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初中央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国内各类智库建设进入高潮。其规模和力度之大，甚至被媒体称为“智库大跃进”。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很多研究机构和高校都想利用智库建设来获取更多资金和政策倾斜，但在业务内涵和运转方式上仍然是“新瓶装旧酒”，真正的变化和转型不明显。随着首批国家重点建设的智库逐渐揭晓，在躁热之中确实应该再做一些冷思考。
其中一个基本而关键的问题是：所谓的新型智库，到底新在何处？
实际上，智库在中国固然是一个外来的新词，却并不是一个新事。中央政府通过专门机构“递折子”，获取信息和研究对策，这种机制在封建时代就有了。而中国共产党早在建政之前，就建立了成熟的信息搜集和汇集系统，涉及到党建、安全、外交、新闻、统战、教育等多个部门。建国以后各类专门机构长期承担资政角色，都有几十年的传统和经验。可以说，传统形式的智库在中国早就有了，而且当代以来自成体系和特色，并不比别的国家逊色。固然，传统智库有众所周知的问题，比如独立性不足、前瞻性不够、国际影响力有限等等。但传统智库在研究水平、资政效率、保密性和资源集聚效应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国家和社会关系等条件下，显然还将长期发挥作用。基于类似的原因，很多发达国家的主要智库至今也还保留着传统的运转方式。
那么为什么还要建设新型智库呢？站在决策者的角度，应该是感受到了几方面的压力。
一是内部政治过程的变化。现代国家不管采用什么政体，总是处在一个民主化进程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性增加，对政策的反馈和影响增大，决策需要在多元、甚至冲突的民意中进行选择。传统智库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把民意向上传达的作用，但在以获得决策者“采纳”为主要目的的买方市场中，民意的传达无形会被官僚机构的偏好和惯性所“损耗”。另外，只是至下而上的单向沟通，无法解决引导理性对话、凝聚社会共识、营造良好的施政环境的问题。即便是一些经过智库充分研究、政府采纳的专业化建议，由于缺乏与社会的充分磨合，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会面对种种反弹。换句话说，在传统智库模式下，政府和智库所代表的“精英”思维可能与社会大众认知出现鸿沟，也不能帮助弥合社会内部不同诉求之间的分歧，导致即使正确的决策都得不到充分理解和有效执行。
二是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形态。外交仅仅处理好政府间关系并不足够，公共外交由此兴起。传统外交智库长于站在国家的高度研究“战略问题”，相对忽视跨国社会关系和沟通；专注于对国内决策者的影响力，在对外影响力则出现赤字。在这种情况下，专业的外交政策建议在演化为对外政策之后，却未必让外国社会理解和接受。甚至外国政府尚且能够理解的政策，却遭到外国民众的反对，外交政策的效果也大打折扣。对于中国这样举世瞩目的大国来说，传统智库跨国沟通、公共外交方面的功能出现短板。
三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过去几十年所面临的挑战极多，但总思路却很简单：专注于解决具体问题，通过学习先进经验，实现追赶式发展。可以说，前几十年“摸着石头过河”，总还有石头可摸。但今天中国逐渐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很多问题是发达国家并没有充分解决、甚至也刚刚遇到的问题，有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成功经验已证明在别的国家未必普遍适用，甚至有时候问题是什么都还不完全清晰。因而，中国下一步的发展任务，逐渐要从学习型转向创新型。政策显然不能只着眼于短期应对，还要建立长期规划，甚至需要多种解决方案的实验和竞争。传统智库着眼于短期对策、规避政治风险、不善于竞争的模式，是难以充分推动未来所需要的思想和道路创新的。
因而所谓“新型智库”，确实应指向全新的运营模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许多智库不是一种“事业”，而是一个“行业”。
智库不是决策机构附属，而是信息市场的主体。在这种信息市场中，智库通过观点、思想和情报的质量塑造品牌，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则向智库购买服务。这样的智库对于政府和社会机构来说像是咨询公司；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则具有媒体和科普机构的属性。智库是社会服务业部门的一支。实践证明，市场力量会让智库主动地贴近和影响社会、扩大对外影响力，鼓励创新和实验。创新不但为社会发展带来思想活力，也支撑智库本身的质量和品牌。总而言之，在新型智库建设中也可以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是，建设新型智库并不是取代传统智库。从市场化智库比较发达的美英来看，很多智库有被资本俘获、哗众取宠的媒体化倾向过重等问题。
因而，发达国家的传统智库和市场化智库常常并存，甚至在同一个智库内兼顾两种运作方式，以面对不同的客户、解决不同的问题。总的来说，中国要加强智库建设，既要提升传统智库，又要鼓励建立新的模式，政府的资源投入要有细化的标准，两边都不能偏废。智库也不要光埋怨制度环境变化慢。除了面向决策高层，多面向社会、面向国际、面向长远，不但能花钱还能赚钱，就是创新模式的开始。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2015年9月9日。作者系凤凰国际智库学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