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 高校智库建设日益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加强党的领导是高校智库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 方法 / 过程 ]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比较研究、实地调研以及深度访谈等方式，对四大关键领域进行了重点研究。[结果/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高校智库组织领导方面，应加强高校党委统一领导、统筹规划，成立专门的校级智库管理协调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统筹全校智库建设工作；第二，在高校智库基层党建方面，高校各智库和相关院系应根据机构性质、机构规模、机构定位等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党的基层组织架构；第三，在高校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应加强党对智库人才引进的政治把关，改革高校智库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第四，在高校智库咨政渠道方面，可与党政部门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基地、委托研究、专项培训、定期会议以及稿件直报等方式，建立机制化的智库咨政渠道。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 党的领导 智库党建 智库人才 咨政渠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特别强调要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在新时代背景下，智库建设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加强党的领导是智库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是高校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而投身实践则是知识创新、积累和转化所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高校作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圣地、文化高地的重要标志。面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党政部门也需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资源聚合优化，利用高校的基础研究和学科优势，共同协作打造一块安全、高效的政策“试验田”，允许并保障高校进行多方面、多维度的政策分析，为党和国家重要决策、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服务。
1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的内涵与特征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的“中国特色”主要在于智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而“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属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扮演着“学术研究者”“政策咨询者”“公共倡导者”的三重角色 [1]。
与传统智库相比，高校智库具有更为灵活、多样的组织形式，具体而言：第一类，是承担智库工作的实体机构，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办公空间、经费等；第二类，是承担智库工作的虚体机构，一般采取联合聘任形式从其他院系聘请研究人员，其党务和行政工作受挂靠院系的指导；第三类，是承担智库工作较多的院系，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院系，系统性地组织教学科研人员开展智库工作。其中，部分高校拥有国家高端智库以及省市级高端智库等，有些高校设立了专门的校级高端智库或重点智库单位。
2 党的建设与智库工作的关系
2.1 加强智库工作对提升党的执政水平的重要意义
党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则需要广开言路，以获得更多的
智力支撑。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服务于党的事业，是党政部门议事方案优化、决策质量提升、政策举措落地的有力推动者。事实上，党对于智库建设的意义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多次出台了相关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广开言路、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激发了全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力。20世纪80年代之后，“加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方针成为党和国家政策文件的重要内容，智库体系也逐步建立和完善。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应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应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应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发挥思想库作用。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应“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2014年2月，教育部印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提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应：发挥基础研究实力雄厚、学科门类齐全、学术人才密集、对外交流广泛等方面的优势，服务国家发展，明确建设目标；聚焦国家急需，确定主攻方向；发挥人才关键作用，着力培养和打造高校智库队伍；拓展成果应用渠道，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整体提升；加强组织领导，提供有力保障 [3]。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党管智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立足我国国情，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4]。
对于高校而言，智库建设对服务党政部门决策、提升党的执政水平尤为重要。党政决策科学化依赖扎实的研究基础、长期的研究跟踪和庞大的数据支撑，而高校在这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加强高校智库建设有助于为党的建设事业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持，充分论证重大决策方案，探讨改革发展规划，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引导社会公众舆论。
2.2 坚持党建引领对于提升智库水平的关键作用
第一，坚持党建引领有助于把握智库建设的正确方向，提升智库建设的战略定力。“党管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繁荣发展的根本前提。保障智库建设的方向与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一致，应真正建成一批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智库。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清醒的理论自觉和科学的思维方法，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的政治本色 [5]。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站在党和国家立场，全面、理性、客观地进行分析研判，树立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面对西方的话语体系和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要有足够的政治分辨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大政方针保持高度的信心，提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目标的正确建议。
第二，坚持党建引领有助于切实培养智库的研究能力，提升智库的研究水平。智库建设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政策建议，因此，更有必要深入了解党和国家的基本立场、发展方向和咨询需求。如果智库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不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不了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重要决策部署，那么就很难找准制约我国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也难以提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研究结论。智库建设直接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具有高度的政治与政策敏感性，因此，必须加强党对智库工作的领导，加强政治站位，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促使学术探讨与政治方向达到高度和谐，处理好鼓励独立研究与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关系。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通过党建工作不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党的群众路线，通过深入中国社会基层，贴近、贴紧人民群众，开展具有扎实群众基础的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第三，坚持党建引领有助于防止智库“误入歧途”，避免智库建设最终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念和价值导向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立身之本”。有些西方智库与利益集团联系紧密，其智库研究导向受到资金捐赠者的牵制，很多观点代表的是少数利益集团的特定政治诉求，难以真正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进行研究分析，无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较而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体系具有独特的制度性优势，受党派纷争、政治选举、利益集团等因素掣肘较少，有助于更好地服务国家整体战略、服务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目前我国也存在一些社会智库所发表的观点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相背离、其资金来源模糊不清等情况[6]，其研究成果的立场和观点可能对人民群众产生误导性作用，亟需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近年来，高校与科研院所在智库工作方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在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许多高校智库存在被境外势力渗透的风险，例如，有些境外组织及其在华机构、境外咨询公司等打着“学术合作”的旗号，为高校智库类课题提供资金支持，或者高薪聘请高校智库学者作为特约研究员、调查员、评论员等，实则借助高校之力搜集大量涉及我国国计民生、国家安全、战略决策等方面的信息，或利用国内相关社会调查数据，刻意歪曲事实、矮化丑化我国形象，对我国主权安全、政治稳定、社会治理以及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都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因此，高校智库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政治信念，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做到敢于“亮剑”，避免被某些片面的观点和错误思潮所影响。
3 党对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工作的领导情况
3.1 高校智库组织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智库是直接服务于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咨政建言机构，更需要拥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坚持党对智库建设的领导，旗帜鲜明地讲政治，是办好智库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引领智库建设，决定着智库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高校党委有必要充分认识到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对智库建设的全面领导，形成统筹部署。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已成立由党政一把手任组长的校级智库工作领导小组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同时将党口部门、相关职能部门人员等纳入领导小组，从而解决“高校智库建设缺乏顶层设计，功能定位不明”的问题 [7]。其中，北京大学智库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担任组长，相关学部和职能部门人员任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会科学部。清华大学智库工作领导小组以学校党委书记为组长、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智库中心。浙江大学成立了智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指导学校智库建设工作。北京师范大学智库工作领导小组由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任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院系领导为成员。华南理工大学设有全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共同任组长，全面统筹推进智库建设工作，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社会科学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中国人民大学也建立了学校党委领导智库工作的机制，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负责统筹全校智库工作，同时聘请学校党委书记担任研究院理事长、校长担任院长，以学校党委名义开展智库约稿等各项工作。
高校智库建设有必要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健全组织协调机构，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在党委领导下建立了专门的全校性智库管理协调部门。其中，北京大学智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社会科学部；北京师范大学的智库管理部门设在社会科学处；清华大学成立了独立的正处级单位智库中心，统筹全校智库建设；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兼具“智库研究机构”和“智库管理协调平台”的双重身份，承担学术孵化、成果转化、评估管理等任务；华东师范大学在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下设智库管理服务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举全校之力建设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智库机构的行政管理工作由科学研究处负责。总体而言，智库管理部门需要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在智库稿件的组稿、审稿过程中，对成果的政治站位进行严格把关；配合学校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人事部等部门，敦促全校智库做好基层党建工作、舆论宣传工作、人才引进政治审查以及人才培训工作。
3.2 高校智库基层党建
高校智库应积极开展基层党建工作，在高校各类别、各层次的智库机构中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确保党建工作与智库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将党的活动和业务培训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形成学校党委统一领导、党委组织部牵头抓总、以党支部为具体落实抓手的智库党建工作格局，把坚持“党管智库”的原则作为贯穿智库发展的主旋律、总基调、大前提。
不同高校采取了不同的智库基层党建组织架构，主要可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为设置校级层面的智库党总支，统筹全校所有智库的党建工作。最为典型的是复旦大学的智库党总支，下设复旦发展研究院党支部、中国研究院党支部、“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党支部等。华东政法大学成立了科研智库党总支，包括科学研究院、中国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等智库，下设多个党支部，建立书记办公会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有科研党总支，主要依托科研处进行统筹协调。第二类，是设立独立的智库党总支或党支部，由智库抓好自身的党建工作。例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设有党总支，下设 7 个党支部，分为教工党支部和研究生党支部两种类型。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设有直属党支部，下设教工、学生、红原基地党小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设有独立的党支部。第三类，是智库党组织关系挂靠于依托单位，智库成员参与依托单位的各类党建活动。例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实体研究机构，其基层党组织关系依托社会科学部，机构专职人员参与社会科学部的党建活动，而机构兼聘教研人员参加其所属院系的党建活动。
挂靠类的实体研究机构和虚体研究机构的党组织关系一般依托挂靠院系，接受挂靠院系党委对智库党建工作的指导。第四类，为联合党支部模式。例如，上海财经大学成立了许多智库师生联合党支部，包括公共财政研究院、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师生联合党支部，自贸区研究院师生联合党支部，三农研究院师生联合党支部，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师生联合党支部等。华南理工大学的社会科学处和公共政策研究院成立了联合党支部，从组织上加强了对智库工作的指导。第五类，为院系本身即智库，由院系党委全面主持党建工作。例如，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同时为教学科研二级单位，拥有独立的院系党委。
智库的基层党建形式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大部分高校智库开展了定期的理论学习，主要是关于党的理论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相关培训、研讨会、读书会等。有些高校智库采取了不同形式的联合党日活动，如中山大学党委办公室党支部与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工党支部、复旦大学智库党总支与图书馆分党委、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农村研究院党支部、华南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处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共青团西南民族大学委员会与青藏高原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与中非国际商学院等均曾开展形式新颖的联合党日活动。有些高校智库结合自身从事党政决策咨询研究的特点，赴党政部门参观、访问、学习和调研，联合开展党建活动。例如，华东政法大学科研智库党总支多次赴上海市委宣传部舆情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上海市教卫党委以及地方人民检察院等参观访问 [8]，联合相关领域的党政部门共同开展基层党建。在基层调研实践与支援帮扶方面，许多高校智库利用智力资源优势，深入开展国情调研与实践考察，关注区域民生状况，向当地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扶，为提升人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当地经济增长、改善当地社会治理水平做出了贡献。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师生联合党支部主动走进社区、居委、中小学，开展“税趣”项目，进行税收普法宣传；三农研究院师生联合党支部持续推进“千村调查”项目，获得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数据资料和研究报告，从而供党政决策部门参考 [9]。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组织全院开展科技扶贫、智力帮扶和精准扶贫，广泛发动学院师生定向帮扶云南弥渡县 [10]。西南民族大学青藏高原研究院在“牦牛种质资源评价”团队中成立党小组，参加36个深度贫困县的科技扶贫行动，培训牧民、科技人员 10,000余人次[11]，以智库的学术积累、政策视野和专业技术切实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
3.3 高校智库人才队伍
人才队伍建设是智库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应坚持“党管人才”，打造一支政治方向正确、理论功底深厚、创新意识较强的智库人才队伍。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管人才”要求，大部分高校成立了党委领导下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将党的政治优势与高校人才工作的特殊性紧密结合，切实发挥党委在学校人才工作中统一领导、协调推进、整体谋划、全面布局的作用。然而，绝大部分高校智库没有或很少有专门的“正式编制”，人员构成较为单一 [12]。在智库人才引进方面，大多数高校设置了政治审查环节，全面考察拟引进人员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重大事件中的主要表现，本人的思想政治情况与师德师风情况等。在智库聘用校外兼职人员方面，有些高校存在监管不力、管理缺位的现象，未能充分体现党对智库工作的全面领导，为高校智库建设埋下了隐患。高校智库机构未经审批聘用校外兼职研究人员、聘请校外人员担任机构领导班子成员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些智库的校外兼职人员未经过正式的政治考察程序，未获得智库挂靠单位党政联席会的同意和学校党委常委成员的审批，其思想政治状况和学术水平均难以得到保证，可能对智库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负面影响。有些高校对加强智库和研究机构的“党管人才”工作进一步严格了人才工作纪律。例如，北京大学规定机构聘任校外兼职研究人员应采取慎重态度，须经挂靠单位学术委员会、党政联席会严格把关，再送社会科学部审查，报主管校长审批。北京师范大学规定校外专家担任机构负责人需要具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德才兼备”等条件，学校人才引进政治审核工作小组对拟聘用校外专家相关材料进行审核，并提交校长办公会审议。复旦大学规定研究机构聘任校外兼职研究人员应报所在单位党政联席会议审议，征得学术委员会同意，报文科科研处审批，每3年考核通过后方能续聘。高校智库的人才管理工作不仅涉及学校人事部门、组织部门，还涉及智库工作相关的多个职能部门，需要各单位共同配合、密切合作，协同推进人才工作。
高校不仅要做好智库人才引进工作，还要真正做到“用得好、留得住”。目前，大多数高校的科研考核导向仍然是“著书立说”多于“实践推动”[13]。然而，以重大问题为引领、面向社会实践的智库研究是学术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理应在人才评价体系中得到适当的体现。有些高校在智库人才激励机制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在人才评定指标中纳入了智库维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将智库成果纳入了职称评定范围，对获得批示的智库成果采取了奖金激励机制。中山大学出台了《关于加强决策研究的实施办法》，将被政府采纳和领导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参与立法条文的撰写等按照层级分类对应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对面向各级领导进行专题讲座、接受中央媒体的采访等影响决策和舆论的活动给予定级。《中山大学高端智库建设方案》对不同层次的成果按照是否入选《高端智库报告》、是否获得领导人批示等规定了相应的奖励措施。另外，中山大学从2015年的职称评定开始设置了“基础研究型”和“应用研究型”的不同职称，其中应用研究型人才的评价以研究报告、专利等为主，以基础研究成果为辅。总体来看，有些高校设立了多种形式的表彰和奖励，向真正做出贡献的智库学者给予正向反馈。也有些高校将智库成果与学术成果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进行直接转换，实行“唯成果数量”“唯采纳或批示数量”的简单评价方式，难以全面地考察智库服务党政部门决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效果，不利于高校构建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智库生态。
3.4 高校智库咨政渠道
目前，我国高校智库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上仍存在“失语”“失位”“失声”的现象，与高校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称 [14]。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高校智库的咨政渠道尚未完全打通有关，导致了中国高校智库知识生产的封闭性 [15]。党和国家迫切需要高校智库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方案，亟待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高校智库咨政渠道。与党政机关直属政策研究机构、党校行政学院智库等不同，高校智库与党政部门的直接联系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智库在国家重大战略和政策方针制定上的影响力。对于高校智库，除了一些早期部委和高校共建的研究所，其他智库并没有稳定的影响渠道 [16]。目前，仅有少数高校拥有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等部门的直报点。在汗牛充栋、数量巨大的科研成果当中，对决策具有积极影响、真正能转化为国家各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咨询报告、政策建议的较少，被党政部门采纳、获得中央领导同志重视的更是凤毛麟角。有些高校尚未建立协调、统一的信息沟通与智库成果报送平台，难以形成专门的校级咨政通道。而高校智库机构依靠私人联系、采用碎片化的沟通方式较多，智库成果难以进入影响党政部门决策的正式轨道。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学者无法准确获知政府的议题需求、政策走向、报送时机甚至文风格调；政府也无法充分了解哪些学术成果具有政策转化的潜力，即使学者写出了优质的政策建议稿，在经过层层传递、环节繁复的报送机制中也常常淹没无踪。
事实上，高校智库应当具备弥合学界的“想”和政界的“做”二者之间鸿沟的功能 [17]，为“两大群体”的关联提供平台和中介[18]。各高校应探索更加多样化的咨政服务渠道，包括与党政部门共建研究基地；承担党政部门委托课题；参与规划制定与政策文件起草类工作；参与党政部门决策征求意见座谈会；对党政部门干部进行专题授课；通过各类内参、要报、简报定期上报成果等。例如，北京大学的《北大智库要报》为报送上级党政部门的标志性智库成果平台；清华大学拥有《清华大学智库报告》《清华大学信息直报》等品牌咨政渠道；华东政法大学将《华东政法大学智库专报》作为报送智库成果的主要载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咨政渠道主要包括中办直报点和国办直报点、各类内参、“成果要报”和“决策咨询”、专题授课、高层决策咨询会议等；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与北京市政府保持着长期合作关系，承担北京市重大研究项目、报送咨政研究成果、刊发内参《首都咨政》等；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拥有《粤港澳研究专报》《港澳社情舆情动态》《粤港澳研究观点摘报》《全球湾区动态》《粤港澳研究报告》等五大报送渠道，积极与党政部门共建研究平台，包括与外文局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与香港中联办深圳培训调研中心共建调研基地，与广东省港澳办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研究基地等。
当然，高校智库咨政渠道的特殊机制不能仅依靠大学自身来建设，也必须要由党政部门给予相应的平台和机制支撑。大学与党政部门在思维方式上本身就存在差异，大学学者更注重原创成果的“求异”，而党政部门人员由于需要争取各级领导、同事和群众的支持，更注重“求同”[19]。党政部门仅在“购买服务”的意义上来获取高校智库成果的效果将十分有限，而以共同搭建平台的方式更能实现咨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党政部门可根据各高校的研究特长、研究方向、智库专家及研究成果等建立综合信息库 [20]，与高校共同探索建设信息采集机制，组织专门团队长期跟踪收集情报资讯；建设选题征求机制，定期向政府部门、重点企业、重点专家收集选题建议；建设选题筛选机制，以问题需求为导向，请党政研究部门和职能部门参与讨论、把脉遴选；建设选题发布机制，根据相应的保密级别采取多渠道、分层次的定期发布或定点沟通机制；建设定期研讨机制，由高校和党政部门轮流组织闭门会，邀请双方专家共同参与，在双向交流、探讨与辩论中明晰研究思路，把握正确的研究方向。
4 加强党对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全面领导
第一，在高校智库组织领导方面，高校有必要建立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级智库工作机制，对全校智库工作进行统筹部署，提升学校党委在智库建设工作中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把坚持“党管智库”作为贯穿学校智库发展的总体原则。同时，高校有必要健全组织机构，成立专门的校级智库管理协调部门，理顺学校党口部门、科研管理部门、学科建设部门、发展规划部门、人事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在智库建设中的职责与分工，形成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校级智库管理协调部门应具备一定的行政级别，配备专职人员、专门经费、空间资源等，从而满足工作开展的实际需要。
第二，在高校智库基层党建方面，高校各智库和相关院系应结合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党的基层组织架构。智库建设相对集中、具备条件的高校可采取建立智库党总支的方式，统筹全校各类智库的党建活动；规模相对较大、以实体机构形式存在的智库可设立单独的智库党总支或党支部，亦可根据情况下设党小组；规模相对较小、以虚体机构形式存在的智库可依托其挂靠单位参加党建活动，这样既加强了挂靠单位党委对于智库的领导，也密切智库与挂靠单位的业务联系；研究领域、业务领域相近的智库可以探索采取成立联合党支部的形式，共同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党建工作交流与智库研究合作。各高校智库应充分借鉴兄弟高校的丰富经验，在党建理论学习、联合党日活动、党政部门参访、基层调研实践、对口支援帮扶等方面，结合智库自身的具体专长，推动灵活多样的创新型党建方式。
第三，在高校智库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高校应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加强对智库人才引进的政治把关，防止智库机构擅自聘请校外兼职研究员、聘任校外人员担任机构领导班子成员等，堵住各类制度性漏洞。高校智库应推动与党政机关之间的人才有序流动，推荐高校智库专家到党政部门挂职任职；聘请有党政部门工作经验、具有扎实研究能力的人员担任高校智库机构联席负责人、理事会成员、兼职研究员或智库顾问等，或聘请政府退休离任官员作为智库的全职运营管理人员 [21]，切实解决人员交流过程中的制度性障碍问题，确保高校智库工作不脱离党政实际决策需求。高校应改革智库人才评价与激励机制，探索设立标志性的校级智库类奖项、智库基金或智库项目等，从以“成果数量、采纳数量、批示数量”为主导的评价模式转变为以“代表性智库成果”为主导的评价模式，充分发挥同行评审专家作用，考察从事智库工作的学者是否真正对解答党和国家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的攻坚时期和社会的转型时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出了实质性贡献。
第四，在高校智库咨政渠道方面，高校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创办校级智库刊物，打造代表全校智库最高水平的整体标示性平台，作为全校层面汇聚智库典型成果、直报中央及其他政府部门的内部连续性刊物。与此同时，成立校级智库刊物编辑委员会、顾问委员会，严格编审程序，在党的领导下对稿件质量进行政治审查与质量把关。高校有必要开展全校智库咨政渠道摸底调查，在尊重各院系和机构意愿的前提下，对研究领域或议题相近的智库探索采取渠道共享、统筹报送的模式，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整合报送。高校也可以与党政部门直接通过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基地、委托研究、国情调研、专项培训、定期会议、稿件直报等方式，建立机制化的智库咨政渠道。党政部门和高校应构建有效的“双向互动”模式。党政部门可以有条件但尽可能地向高校智库开放数据信息、提供调研支持、探讨政策取向、预演政策结果等，而高校智库则应基于学术优势为党政部门提供更多具有前瞻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深度思考成果。
5 结语
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日益成为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保障。本文重点从高校智库组织领导、高校智库基层党建、高校智库人才队伍建设、高校智库咨政渠道建设等方面入手，对不同高校的智库组织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不过，本文视角主要集中于党与高校智库的关系研究，尚未纳入党政部门智库、国有企事业单位智库、社会智库等更为多元化的智库主体，未来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范畴，深入探寻党对不同类型智库领导模式的差异。
注：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何宛玲：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王周谊：北京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