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智库的知识服务能力由七种能力构成，分别为政策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沟通激励能力、决策咨询能力、研究成果影响力、知识传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它们可以保障党政智库内部知识生产与管理的有效运作，实现党政智库咨政建言、社会服务、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的核心功能。
党政智库是指通过立法或者行政组织条例组建的存在于党政机关内部，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服务的咨询机构，在党政机关内部发挥决策“内脑”的职能。党政智库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决策者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其资源优势明显，成果报送渠道也更通畅，对国家治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目前，我国一些党政机关在政策制定和决策方面存在滞后现象，被动式应急管理开始显现弊端，前瞻意识有待加强，而党政智库之间又缺乏信息共享机制，在咨政辅政能力、牵引带动作用、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与党政机关的决策要求存在差距。为了尽快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党政智库要明确其功能定位，承担起咨政献策的责任，通过提升自身的知识服务能力，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
关注利益相关者诉求
党政智库的知识服务能力是指其面向党政机关的知识服务需求，通过有效组织智库的内外部资源，进行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或转移，为党政机关提供政策建议或者决策咨询服务的能力。在辅助党政机关制定政策和决策过程中，党政智库一定要关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因为其知识服务活动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协调与配合。利益相关者是指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组织实现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我国党政智库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分为内外部两类：内部利益相关者属于核心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党政智库内部的研究人员、行政人员和领导干部，他们需要具备相应的政策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沟通激励能力；外部利益相关者属于党政智库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和边缘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党政机关、社会公众、大众媒体、其他智库、具有智库功能的知识服务组织和社会团体，它们需要具备相应的决策能力、认知能力、传播能力和协作能力。
为了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知识服务需求，党政智库应具备相应的决策咨询能力、研究成果影响力、知识传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因此，党政智库的知识服务能力由七种能力构成，分别为政策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沟通激励能力、决策咨询能力、研究成果影响力、知识传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其中，政策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和沟通激励能力可以保障党政智库内部知识生产与管理的有效运作，促进知识服务成果的高效产出，发挥知识创新潜能，实现知识服务目标。决策咨询能力、研究成果影响力、知识传播能力和交流合作能力可以实现党政智库咨政建言、社会服务、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的核心功能，即通过创新的决策咨询方案与建议、高质量的知识成果、多样化的知识传播和密切的交流合作为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高水平的知识服务。
回应新时代政策研究任务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与推动下，我国党政智库健康有序发展，实力稳健提升，知识服务能力不断加强，但仍有进步空间。从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我国党政智库的知识服务能力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大多数党政智库的政策研究主要依赖专家判断，即过滤性地选择支持自身观点的“证据”，且欠缺运用新兴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和分析的能力，难以满足大数据时代政策研究的精准化需求。第二，党政智库基本沿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体制，研究的自主独立性不强，难以适应新时代复杂多变的决策环境。第三，大多数党政智库通过座谈会、论坛、通知公告等渠道进行信息沟通，但由于管理体制等因素的限制，没有制定明确的激励措施，难以激发智库专家的活力和创造力。第四，大多数党政智库通常采用理论阐释和案例分析开展应对性和应急性研究，较少关注前瞻性和前沿性研究，难以满足党政机关对预见性、导向性、战略性决策的咨询需求，且这类需求正在不断增长。第五，大多数党政智库的研究成果通常以时政评论、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专著等形式发布，但与其他类型的智库相比，其研究成果的信息透明度较低，部分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等不能提供全文或无法全文下载，难以让社会公众广泛了解其思想成果。第六，官方网站是党政智库知识传播的主要渠道，期刊杂志是其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但是，党政智库不够重视应用网络化新媒体平台进行知识传播，社会公众对其关注度也严重不足。第七，尽管大多数党政智库都下设国际研究与合作部门，并积极举办或参与国内外交流活动，但中外智库合作研究较少，在国际交流中更关注欧美国家的智库，与发展中国家的智库互动较少且党政智库间进行合作的分支研究机构数量较少，未形成广泛的交流合作网络。提升知识服务供给水平
针对当前我国党政智库知识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策略。
借助新兴技术手段，赋能政策研究方法。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党政智库应当借助这些新兴技术赋能政策研究方法，挖掘分析海量数据，迅速萃取有效信息，拓展政策研究问题的可及性，提高政策研究成果的精准度，提升大数据环境下的政策研究能力。比如，采用移动调查等数据收集方法远程实时接收信息，使党政智库的政策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力、更可靠；利用社交媒体等新数据源，使党政智库的政策研究问题涉及更广泛的人群；应用网络爬虫和自然语言处理等数据收集与处理工具，使党政智库能够快速、准确、广泛地覆盖政策研究议题；使用机器学习等预测分析工具，加快党政智库的政策研究进程；运用仿真模拟等计算机仿真技术，提供最佳的政策咨询方案。
建立有效的知识管理机制，保障智库工作高效运行。我国党政智库应当建立有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机制，确保从研究议题选择、知识准备，到知识生产、成果产出等一系列知识服务流程高效运行。同时，以深化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改革，提升知识服务能力。比如，采用矩阵结构或项目团队，推进行政管理与科研管理合理分工，明确行政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和工作任务，为重大政策研究任务提供服务保障；建立知识管理系统，利用智库智力资本，促进知识共享和知识创新，为开展政策研究提供知识支撑。
采取多种激励措施，激活智库专家活力。我国党政智库应当建立以人为本的制度环境，采取各种利于智库成果产出与转化的激励措施，激活智库内部的组织活力，让智库专家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创新潜能，推动党政智库面向思想市场需求的创新发展。比如，授予各种荣誉勋章，以表彰激励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智库研究人员或研究团队；设立各种奖金，以激励智库专家产出创新性研究成果，如英国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RUSI）每年颁发惠灵顿公爵军史勋章（The Duke Of Wellington Medal for Military History），以表彰年度最佳军事历史写作的智库人员；每年评选特伦奇·加斯科因论文奖（Trench Gascoigne Essay Prize），以奖励年度原创性强论文的智库专家。
关注前沿热点问题，提高决策咨询水平。我国党政智库应当针对各种复杂且动态多变的决策环境，开展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政策研究，提高决策咨询水平，提升党政机关的决策效率以及公共事件应急能力。比如，通过数据监测和社会公众反馈预测前沿问题，开展前瞻性政策研究；根据公共突发事件，设立热点版块，进行对策性战略研究，如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解决方案等。
公开发布研究成果，扩大智库影响力。我国党政智库应当不断提高研究成果的公开程度和可获取便利程度，使社会公众切实了解与利用智库的思想成果，从而扩大其影响力。比如，聘请专人或专设机构对研究成果进行定期发布；利用在线可视化技术，实时、动态展示研究成果；对于不涉密的研究成果，提供全文下载；建立专业或综合数据库，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政策信息服务。
应用新媒体平台，增强智库品牌效应。我国党政智库应当应用新媒体平台传播知识，引导舆论宣传，将智库的思想产品及时、广泛地传播给社会，提高社会关注度，增强智库品牌效应。比如，开设并完善党政智库自有的微信公众号、手机应用软件、官方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制作政策解读和专家观点等视频内容，并将其发布于抖音、快手等热门短视频平台。
继续坚持合作理念，携手共建交流平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党政智库应当继续坚持开放、协作、共享的合作理念，通过共建共享交流平台，就重大问题、重要领域开展合作研究。比如，设立重大课题专项资金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例如，日本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在2020年设立了“应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国家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资金。该专项资金用于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已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与卢森堡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的专家合作，共同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的交通出行影响”；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智库的互动，如作为丝路智库国际网络的成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IFES RAS）与中国、越南、印度等多国的近40个研究机构保持着国际研究合作关系；在国内外重点地区增设智库合作的分支研究机构，拓展智库的国际合作研究网络，如美国东西方中心（EWC）建立了一个由65000多名校友和1100多个合作伙伴组成的全球合作网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创新驱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知识服务发展机制研究”（18ATQ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