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智库成果的实现形式和学术评价当中存在三个误区。第一，是将智库狭隘地理解为“递折子”。第二，是过分强调智库成果的应用性并将之和学术性相对立。第三，将智库成果的研究形式简单理解为专报批示。
我们《上海大学学报》从去年6期开始尝试着推出了一个新的栏目叫做“中国智库”。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谈谈对有关智库问题的看法。我非常同意胡老师对学术研究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以及不同学术组织承担的功能上的区分。我谈的角度可能略有区别，不是从学术组织和机构的角度，而是从人文社会科学这个角度来谈的。
首先我想把《上海大学学报》“中国智库”栏目去年6期的编者按说一下，这是我和我们的主编董乃斌先生一起草拟的编者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智库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复杂形势下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客观需要。中国学者和文人素有视学术为天下公器，讲求经世致用的传统，现代知识分子高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实从未忘怀国族命运之大事。当今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在不断的强化对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重大问题的关切，努力使学术研究走出象牙之塔，使之成为推动国家民族社会进步的发展的一种积极力量。
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关系，复杂而多样，或直接，或间接，或者紧密，或者松散。即使是同一学科也可以有偏基础理论研究或者是偏实际应用研究的区别。两者都非常重要，不可偏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经大量的调研与征询意见，本刊推出‘中国智库’栏目，拟以‘改革开放与中国的未来’的问题意识为中心，邀请各学科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发表意见，展开讨论，特别是从‘怎么办’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方案。
本栏目所发的文章，作者持个人观点畅所欲言。并不代表编者立场。本刊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尊重，服膺真理。我们热烈地期待着新老作者的支持，建议和批评。”
我想从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阐述。首先，我们为什么办这个栏目。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想解决刊物自身的问题。第二，我想谈的是想对智库热潮中出现种种问题的纠偏。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参与智库成果的学术评价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这是我想讲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想办这个栏目。大概出于以下几个考虑。首先是我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拥有不同的学科性质。人文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一般是将文史哲作为人文学科，而将其他的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称之为社会科学。文史哲关心的是人类文明中长时段的较为宏观而抽象的问题，而社会科学则紧贴时代和现实的需求，以当下问题的解决作为目标。因此，一般来说，人文学科偏基础，而社会科学偏应用。但也不尽然。文史哲也面对现实问题，比如说当代文学批评、文化批评，南海争端中历史学家的介入、宗教治理等。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有聚焦于学科本身的知识生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次，就是对刊物选题和文章质量的考虑。因为我们的学报虽然是社会科学版的，但是我们主要是偏重人文和艺术。影视理论研究是名栏，文史哲所占比重也较大，质量也相对比较高。但是长期困扰我们的是社会科学类的稿件，比如说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这一类的稿件质量参差不齐。比如说社会学，因为上海大学已经有了一份《社会》杂志，我们不太可能约到社会学领域最好的稿件。再比如，有些经济学、管理学类的文章，多停留在书斋，在文本中绕圈子，要不然就是玩工具，动不动就是建模型、搞量化，搞的大家一头雾水，仔细一看，其实它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很复杂。
因此，第三，我们觉得真正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章应该有以下几条标准：第一个是以问题为中心，关注重大问题，也包括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第二个就是较好的社会科学的文章应该“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是可以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问题。所谓立地，就是可以接地气，可以扎扎实实地做调研、做材料、做数据。这是我们的标准。这些材料和数据从哪里来？其实很多的数据是需要从政府主管部门那里来，他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都是死的，没有被学者采纳，我们一般的学者也很难拿到这些数据。所以“得数据者得天下”这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第三个标准就是你做现实的问题研究不能满足于仅仅解释现实就完了，更重要的是你要拿出解决方案。这个是对文章质量，特别是社会科学的选文的一些想法。在这方面，一些智库类的研究机构所做的有份量的专题调研和研究报告是符合这些条件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也想对智库建设热潮存在的一些问题做一些纠偏。在我们看来，当前智库成果的实现形式和学术评价当中存在三个误区。
第一，是将智库狭隘地理解为“递折子”。其实智库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狭义的智库就是为政府或者是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机构，其智库成果也就是决策咨询报告；而广义的智库应该是针对国家和社会重大问题提供独立的分析评估，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某种知识或者是学术的参考。在这方面，智库成果是独立的研究报告。
第二，是过分强调智库成果的应用性并将之和学术性相对立。其实无论哪一种智库成果都是以学术性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智库当中的人首先应该是某一个领域当中的专家学者，具有扎实深厚的研究，其次才是为了某一个具体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关分析、报告和对策建议。这当中有一个矛盾，如果说我们一定要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区分开来，依据主体剥离开来，比如说做基础研究就不应该关心决策，不应该关心对策，做对策研究的就不谈学术积累，只是为了满足或者说领导的某一个意志，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出现做基础研究的人有很丰厚的学术积累，但是对社会，对国家的发展没有发挥作用。而做决策咨询研究的人，他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如果做的是无学术的对策研究，那真是误国。
第三，将智库成果的研究形式简单理解为专报批示。智库成果的实现形式，往往是以内参、专报的形式通过专门的渠道呈报某一些相关部门。因此智库成果形式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非公开性。给领导的一些专报很短，一般只有两三千字、三五千字，但是，真正高质量的专报或者是成果，其实是需要有丰厚积累的。有时候甚至是在数万字或者是几十万字报告基础上提炼加工而成的。因此，高浓缩性是智库成果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智库成果有特定的读者，受众面很小。得到领导的批示实施会对国家和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的智库成果不可能得到批示的，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很有可能非常有学术性基础，有价值的成果悄无声息了。所以这里“唯批示论”成为了智库成果评价的最大的问题。
基于此，我还想提几点自己的想法。第一，对智库应该采取相对比较宽泛的理解。过去强调内外之别，是不是公开。我认为应该讲基础研究和对策研究之别。智库成果的本质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的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为政府服务其实只是智库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不是全部。第二，实现智库成果的途径。智库成果不只是专报内参一种途径还可以公开发表，其实引起领导关注的不只是智库通过内参、专报的方法，可能还有其他的途径，公开发表也许也是一个途径。第三，智库成果应该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学术评价如何介入。智库成果应该克服唯批示论，应该将内外两条标准建立起来。目前的智库建设其实是学术外运转。政府部门有需求，然后委托某个人或者是机构来研究，成果提交，呈报批示，然后落实到各个相关部门。或者是学者自己围绕某一个问题提交成果，批示、落实，其中学术评价是缺失的。这也是导致智库成果参差不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问题，就是学术期刊应该介入智库学术成果的评价，因为现在目前的评价方式只有一个就是批示，会出现有学术价值没有应用价值的现象，有应用价值却没有学术价值的问题。最好的成果是既有应用价值又有学术价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应该参与到智库成果的评价中来。因此，我们需要创造智库成果的学术评价机制，确保智库成果首先得到学术评价。没有学术的支撑，决策研究有可能会走向误区。如果说引起了形势的误判，后果将非常严重；还有一些成果存在抄袭剽窃胡编乱造的学术不端现象，这些都需要学术评价的积极介入。
文章来源：青年学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