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站在智库竞发新起点
回眸
“版”上春秋：2015年，我们这样走过
2014年12月25日，光明日报《智库》周刊诞生了。
那个冬日未必有霾，却一定有光。这道光，来自中国思想文化界志士仁人“智力报国”的长久渴望，来自这份知识分子报纸为国聚良策的使命担当。这道光，初始熹微，继而湛亮，势必光照一个复兴大国铿锵前行的漫漫长路。
在发刊词中，我们写下了这样的语句——“点滴之水，融入江海，方不致枯竭；一己智慧，系于家国，才可济天下。”自此，370天日夜兼程，只为圆满一个“兼济天下”的诺言；55期丰富呈现，只为不负一份“心系家国”的热诚。
虔敬播下的种子，很快在沃土中萌芽。一年来，这个在全国平面媒体中首开先河的“智库家园”星光熠熠，果实累累。智库同样“以人为本”，回顾2015年，许多智库人在光明《智库》版上为智库建设贡献智慧、慷慨发声。与此同时，光明《智库》致力于呈现最新鲜、最热点、最有深度的智库研究报告，呈现智库人的智慧与担当——80余位“国之智囊”，20余张“智库名片”，49项热点研究，36个重大成果，79期微信推送……每个数字，都为“光明”这张薄薄的新闻纸增加厚度，也为中国这艘全速前行的航船蓄积力量（详细内容见光明《智库》周岁致敬）。
2016年来临的时候，我们用回望向未来致敬。相信前路依然有你同行——因智慧之名，以家国之心。
展望
写在前面——
回首来时路，步履坚实方能踏石有痕；眺望新征程，山高水远却是铺满希望。驻足于2016年这个智库建设新起点，智库专家们有何心声感言，他们眼中现阶段智库建设的“关键点”是什么，怎样走好2016年的智库发展之路？本版特邀三位来自不同智库的专家学者撰文探讨，也期待着以此为开端，在这正在开启的一年里，听到更多“智库心声”。
高端智库建设：风好正扬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智库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王荣华
2015年12月，《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办法（试行）》提出了高端智库建设目标——到2020年，重点建设50-100个“国家亟需、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水平智库，形成结构合理、规模适度的新型智库体系。在国家有关政策指导和大力推动下，我国高端智库建设驶入快车道。
高扬风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亟须国家高端智库积极参与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是推动与完善我国决策咨询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与改革举措。
首先，全球视野下，中国的发展正在对世界产生深刻影响，迫切需要一批具有本土情怀的高端智库在纷繁杂乱的国际事务中讲好中国故事、表明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了主动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新变化，我国采取了“一带一路”“亚投行”“自贸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和平崛起和大国博弈中，积极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提升国际话语权，主张国家利益，中国智库责无旁贷。
其次，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亟须通过供给侧管理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进一步释放体制活力。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中国智库提供了土壤与养分，培育一支具有国家视野、创新思维与本土化的智库队伍，正是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应有之义。
最后，国家高端智库建设方案是针对当前我国智库发展中存在的各种不足及其深层次原因而提出来的。比如，我国智库在提供创造性、前瞻性政策方案方面能力有限；解决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专业性还不强；缺乏可持续的投入保障机制和有效的研究成果评价机制。
千帆竞发：
在包容性发展中发挥“国家智囊”作用
打造一批高端智库试点，有助于提升我国智库参与公共政策的质量与水平。紧密围绕“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的决策需求，通过“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创新。
树立一批高端智库示范，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建设。以奖优惩劣之良序，改变目前智库建设一哄而上无序竞争的乱象，改善智库的生存与竞争环境，为最终形成定位清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指引方向。
形成一批高端智库标杆，有助于积极发挥中国智库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倡导具有国际视野的智库，代表中国利益，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全球智库网络并成为其中重要节点，特别是在全球治理等重大问题上，立足中国国情，遵循世界规则，在包容性发展中发挥“国家智囊”的建设性作用。
破浪前行：
在“科学资政”中坚守高端智库品格
面向未来，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将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下，重点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以及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决策咨询服务，为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国家和平崛起、参与全球经济合作竞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应有贡献。
要用“人格、国格”来塑造智库的“库格”。智库建设必须以智库文化为灵魂，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恪守智库的价值追求，用理性、专业和担当的精神来塑造智库的“库格”，确立智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要防止成为“纸库”“金库”，而要做真正的“智库”。智库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的职责，为政府提供专业客观的政策建议。要防止纯学术化和商业化两种倾向，既不能脱离国情和改革实践，完全依赖逻辑思辨，照搬国外经验和学理，把构建理论模型、形成论文专著作为唯一价值目标；也不能为功利所左右，趋炎附势，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要让政府“信得过、用得上”，更要“想得起”“离不开”。智库建设要坚持以“科学资政”服务科学执政。要以理论创新为基础，以改革发展实践的重大现实课题为着眼点和着力点，主动开展战略谋划和综合研判，为政府提供及时而又管用的政策建议，积极推动决策咨询成果向公共政策转化。智库要通过理性、客观的品格和专业化、高质量的产品，成为政府离不开的助手和推手。
高校智库：期待制度性变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
于2015年12月正式开展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民间组织推动智库研究的热情。在首批25家试点单位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附属的智库就占到了6家。可见，在我国，高校智库已经成为智库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高校建智库，优势很明显，短板也很突出。
先看优势。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例。过去二十年来，北大国发院的智库工作之所以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
独立性。高校智库不完全是独立机构，但学者从事政策研究的动机比较单纯，多为学术兴趣加上国家情结，学术独立性较有保证。加之学术气氛自由，针对一个问题产生多种观点的现象很常见，真正达到了“和而不同”的境界。
专业性。国发院的大多数教授不但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同时也常年跟踪、分析实际经济变化。在严谨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政策见解往往更接地气、更具操作性，因此较少出现学者与决策层“不在一个频道说话”的现象。
有效性。智库成绩最终是通过政策影响力来体现的。影响政策的间接渠道是参与、引导公共政策的公开讨论，直接渠道则是以报告、座谈等形式向决策者建言。国发院拥有一批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他们与决策部门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其政策主张容易得到公众与决策者的关注，转化为政策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
高校从事智库建设的困难显而易见。
除了很多研究与国家社会发展需求脱节，还存在编制与财务两大障碍。高校的核心功能是教学与科研，因此，人员、经费、考核机制都是围绕这两大功能而配置的。教学看授课、科研看发表，智库研究既不算工作量也很难计入科研成果，多数高校也没有专门经费支持智库建设，所以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就现阶段而言，不但是义务劳动，往往还需要“自带干粮”。
因此，推动高校智库工作就要求制度性变革。比如，智库研究成果能否进入考核体系，算作工作量、研究成果？北京大学在原有的教授序列基础上，开辟了新的研究员序列，研究员同样有事业编制、同样可以申请升职，薪酬也与教授序列一致。这相当于为智库工作解决了编制问题。另一个问题是经费，除了部分由财政支持，智库经费应主要靠自筹解决。
在高校智库建设热潮中，还应防范一些不当倾向。一是高校智库化。高校本职工作是教学科研，智库只是其职能的一个延伸，应提倡“有能力、有基础者为之”，如果盲目投入，甚至全校动员写政策建议，似有舍本求末之嫌。二是智库幕僚化。智库不是幕僚机构，其主要功能不是论证已有政策，而是提出独立的政策主张。如果不能提供此类思想产品，建再多的智库也于事无补。三是一味追逐媒体影响力。智库应该确立自己的优势研究领域，尽量只在自己懂的问题上发表见解，不要做万金油，尤其不能信口开河。四是目标数量化。有的智库把每年递交报告的数量、领导批示的次数当作最高追求，这违背了智库发展规律，甚至会鼓励投机，使智库建设变质。
助力全球治理：中国智库新使命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文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国首次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并表示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力量。2016年，凭借主办G20峰会的主场优势，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各类措施的落实执行，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引领作用必将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中国智库应当主动担当、顺势而为，更有信心、更加积极地发挥国际沟通与政策咨询作用，对外助力巩固国际战略机遇期，对内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进程。
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全球贡献缺乏了解，误以为中国思想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是非主流的，事实并非如此。笔者曾多次亲历G20峰会现场，与很多大国领导人近距离接触与交流，也曾赴数十国参加各类研讨会与国际协商，切实感受到中国思想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通过不断在国际社会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理念和实践在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比重已经不容忽视。这不仅是由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决定的，也是全球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历史终结论”沉痛反思之后做出的正确结论与理性选择。
以G20为例，在2015年安塔利亚G20峰会领导人共识的7页公报、29条内容中，中国的经济治理理念已被大量采纳并吸收。公报所强调的全球治理“包容发展”“就业优先”“减贫”等，与中国“十三五”规划所强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高度一致。然而，各国如何进一步落实发展理念，并充分考虑本国实际，在减贫就业、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等领域寻找到切实可行、高效稳健的发展政策，仍然是每年一度的G20峰会的重要使命。
2016年9月初，占全球贸易90%、经济80%、人口70%的20个大国领导人及一些重要观察员国领导人将悉数聚首于中国最美丽城市杭州，商议与定夺全球经济治理方案。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主持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为了能让20个大国取得政治共识，此前将会召开将近一百场的部长级、工作组层面和配套领域的20国多边会议，进行密集磋商与谈判。在这个国际多边交往的“中国时刻”，中国智库大有可为。
就资政建言的具体议题来看，中国智库可就全球经济治理的经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行动、中国国家形象提升等诸多方面为中央决策者献计献策；在引导社会舆论方面，中国智库可以致力于向民众普及全球运行的具体规则、全球形势的真实变化等等；在公共外交方面，中国智库可以通过组织国际会议、主持二轨对话、开展联合研究等诸多方式，加强对外阐释与国际沟通，听取国际智库对某些特定问题、敏感问题的看法，再反馈给相关决策者，进而减少多边官方领域的摩擦概率与沟通成本；在孕才育人领域，中国智库学者更应借2016年全球治理东风，培养更多善于国际交往的人才。
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应当成为中国智库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向。通过两年多的努力，“一带一路”倡议获得60多个国家的官方支持并签署了各类声明、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有多国还专门设立了“丝路特使”，负责与中国就“一带一路”进行对接。但是在一些具体领域，双边摩擦与多边猜疑仍然存在。中国智库可以通过构建论坛平台、开展合作研究、互派学者等方式，体现中国“走出去”的诚意与开放姿态，展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胸怀与担当。
在国内，中国智库也需担起为“一带一路”正确引导舆论的责任。“一带一路”构想的实施有机遇也有风险，但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产能合作是必然趋势，如何引导舆论客观认识风险与机遇，看清现状与未来，中国智库更责无旁贷。
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规划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已深度融合的情境下，在世界对中国的思想需求急剧提升的今天，中国的成功，不能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要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智库更应奋发有为，既要为本国提供政策咨询服务，为中国走向世界提供更强有力的智力支撑，还要大量提供跨国的思想磨合剂、智力催化剂，进而营造出精诚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国际氛围，弥补现行经济治理机制和架构的不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光明智库微信号，2016年1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