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智库“大跃进”?“井喷”之后，中国智库还缺啥
“中办、国办发文之后，我知道的很多机构——从中央部委到各个地方政府，还有企业、高校、媒体，都成立了智库。”
“以前碰到领导，听说我在做智库，会说‘这个很好啊，你们好好干吧’，现在会说，‘正好我们有一个事，你们能不能和我们合作研究？’”
“很多项目来了之后，靠网络中的专家来完成研究，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那你不就变成一个中介机构了吗？”
“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资料，是制约智库研究质量的最大因素之一。”
“以往出去应酬，见到同学和领导，我说自己做智库，有人以为是我穿的什么裤子；现在出去我说我是搞智库的，人家会问我做的是什么课题。”
曾在有7年历史的“南方民间智库”当了5年执行秘书长的蓝云，最近介绍自己时，终于不用再向人解释“制裤”和“智库”了。
“智库”是什么？关于它的定义中往往会出现这样几个关键词组：研究公共政策、影响政府决策、公益导向、社会责任、独立、专业、非营利。被引为国外典范的是美国兰德公司，它拥有一大批顶尖的军事和公共政策人才，因为准确预测中国1950年出兵朝鲜而声名鹊起。
无论从哪个层面，在中国，“智库”都是一个含义丰富的切片。“中国民间智库的兴起，代表了中国的决策研究系统在走向开放，走向透明。社会智库本身的机制灵活，如果运作比较好，是未来中国智库发展的方向。如果能走向国际化，到世界各地开分社，对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很有帮助。”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刚说。
“智库”井喷
智库在国内的大面积升温始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示，要建设中国特色智库，适度超前，服务决策。
“这对中国各类智库都是宏观利好”，现在担任南方舆情研究院秘书长的蓝云分析，这是第一次以最高领导正式号召的方式，肯定了“智库”这类机构的存在。他还回忆，2014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曾专门派专家组到南方民间智库调研，调研参观的人问的事情大体一致：你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你怎么生存？你起到什么价值？
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这份文件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下了这样的定义：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
一位不愿具名的社会智库秘书长这样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自己眼中的智库热：“中办、国办发文之后，我知道的很多机构——从中央部委到各个地方政府，还有企业、高校、媒体，都成立了智库，原来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各个公司的研究院也被赋予了智库职能。一些企业和机构的智库，什么都没干，也要成立了在那里放着，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研究院、研究所、咨询公司，都可以成为智库。一些咨询公司和研究院也在机构介绍里加上了“智库”的新标签，许多高校也陆续与政府合作，开办某一领域的研究院，为政府提供智库服务。
新成立的智库太多，“首家”这个头衔都快不够用了。仅粗略一瞥，近半年来新成立的“第一家”就有“东北地区首个综合型智库机构”“我国首家长江经济带发展智库合作平台”“中国首家综合战略性东海问题研究智库机构”“国内首家新型能源资源民间智库”等等。
与之相伴的是各类机构出炉的年度智库排名，打分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零点国际发展研究院、中国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所等机构，都涉足了智库的评价。
一个新学科由此诞生：智库学。201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了《智库学概论》。目前这本书还无法在网上被搜索到，但《光明日报》的一篇评论中摘录了一些观点：“智库学虽是一门新兴学科，但一定会成为一门永远值得重视的新学科”，“不久的将来，就会有智库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出现”。
大树底下
毫无疑问，官方和半官方的智库有着更好的发展条件。
2015年11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有25家智库被定为“高端智库”，中央财政将给予这些智库资金支持，它们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上报党中央、国务院。试点成功后，中央的目标是建立50到100家高端智库。
在已知的25家“高端智库”中，有10家是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机构——譬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有12家是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形成的专业性智库——例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此外，还有1家依托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智库——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还有2家社会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以及位于深圳的综合开发研究院。
“社会智库”这个定义，有别于此前被人们惯用的“民间智库”。在采访中，数位研究智库政策的学者提醒南方周末记者，两个词语有很大的差别。“‘社会智库’更符合中央文件精神”。南京大学中国智库研究与评价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李刚说。
“我们是有官方背景的社会智库。”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毫不讳言，“25家高端智库几乎都有体制内背景，中石油也是国企，对不对？”
郭万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综合开发研究院是在深圳注册的事业单位，但与体制内智库享受全额拨款、参照公务员管理不同的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收到的财政拨款只占他们收入来源的不到20%。而且他们的人员任命也比较独立，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制，内部有自己的职称评定体系。“我们更具灵活性，也更市场化一些。”他说。
在他看来，有官方背景没有坏处，“政府逻辑是：能不能做到？可不可以做？而不是简单的‘应该怎么样’。如果离政府太远，就没办法了解他们是怎么决策的，建议可行性也会差一些，也没有渠道让他们接受。”
而另一个社会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背景也颇有分量。它是在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批示下，由原来国家发改委下属的两大智库整合而成。理事长是原国务院副总理、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培炎，智囊团成员皆是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和退休政要。
李刚坦言，现有的许多社会智库实际上还是官方智库的一种形态，如很多大学在民政部门以民办非企业组织名义注册的智库，实际上还有国家拨款，就好比南京大学与江苏省共建的“紫金传媒智库”。不靠政府拨款、以参与招标的方式生存，同时又运作比较规范的智库相对较少。
“非官方智库在大步前进的过程中，但是力量还是太小，整体的话语权和研究优势还是在官方智库这边。”蓝云感慨道。
民间智库中也有一些“大鱼”，它们往往背靠大型机构，较单打独斗的民办非企业组织，有更多试错空间。凤凰国际智库秘书长张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这个智库还没有注册智库类的民间组织，它从2015年9月成立至今，一直处在孵化阶段，但已承接了不少地方政府调研项目，“不能步子迈得太大，我们是把自己当作凤凰网的一个创新项目。”
体制之外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国”字头专家云集的机构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官方智库。它们建言献策的网络从中央一直延伸到地方，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研究室。但从社会智库“接单”情况来看，高质量的公共决策咨询仍然是稀缺产品。
一位接近中央某部委的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体制内智库有很强的行政导向，这可能会压抑住真正的智慧。”这位人士说，“一些在政策出台前，领会领导的意思；在政策出台后，解释领导的意思。”
“中国的很多问题，不能光靠一小批官方智库来解决。”李刚认为，《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给社会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空间：“社会智库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组成部分”，要“探索社会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途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环境”。
安徽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郭志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4年12月，安徽省台办和安徽大学联合成立了这个中心。“（政府）确实有急迫的需求”，此前安徽省也有做两岸关系研究的专家，但主要从历史文化角度研究，而安徽有5个台湾产业园，有许多涉及经贸、法律的问题需要咨询，以前遇到事情只能临时找人。中心建立后，安徽省政府涉台政策咨询的绝大部分工作都被他们承包了，他们每年还接几单国台办的咨询。
“以前碰到领导，听说我在做智库，会说‘这个很好啊，你们好好干吧’，现在会说，‘正好我们有一个事，你们能不能和我们合作研究？’”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近几年他的公司接到的来自政府的“订单”，每年增加百分之二三十。
这家公司以数据调查和分析见长，这刚好切中政府所需。例如，北京市相关部门邀请零点公司帮忙计算管道自来水的成本分担方案：计算全市有多少家庭还没用上自来水，住在哪个点，总共要接多少段管道，花多少钱——最重要弄清楚的是，这些市民愿意出多少钱？又比如山东寿光蔬菜销售受互联网冲击，需要请零点研究下一步的蔬菜供应策略。
“这些调查是苦活累活，官方智库以学者为主，这并不是他们的长项。”袁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前有过几位政府部门政策研究人员想跳槽到零点公司，可是试用期还没结束就打了退堂鼓，因为出去跟人打交道，心理落差太大，感觉不那么受人尊重。“官方智库的研究员很多都有行政级别，下去收集材料就像视察工作，你需要什么，对口接待就给你什么，开座谈会、喝茶、吃饭，”他说，“但在我们这儿干活不需要对口接待。”
最常找社会智库寻求帮助的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张林说了一则故事：一家大型民企想在印度投资，凤凰国际智库给他们推荐了国别专家，可是真正落实的时候，他们还是找了麦肯锡。“他们不想听那些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他们就想知道自己在印度怎么投，投多少，怎么执行，团队怎么拉，框架流程战略。智库能做吗？”
据她介绍，对地方政府来说，政策研究室了解本地情况，不一定熟悉外地和全国的情况，媒体智库除了可以帮他们拉专家、办活动，还可以把制作网页和提供报道等也算进“打包”服务里，“这对他们来说多省事儿啊！”
研究之困
迅速起家的社会智库都遵循着小而美的发展方式，这背后却是人力的不足。温州民间智库促进会名誉会长叶育登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家机构真正意义上的全职人员只有1个人。另一家承办过多场大型学术活动、发布过数份研究报告、访问过多位学者的媒体智库，实际工作人员只有7人，其中3人负责撰写报告，4人负责行政事务。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反恐和海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汪川说，他们5位创始人每个都身兼数职，“既要啃翻译、做研究、谈项目，也要做产品、搞传播，更要学运营、建队伍，还要会外事交流”。他把自己比作当年的红军：“要完成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
李刚对南方周末记者道出担忧：因为缺少经费，很多社会智库都是“小机构大网络”，只有三五人——还有可能只是行政人员或者研究助理，很难雇到全职的资深研究员，“很多项目来了后，靠网络中的专家来完成研究，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那你不就变成中介机构了吗？没有自己的班底，原创性的东西就有问题了吧？”
在外界看来，高校智库人手相对有保证，但学术繁忙的教师也分身乏术。“现在有个课题需要研究，我就找人来做，说白了不养闲人”，郭志远也坦言，安徽大学台湾研究中心目前只有6人，除行政人员外，其余人员也要既做研究也兼顾行政事务。
智库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研究人员。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不少智库在网站上挂出自己掌握的学者资源，以增强吸引力，其中不乏国内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
“高质量接地气的专家是稀缺资源，这也是各个智库竞争的重点。”蓝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所接触的专家“可能会有一些经济利益回报的诉求，但不会把这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更重要的是看到公共的价值取向”。“专家是独立的人，谁拿的东西过硬就去哪里，还是跟他们的兴趣有关。”张林说。
社会智库中也不乏把“专家”当生意的机构。就在北京某咨询中心的公开信息中，南方周末记者看到该机构的顾问名单中，已经故去十余年的一位原国家计委主任也赫然在列，南方周末记者致电该机构，工作人员开口就是“讲座6万元一场”。
除了顶级专家，这些社会智库日常要面临的困难还有如何留住优秀的研究人员。“我见过很多智库，工作人员工资高的一万多，低的三四千块——一万以上的很少，除非是做研究写报告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社会智库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低薪资可能导致某些社会智库研究人员鱼龙混杂。
“社会互动”
“目前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智库，普遍存在亏损的状况。”内蒙古新时期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文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口中的“民间智库”，是“社会智库”中完全靠自己谋生的机构。据他分析，现在民间智库市场很不成熟，“政府对民间智库的信任不高，觉得几条破枪能研究出什么成果。”
“我们去年大概只有三成经费是来自政府招标，更多的资金来源是和企业合作，目前政府还是较多依靠传统的政府、党委、高校内部研究机构的方式，而且我们民间智库都属于摸着石头过河，在经费、科学性论证、专家选配方面，都有很大问题，需要花很长时间完善。”他说。
采访过程中，张文清重复了四遍：“如果政府可以分给我们一杯羹，我们一定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回报社会。”
在讲到政府决策服务“分蛋糕”的状况时，郭万达笑称，“1989年综合开发研究院成立的时候，深圳市政府内部还没有那么快发展出自己的研究队伍，如果不是深圳的环境，我们可能活不到今天。”尽管一位深圳市社科院系统的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综合开发研究院在他们眼里是“活特别多、特别累，但赚钱很多”的机构。
郭万达坦言，目前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收入中80%都来自市场化的合同订购，15%来自深圳市政府的直接财政补贴。而这80%中，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的比例是三七开，”但企业呢，实际上给我们合同订购的课题，都是跟政策有关联”。而在项目来源中，政府直接委托、通过招标获得和跟研究机构合作的项目各占了三分之一。
即使有机会拿到政府分的“一杯羹”，这杯羹也难以喂饱民间智库。某位不愿具名的媒体智库人士就向南方周末记者感慨：“政府拿出来招标的项目钱太少了，做起来都是亏本的！”广州一家民间智库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一次浏览国家某部委网页的骇然心情：“一大堆课题，都是几万块钱的一个国家级的课题，那怎么做啊？那些课题都是大得不得了。除非那个领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可以积累经验能力的，不然我们也不会申请。”
广州君则智库理事长颜俊分析，以往这些课题是面向体制内智库招标，这些机构人员本来就有财政拨款的支持，拿课题更多是为了职称、荣誉或者学术积累。“如果现在真正面向社会和市场，照这样的思路去定经费，肯定买不到好的成果，对重大的公共政策的研究，其实需要非常大的投入。”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叶育登回忆，2013他所在的温州民间联合会曾经受当地民政局委托，做过养老照料中心建设的考察，民政部门给了他们两万块补助，但这不能算购买服务，只有公益性质。这两年他的机构换了名称，但境况没怎么变：每年有三五小课题，一个两三万的样子，原先预想的承接一些部门的公共政策研究，并没有实现。
保持独立
在李刚看来，因为没有稳定的经费渠道，普通社会智库的宣传中更容易有泡沫。因为资金依赖性强，他们更有可能站在客户的利益一方。
“99%的客户找我们因为看中我们的独立性，他们如果想自己弄个报告，找下面的研究所、研究室，就可以把这个活干了。”袁岳说。而另一位广州民间智库负责人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条应对行政干预的办法：“我们会说些不好听的话，呈报合作方主要领导，为此我们可以控制报送范围，不然没得搞。”
关于智库的独立性，中国企业研究所秘书长唐大杰有更高的要求，“很多人是沿着官方的建言献策的说法往前走的，实际上他的宗旨或者是他做的产品也是摇摆不定的，也不能称其为一个成熟的、完整的智库模型。好智库应该有一个坚定的基础理念。”他说。
开放社会智库的独立研究，还有一个技术性问题是数据公开。唐大杰指出，目前国家对可资研究的数据公开度太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亦撰文指出，中国很多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统计数据和信息散落在各级政府部门中，按照政务公开条例，这些数据完全应该公开，或加以技术处理后予以公开，为高水平的政策研究提供分析基础，不应让挂靠在政府部门的各类事业单位型的政策研究机构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数据垄断。
关于智库研究独立的呼吁，最近最有影响的声音来自官方智库内部。在3月19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智库发展需要良好的市场需求和竞争环境、相对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和充分有效的信息数据发布披露制度。他的其中一个观点也是“缺乏必要的信息数据资料是制约智库研究质量的最大因素之一”。
他还谈到，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长期以来“重理轻文、重硬轻软”等倾向，鼓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说真话。再次，允许甚至支持智库发出不同于现行政策的声音，鼓励各种意见的交锋与辩论。
而在袁岳看来，政府对社会智库最大的支持就是公开采购。“我们是在公开竞标中一路走过来的，政府要支持社会智库，要做的只有一样事情，就是鼓励政府采购的公开化。实际上我们一定程度上也受益于这件事。”
在郭万达看来，智库是否能建设好，取决于几个方面，一是政府的决策是否民主化和科学化；二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是否越来越重要；三是国内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法律的完善，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做慈善和捐赠，使这些智库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四是学术的独立。“这意味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
（来源： 南方周末，2016年04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