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国家智库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地方社科院，如何认清时代使命，勇敢担当历史职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创造新的辉煌，是社科院智库专家学者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要科学理解地方社科院
智库的新使命
按照中央关于建设新型智库的要求，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历史使命，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是咨政建言。始终坚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战略定位，专注于党和政府建言献策这个“专项”。二是理论创新。围绕改革发展、治国理政面临的重点、难点问题，提出有影响、有价值的判断、主张，以及新观点、新思想，为研判形势、谋划战略、制定决策提供依据。三是舆论引导。要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阐释者、宣讲者和推广者。拓展与公众的沟通，不断增强影响和教育公众的功能。四是社会服务。搞研究、提建议，都应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站在人民的角度立言，为着人民的利益建言。五是集贤育人。广泛吸纳人才，将专业背景深厚、研究视野宽阔、话语权和影响力强大的学者纳入麾下，形成成熟的人才结构。加强人才储备，为智库在未来占领对策研究的制高点打下坚实的基础。
要清醒认识地方社科院
智库面临的新挑战
一是成果转化力的挑战。地方社科院的主要功能是为党委、政府服务，其研究成果能否尽快得到党委、政府领导批示或被采用，往往是其最关注的事情。但是，由于地方社科院远离党委、政府决策中心，党委、政府决策部门又很少征求社科院专家学者的意见，致使成果能获批多少、采用多少、转化多少，常常是难以估量，无所适从。在这一方面，比较有优势的是党政智库。因此，在新一轮智库建设的比拼中，社科院智库应更多地开展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少进行应景式研究。
二是信息资源占有力的挑战。作为一个专业智库，要想出一批高水平的应用研究成果，必须广泛占有高层决策规划、统计数据、典型案例、经验材料等研究资源。在这些方面，要么得不到党政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要么因种种原因被党政核心部门垄断了信息源；要么以保密为由，对信息资源不予公开，如此等等，都会给地方社科院开展正常的决策咨询研究带来种种障碍，为专家学者获取信息资源带来巨大的挑战。
三是社会影响力的挑战。在这一方面，地方社科院智库无疑要受到党校行政学院智库、高校智库的挤压。这两类智库，他们拥有的天然讲堂、学生群体、产学研体系等，都是传播社会影响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与平台。相比之下，社科院处于劣势。因此，随着智库行业标准的明确，智库评价体系的逐步细化，地方社科院智库的影响力将受到来自党校行政学院智库和高校智库的双向挑战。
四是国际影响力的挑战。地方社科院由于受经费、研究选题和自身职能的影响，选派学者外出访问、讲学、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工作考察等等，均十分有限。在这些方面，高校智库、党政智库有比较优势，社科院智库相对处于劣势。
五是人才竞争力的挑战。作为一个有竞争力的智库，不仅要有学术大家和领军人物，还要有“老中青”紧密结合的科研梯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兼备的专业团队。在这一方面，地方社科院智库明显比不上高校智库。
要大要大胆探索地方社科院
跨越发展的突破口
急需在以下五个方面实施新的突破：
一是发展定位的新突破。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地方社科院要着力为地方党委政府决策服务，有条件的要为中央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这表明，地方社科院的研究定位既要立足地方，又要超越地方，实现微观与宏观、局部与全局、国内与国外的统一。科学确定地方社科院新的发展定位，应处理好地域性与全国性、本土化与国际化、即时性与前瞻性的关系。
二是体制机制的新突破。改革科研组织设置方式，坚持走横向联合之路。完善法人治理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智库决策议事规则、民主管理章程、学术委员会章程、科研考核管理办法、成果评价与发展办法等制度。深化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建立间接成本预算和支出制度，规范直接费用支出管理，合规合理使用间接费用。深化成果评价和应用转化机制改革，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即时评价与延时评价、行政性评价与学术性评价相结合。
三是人才建设的新突破。创新智库人才引进培养使用机制。对于社会上专业背景深厚、研究视野开阔、话语权和影响力强大的学者，恳请党委组织部门有计划地向社科院集聚。建立开放式的智库人才使用平台。探索以延揽成熟型人才为首选和主渠道的新的人才引进机制。大胆使用专才，改变以往偏重单一学术背景、论资排辈的用人模式，不拘一格使用不同年龄、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基层工作经历的复合型综合型人才。畅通智库学者和党政官员之间的流通渠道，增进智库机构与党政部门的相互了解和沟通。建立体现脑力劳动价值、体现市场规则、体现科学研究规律的薪酬制度。
四是智库平台的新突破。打造信息情报平台，树立信息情报工作也是科研生产力的观念。加强网站报刊建设，充分发挥网站在传播思想、宣传成果、服务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培植论坛、讲座、蓝皮书、评估报告等多种智库平台。建立与媒体的紧密合作机制。
五是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新突破。推进三个转型：一是内部治理体系的转型。引导研究人员由利益导向型咨询服务向责任导向型咨询服务转变。二是科学研究体系的转型。引导研究人员由粗放型随机型科学研究向集约式专业型科学研究转变。三是辅助支撑体系的转型。建立与政策需求部门的常态合作机制，建立与政策落实对象合作的调研基地机制，建立与各类媒体广泛合作的智库宣传机制，建立与国外智库合作双赢的国际交流机制。
（来源：《湖北日报》2015年12月25日；作者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