台帮你突破原来的界限，把优秀的人才汇集到一块，头脑碰撞。那么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它能帮你甄选出各个行业的优秀人才。你可能会在一天时间里，遇到缅甸妇女运动的领袖、格鲁吉亚外交部长、硅谷的风险投资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世界经济论坛这样，也没必要做到，因为它到最后是各国政要的club（俱乐部）。我们想做的是一个专业型的世界经济论坛。比如关于汇率问题，我们可能就会聚集国内外专家，央行的、市场上的、高校的，共同来讨论问题。我们基本上是根据政策研究的需要，来打通官产学各界，畅通国内外的交流。“传媒评论：相当于是做圈层吗？何帆：我们有各种形式，读书会、内部研讨会、论坛，可能还会建一些平台。比如美国有一个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国家经济研究局，是一个民间的、非盈利性、非党派性的研究机构），大家都把工作论文放在网站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中国的NBER，可能会有一个中国的VoxEU（VoxEU.org，是由CEPR即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和欧洲部分国家网站联合成立的一个政策门户网站），Project Syndicate（世界报业辛迪加，总部设于布拉格的著名智库网站）。这个平台可能线上线下会有一些活动，最后实际上也是一个network（网络）。“传媒评论：那你们主要是做协调对接的工作？自己会做研究吗？何帆：我们自己也做研究，做短平快的研究，贴近市场、贴近热点的研究。我们不打算进很多人，但是希望效率比较高。“传媒评论：您招的人，是专业做研究的，还是有可能是记者转型的？何帆：要能做一些分析、研究，同时还能做学术活动。所以现有人员，每个人都会组织会议，一个人就能办下来一场会。也得当记者使，能出去做采访，比如说专访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得主迪顿。我希望他们是多面手。“传媒评论：会调动财新的记者来做采访和调研吗？何帆：不会，我们有防火墙。“传媒评论：到财新之后写的分析研究文章，跟您原来在社科院出的研究成果，文本上有没有差异？何帆：有，必须要适应多个不同的文体。写内参是一种文体，写政府报告是一个技能，写媒体上的财经评论、学术论文是另外的技能。要学会在不同的文体之间变换。我现在可能还差电影剧本没写过。
谈影响力 好的智库一定是很低调的
“传媒评论：有观点认为，智库关键是要影响决策，而许多媒体不具备这个渠道和能力，您怎么看？何帆：想要影响决策，哪那么容易。不要对此抱太大期望。我们这里从来不去追求领导批示。实际上公共舆论、公共讨论，在影响政策方面，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只要能够把事情说清楚，保持自己的独立研究，发出自己理性的声音，保持低调。“传媒评论：也有人论证媒体办智库的逻辑，会提到智库本身也有媒体化的需求，需要扩大智库产品的影响力，而您认为是要保持低调？何帆：我们没有媒体化的需求。我在躲着媒体化的需求。
他们要么是不懂做智库，要么不是想做智库，是想做媒体，想做咨询公司、会议公司。
好的智库一定是很低调的。大量关于政策研究的东西，是不能说出去的。比如你给高层写了一篇稿子，即使有些是你提的，你其实也只是做了措辞的工作，大的思路是在各种利益权衡之后出来的，你的贡献只是点滴的，绝对不能高估自己的影响。影响值得影响的人就行了。不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任何宣传。“传媒评论：在能力范围内，您会怎么去助推财新智库品牌的成长？何帆：我觉得我们以后会是做得最好的智库，但这是一场马拉松。中国的智库已经出现泡沫，有很多马上就会被淘汰掉。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智库，也不考虑20年后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做智库，并不是要很快地把影响做出来，而是必须要想好一个问题，20年后你想干什么。那你就不着急了，着什么急呀。
比起建大学，智库的成长其实是蛮快的。20年建个大学是没戏的，100年能建起来就不错了。但20年建起来一个智库，我想是没问题的。可是20年建起来一个智库，何必急在这一年半年。你得有这种定力才行。“传媒评论：20年后做成什么样，您有初步的想象吗？何帆：中国的智库，很可能最后跟国际上所有的智库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最后做出来的肯定不是布鲁金斯，不是世界经济论坛，也不是兰德公司，但它一定是一个平台，聚集有智慧、有远见、跟政策相关的研究者。
我们希望陆续关注一些对中国长期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比如城市化、老龄化、医疗体制改革等等。过去做得比较多的是宏观经济、金融，以后想范围延伸得更广一点。我们认为，未来发展中的核心能力是判断力，要能识别哪些问题对中国重要，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真问题又从哪个角度切入最好。
(来源：《传媒评论》2015年11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