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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学术与智库功能如何共居一体

时间:2015-09-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李扬)


关于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思考最多的,或许就是学术与智库功能的关系,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三个定位,学术与智库就占其二。研究两者如何共居,如何才能有效发挥智库作用,意义不言而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以严谨的用词概况了五个区别。

他认为,新型智库要面向大众,面向世界。新智库建设需以网络为“家”,否则会造成我们的思想和成果没有平台安放。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全球智库排名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位列亚洲前茅。但在李扬看来,对于外界的评价不必过于在意,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他曾告诉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我们发挥智库功能最主要的通道,其实并不在你们的评价标准之内。

针对外界对官方智库的质疑,他引出“文死谏”的中国士人风骨,并以他敬佩的经济学家孙冶方作为例证,表明官方智库一样可以做独立、科学、有价值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理解新型智库?建设新型智库,应在哪些方面作出创新和突破?

李扬:一说到智库,大家就会有一种判断:智库在中国是新事物。其实,智库功能在中国古已有之,只不过名字不叫智库。比如,中国历朝历代都有言官制度,从唐朝起设立翰林院,这些都是智库。如此等等,体现出中国智库具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官办以及直接为政治服务。实际上,美国的智库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只不过,那里的智库是以美国的方式为美国的政治服务。服务政治,是智库之本质,原本就无可厚非。

当然,我们现在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需要在一些方面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增添新的内容。我认为,一定要突出“三化”,即网络化、媒体化、国际化。网络化的意思,是要充分利用门户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现代网络传播手段,传播我们的研究成果;媒体化就是摆脱“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思维,善用媒体平台,宣传好自己的成果;国际化,就是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眼光,善于向世界说好中国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网络化、媒体化都涉及对外宣传,为什么对宣传尤其重视?

李扬:建设新型智库,一定要面向大众,面向世界,说好自己的故事,否则就是失职。拿我做金融研究的体会来说,我们经常接待国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金融监管当局的官员,会谈后,对方通常都会表达这样的看法:收获极大,但似乎在公开渠道得不到这些研究成果。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应该说的话,应该阐述的事实,我们没有说到。所以,建设新型智库的重要一条,就是学会向外宣传自己的成果;不仅应有中文版本,还要有英文及其他外文的版本。这就需要有专业化的庞大的队伍。现在中国越来越重要,其他国家需要也愿意倾听我们的意见,我们自己必须充分表达自己的看法,否则就是失职。

谈到网络,其重要性更不容置疑。我们必须记住这样的事实,在网络化的世界中,我们获取信息和传达信息,主要通过网络。因此,我们必须拥有现代化的网站,而且,我们的所有活动、所有的言论、所有的观点,都须在自己的网站上及时、完整、多语言地表达。照此标准,我们的网站确实是太粗糙了。我以为,新智库建设需要以网络为“家”,不然会造成我们的思想和成果没有平台安放,外界也无法及时、准确了解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质疑官方智库能否做独立的研究,您怎么看?

李扬:中国有句老话,“文死谏、武死战”。文官提出一个看法,认为对国家有利,会誓死捍卫。敢于谏言,一直是我们国家士人的风骨和优良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在我们的国家是始终存在的。

我们经济学界在国内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是“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孙冶方先生是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就是一个在体制内但敢于谏言、敢于建言的优秀代表,为坚持真理,不惜遭牢狱之灾。孙冶方先生所代表的社科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他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孙冶方及一大批像他那样的社科人“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例证说明,官方智库是可以从事独立研究的,而且,由于我们所处的特殊地位,我们的研究成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相当重大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内的一大批国内研究机构,都面临学术与智库的权衡兼顾问题。学术研究和智库的功能有哪些不同?

李扬:本质上,学术研究与智库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功能区别,其要点有五:其一,学术的目的是锻炼学理、观点和理念;而智库的要义是运用现存的学理、观点和理念阐释现实问题,提出政策建议,解决实际问题。其二,学术是“荒江野老屋中三两素心之人商量培养之事”(钱锺书先生语),相当程度上被学者个人的志趣左右;而智库则有明确的目的和效率指向,它要求汇聚各方专家,动员各种资源,平衡多方观点而形成共识,它体现的是机构组织的共同看法。其三,学术追求的境界是“十年磨一剑”,讲求厚积薄发;而智库则要求及时、迅速做出反应,最忌延误时机。其四,学术成果优劣的判别依据在于知识的积累与传承;而智库成果的判定标准则在于是否能在国家政策中得到体现,是否被相关领导和部门关注,是否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影响。其五,学术发展的过程高度依赖于“养士”机制;而智库的运行则重在“用士”,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何才能在体制上处理好这种差别?

李扬:学术研究与智库的功能和运作模式如此不同,显然必须有适当的体制机制安排来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才能使其各自发挥最大作用。从多数国家(地区)的实践看,处理学术研究机构和智库之间的关系,在体制上大致有两类安排。

一是机构分设,即学术功能和智库功能分别由不同机构承担,绝不混搭。即,若定位于学术研究,则专注于穷经皓首。其成果评判标准,便是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在学科发展上发挥的引领作用,以及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产生的影响力。若定位于智库,则专注于战略设计和政策咨询,关注政策影响力和对社会公众的影响力。至于发表论文、学科建设等,根本不在其考评视野之内。不妨以我国台湾为例。在那里,“中央研究院”的定位是学术殿堂;而“中华经济研究院”和“新竹工业研究院”等则是智库。

二是殿堂与智库功能共居一体,但这些功能分别由专门的下属机构分担。“功能分设、适当交流、相互支撑”是其基本特色。世界上有些著名大学,即属此类,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拥有30余家研究中心,其中包括全球著名的智库胡佛研究所,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拥有26家研究中心和研究所等,在英国的决策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与纯粹且单一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单一智库相比,多功能大学的优势在于,研究人员可以在校属教学、科研和智库等内设二级机构之间适当流动。由于人员可以比较自由地流动,这些大学便有了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方面,因其功能分设,不仅考核机制专一,可收专业化之效,不至产生顾此失彼的弊端;另一方面,因人员可以流动,可以获得学术研究、政策设计与教学彼此促进、相互支撑的共赢局面。因此,两者适当分开是有道理的。

以社科院为例,我们始终在讨论一个问题:政策报告算不算科研成果?如果是智库的话,毫无疑问,这些就是你的成果。而如果是学术机构,成果是在核心期刊发表的文章,政策报告十有八九不能算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如果两者合在一起,就是要在一个架构下,有两种不同的考核制度;如果两者分开,考核标准也就不同,有利于定位更加清晰。我在复旦大学的经历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那时,复旦有一个世界经济系,平行的还有一个世界经济研究所。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某某老师这两年在系里工作。这意味着,这两年内,其主要任务就教书,对他的考核,是教书的好坏。过两年我们又听到这样的说法:这两年我在所里工作,这意味着,做研究、写文章,是他的主业。这期间,对他的考核标准就是发文章。这样的安排,其实有合理性。在具有不同功能的机构中,做不同的工作,发挥不同的作用,考核的标准和方法自然也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宾夕法尼亚大学每年都会发布全球智库排名。您如何看待智库的影响力?

李扬:在不同的国家,智库产生影响力的方式和途径都是不同的,因此评价的标准也不同。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来中国,我们交流时,我简要介绍了中国社科院发挥智库功能的几个渠道,比如我们社科院会经常派人去为中央领导讲课、报送要报、信息专报,这些内容外界是看不到的。另外,我们的研究所和政府部门有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在外面也没有任何记载,而这却是我们发挥智库功能最直接和最主要的通道,因为你在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直接为决策者做咨询。我告诉麦甘,这些都不在你的评价标准之内,所以你的评级有片面性。


我认为,对于外界的评价不必过于在意,最重要的是自己定好位,把自己的事做好。你是什么样的智库,通过什么方式发挥智库作用,在国家的决策体系中有怎样不可替代的地位,抓住这些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清楚,自己不可能什么都做,更不应该做你没有优势的东西,一定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长期以来,我们社科院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中的定位是“对策思路”。对策,使得我们有别于大学等传统的“学术机构”;“思路”,使得我们不同于政府部门政策研究室,我们的研究综合、全面、问题导向、思路见长、有深厚理论支撑,无自己利益。简言之,我院要充分发挥智库功能并在社会上立足,首先要善于发现问题,然后是长于提供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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