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大部分智库的筹资模式，以财政拨款为主，社会捐赠还较少。在此次访问的北京智库中，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RC）、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的运作经费均来自公共财政，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部门预算（2014年度）》的数据显示，DRC2014年收入约1.3亿元，其中财政拨款超过60%，其余为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智库的产出是政策知识，评估其作用的成本很高，另一方面，成果一旦发布就变成了公共品，智库的这种公益性质使得通过市场机制为其配置人、财、物不现实。因而由财政支持是非常合理的。
从智库的角度来说，财政拨款的最大好处在于资金来源较为稳定，不用为筹资担忧，研究人员可以安心工作。但是，这种资金来源也有其不利之处。编译局和DRC的研究人员都是参公事业编制，工资及福利待遇与行政级别挂钩，而国情研究院隶属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人员是事业编制，按职称等级给予相应待遇。编制对政府来说意味着长期性的财政支出，为避免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部门会通过相关的公共财政管理制度严格控制官方及大学智库的人员引进、活动规模以及经费用途。
然而，智库与官僚机构在职责、功能、活动特点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以同样的财务制度对经费使用进行管理，必然造成许多问题，如激励机制不到位导致人浮于事，经费使用限制过多无法开展研究工作，行政批准手续冗长导致效率损失等。此外，由于是政府出资设立，官方及大学智库要首先满足党和政府的决策咨询要求，在现实中，这种资金上的纽带会减弱智库的自主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力量希望参与到公共决策当中并产生影响，由私人捐赠成立的智库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如成立于1993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新兴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天则所的经费来源主要分为三块：项目咨询收入、国内外基金资助和社会捐赠，三者的比例大致相当。人大重阳由人大校友裘国根捐资2亿创建，与天则所不同的是，人大为研究院设立了专项基金，基金的投资收益用于研究院的运营支出。由于基金的基数可观，同时经营良好，人大重阳的活动资金充裕，正是资金上的保障使其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声名鹊起。
智库由社会捐资创办有多方面的优势，首先，由于切断了与体制内资金的联系，智库的独立性更强，对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更容易扮演诤谏的角色。其次，社会捐资帮助智库摆脱了事业单位经费使用的约束，机构可以根据智库的行为特点自主制定激励机制，调动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研究质量。第三，经费使用的自主性提高了智库内部运作的行政效率。由于具有上述优势，社会捐资创办智库值得大力提倡。
还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经费来源，即国外捐赠，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BTC）和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CTC）就是基于这种资金来源建立起来的。BTC每年的运营经费完全由布鲁金斯学会拨付，而CTC的资金则全部来源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的捐赠，两者都不占用清华大学的财政资源，而且它们也不会主动寻求国内资金的支持。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国外机构的捐赠不能由BTC和CTC自主支配，这些捐赠都注入到了大学的教育基金当中，由大学财务部门统筹安排，并接受大学财务制度的约束。外部资金的体制化不可避免地又会出现前面提到的活动受限、激励缺乏、效率不高等问题。
综上分析，我们认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首先要在资金来源方面进行创新，其中，鼓励社会出资办智库是很重要的途径，这需要国家通过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加强对非盈利机构的支持力度，如基金会管理制度、公益捐赠减免税制度、社会团体登记制度等。其次可以针对官方及大学智库改进事业单位财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调动智库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真正发挥智库的作用。
（作者谭锐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