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社会对公共政策的讨论更加公开，范围更大，程度更深，智库也逐渐为大家所熟悉。在公共事务中，智库通过提供专业建议和可信度较高的信息，影响公众和决策者，提炼共识，从而推动最终政策的形成。
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TTCSP）最近发布的《2017全球智库指数报告》，就智库数量而言，中国位列第二，已经超过英、法等西欧诸国和印度，仅次于智库发展最早、最为成熟的美国。
中国智库数量的增长开始于2013年。当年4月，中国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这也被视为我国智库建设的顶层设计开端。2013年底，“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被正式确定为国家战略。2015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意见》，中国智库发展进入快车道。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自2013年开始发布年度《中国智库报告》。他们的跟踪数据表明，我国活跃智库（指连续运行3年以上）在 2013 年为 276 家，到 2017 年底已达到 464 家，年均增长 13.6%。
在该中心2013年的首份报告中，很大篇幅都在讨论中国到底有没有智库、如何界定智库，而2017年报告则更多是在讨论机制改革、与媒体融合发展，以及如何引领国际话语权的问题。
话题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智库界关心或亟待解决的问题。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中国智库已经走过从传统研究机构向现代智库转型的过程，开始考虑扩大自身影响力，在全球化的当下获得更大的国际话语权。
然而，《2017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中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智库榜单里，只有6家中国智库跻身前100，排名最高的仅为第30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持编写这份报告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组主任、全球智库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麦甘（James G. McGann）6月底在北京同数十位中国顶尖智库负责人交流时坦言，中国智库就像一个“黑洞”，犹如躺在沙子下面，让人看不见。
转变传播思维 提高信息可及性
同传统研究机构的最大区别在于，智库专家不仅需要扎实的研究功力和战略思考能力，还需要同决策者、公众充分互动，让目标群体获得真正的信息，否则，智库对政策的影响力就无从谈起。
用麦甘的话说，智库研究既要及时，又要可及。他谈及自己浏览过很多中国智库网站，但这些网站都是中文的，对大部分国外同行来说，无异于天书一般。
这当然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中国智库想要获得全球影响力，至少把重要作品翻译成外文，这是非常必要的。
——麦甘
但是，语言的转换仅仅是可及性的第一步。国内也有一些智库网站以中英双语、甚至多语种运营，比如中共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办的“理论中国网”语种多达8种，但整体而言，它们的访问量、关注度都不尽如人意。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书国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政策语言、学术语言、新闻语言和故事语言四种话语体系的转换不畅。他接触的很多智库都是从大学或研究机构转型而来，它们的话语体系还停留在学术语言。高书国说，如果智库想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向大众阐释清楚，就要把握好这四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和相互转换。
对信息传播的高需求和高要求，让新型智库同媒体的联系非常紧密。例如《光明日报》专门了成立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不仅去传播智库的观点，更从大众传播的层面反向对智库研究提出要求，比如希望研究运用更多的量化、大数据分析手段等等。
在麦甘看来，智库同媒体的融合趋势非常明显。去年在美国举行的一个北美智库会议上，他发现高达70%的参会人员都有媒体经历。
从事严肃报道的记者有深入调查和分析的能力，又懂得如何有效沟通，这是对智库有特殊价值的一个群体。
——麦甘
运用新传播手段 提高相关性
现在新通讯技术的崛起和迅速发展，使得世界实实在在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各国政策相互影响，各种议题交织在一起，这既是中国智库提高国际影响力的驱动力，也是它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认为，中国智库的研究话题往往局限于国内政策，或者与中国直接相关的一些国际话题，这直接导致在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事件中，我们听不到中国的声音，其他国家也没有这个意识和习惯去倾听中国的意见。
其实在今天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条件下，全球性研究的成本已经大大降低，效率成倍提高，针对性也大大增强。中国智库如果能够充分运用新传播手段，也能拓展在海外的研究领域，从中国话题发展到普遍的热点话题；同时丰富研究层次，比如从高端、研究性交流，发展到同民众的直接交流。
相比之下，国外智库的研究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在任何热点事件发生时，都能第一时间听到西方学者的声音。这当然与他们对各个地区有意识地长期观察、交流有关，但也反映出他们的全球视角，以及对全球化时代相关性的深刻理解。
英国东亚委员会秘书长麦吉安（Alistair Michie）自 2014 年起担任国家外国专家局的外国专家建议咨询委员会顾问，他举例说，英国的小学生在学校里学不到任何有关中国的知识，他们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自然对中国研究没有兴趣。
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英国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怎么知道如何同这样的中国打交道？
——麦吉安
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智库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例如与中小学合作增加中国文化的课程，通过社交媒体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等等。
就提高国际影响力而言，中国智库依然面临很多困难，比如，中国大多数智库是政府机构创立的，这让标榜独立性的美国智库大皱眉头，一直质疑中国智库的公信力。
但事实上，美国智库大量研究人员都是前政府高官，很多项目也接受政府资助，而中国官方智库因为不必担心资金来源和收益，很多有价值的冷门研究得以进行。
而且中国民间智库正在蓬勃发展，例如，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掌舵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著名经济学家樊纲领衔的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已于2015年被列入首批25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总部位于海口、由著名“改革智囊”迟福林任院长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在开展改革开放议题研究的同时，于6月牵头成立了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研究院，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理论与实践提供智力支持。
无论有多少困难，提高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这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也体现了中国对全球公共政策和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和贡献。而国际传播意识的培养和能力的建设，是这其中的关键，也是能够立即采取行动的一项工程。
(来源： 中国观察 ，2018年0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