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发挥思想库作用”；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此后，他又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出这个概念。今年年初，一份《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的颁布似乎更加印证了习近平要发展智库的决心。
在这股“智库热”的浪潮之下，今年4月，“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带头成立，目前已经有近60家智库参与其中，一起对这个战略开展研究。当然，智库近两年在中国热点议题上的参与远不止于此，对于一些当今中国热门的国际及社会议题，如南海争端、中美关系、城镇化等问题，也不时地有智库的研究员撰文发声。表面上，中国智库的发展一派欣欣向荣，但智库建设的繁荣表面下的实际现状仍须深究。
现今中国国内对智库的研究并不多，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中国网“智库中国”版块（http://think.china.com.cn）总结了一份较为完整的智库目录，而社会关注度较高的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则主要研究“活跃智库”。因此，我们选取“智库中国”所列的智库作为对象，以期更全面地研究中国智库的现状。
根据智库资金来源和行政属性的不同，智库可被分为三类：官方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在这些智库中，官方智库占据了半壁江山，达到了266个；高校智库则有136个，占约三成；而民间智库有60个，占总数的比例不足15%，这其中真正独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的民间智库则少之又少，不足一半。
这种局面并非偶然。官方智库和高校智库绝大部分有国家的财政拨款，同时承接政府的课题项目，资金充足。而民间智库则多靠社会资金运营或者发展咨询等商业运营模式，其中独立的民间智库主要靠社会、基金会及企业资助，据不完全统计，有基金会支持的则不到10家。
资金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智库类别上，还体现在其研究领域上。总体上来看，中国智库的研究领域很广，涵盖经济金融、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能源环境、政策制度、教育文化、司法等12类，甚至更多。在这些领域中，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经济金融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国家资金支持较多，中国智库的研究方向大部分聚集于这两个领域，对这两个领域进行研究的智库分别占到了38%和22%。
而反观中国社会亟需关注的社保、医疗领域，却仅占7.5%，从事司法类研究的智库更是只有不到1%。相比于经济金融领域，这些领域的资金相对较少。而且，社保、医疗领域常常牵涉到敏感议题，司法领域更是关乎人权及言论环境，在中国相对不开放的言论环境下，这种集中的研究方向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今晚报》曾经在一篇关于智库的报道中说，“在中国智库的自我评价中，中央领导人的批示无疑是智库影响力的最佳指标。”这篇报道引述了《北京青年报》报道中的例子，“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董事局主席高尚全的抽屉里，整齐摆放着38份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建议书”。智库对领导批示的重视，加之国家对“一带一路”的大量资金投入，以及该议题较低的敏感度，或许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本该自主选题、独立研究的智库都同时涌向了“一带一路”的研究。
一个智库的成功，不但要有资金支持，还要有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和领导者。在中国的大部分智库的人员构成中，不难看到现任政府官员的身影，这使得美国智库的一大典型特点——“旋转门”机制——在中国的智库中变得十分罕见。
美国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卸任的政府官员到智库从事研究，而智库的研究员则可以离开智库，到政府成为执政者，这意在形成政府与智库之间广泛的人际网络，也因卸任的政府官员对政策制定了解更深，从而能够做出更有针对性的研究，使智库能够更有力地影响决策。然而，在“旋转门”机制下，这些身份转换的人只能保留“政府官员”或“智库研究员”这两个身份的其中一个，以便智库能够保持其研究的独立性。
但在中国的这四百多个智库中，绝大部分都有现任政府官员或以领导的身份，或以研究员的身份出现，而即使是在受政府影响相对较小的民间智库中，也有大约一半有现任官员“坐镇”，在一些宣称是“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机构里，也能看到现任政府官员的身影。不可否认，这些政府官员能够帮助智库与政府决策部门搭起桥梁，但却很难说智库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不会相应地受到限制。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中国的智库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且，近两年，中国的智库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也日趋增多。从这两个意义上看，中国智库的发展似乎生机勃勃，然而，在2012年“十八大”报告发布后成立的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其实并不多。
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的《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指出，中国的“活跃智库”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在1977年以前建成；而我们的研究数据也显示，所谓“活跃智库”中，混杂了各种咨询机构和媒体的评论专栏，他们本来只是信息的聚集地，可是现在却也都冠上了“智库”的名头。
前不久，中国股市大跌，针对本次“股灾”的评论文章立刻就成了一些智库网站的重点推荐，这些文章往往篇幅不长，且没有严密的数据支持，也不是经过长时间严谨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更接近于普通媒体上的专栏文章。这还有一些智库日常是发布对其他智库的研究成果的汇编，而少有发布该机构原创的研究成果，显然，这些“智库”想要成为真正的智库，应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虽然笔者采用其他资料来源的样本会并不够全面，但在涵盖了目前国内的大部分智库样本的情况下，所得到的结果可以看出一定的问题。在没有很多真正意义上的新生智库出现时，智库受限的独立性也让一些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不如人意。
主持《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的詹姆斯•麦甘（James McGann）博士认为，适合智库发展的环境应该是一个能够给予独立智库充分发展的环境，一个鼓励不同来源的资金和独立委员会的环境。然而，观察中国智库的现状，我们距离这样的智库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很难断定中国智库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