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和加强智库建设 助推地方治理现代化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1]如何打造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视和加强智库建设，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这些功能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一、智库在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我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激烈变革时代，一个多元利益、多元思想博弈并存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其科学有效治理必然更趋复杂。治理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单靠某个人或某些精英的智识、能力显然都是不够的，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些汇聚民智民力的专业性智慧平台，就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进行咨询论证，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承担着三个主要职能：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成为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情况下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2]显然，发挥决策咨询功能的智库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从全国看，从包产到户到科教兴国，从改革开放到依法治国，从“三个代表”到“四个全面”，莫不凝聚着智库人的劳动和智慧。湖北武汉发展同样如此，从“两通起飞”到“两型社会”，从中部崛起到自主创新示范区，从五年规划到“武汉2049”，从绩效管理到治庸问责等等，莫不闪耀着智库人的智慧光芒。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3]总体而言，智库是以文化（广义）研究为志业的组织。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国智库建设水平是其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和体现。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的三大国家。美国作为传统的智库强国，共有6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分列全球最好智库前三名。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的“智库大国”，可是上榜智库的整体水平还是逊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智库。中国仅有7家智库入围“全球智库150强榜单”。显然，中国智库与世界顶级智库的差距巨大。[4]目前来看，中国智库在专业化、独立性、筹融资以及影响力等方面还有很大距离。
智库是思想市场的重要主体和载体。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将市场分为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两类。[5]企业是商品市场的重要主体，而智库则是思想市场的重要主体。所谓思想市场，就是不同观点、信仰、理念、学术思想、政策主张之间的竞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商品市场已非常繁荣，但思想市场并未同步发展。一些人对商品市场的假冒伪劣现象倒是比较宽容，而把思想市场总想象得非常危险，对一些意见和异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敏感。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固然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一方面，“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因为思想市场能够自然生成一种“对冲机制”，“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另一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科斯以百岁高龄、以非常“重要的话”寄语中国：“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6]国内一些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袁刚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需要思想市场，思想市场会使中国更有前途[7]；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原院长张维迎指出，社会的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基本上都是在新的理念推动下出现的，没有理念的变化就没有制度和政策的改变，而没有思想市场，就很难有新的理念的出现和传播，从而整个社会就失去了变革的源泉，而就没有中国的未来。[8]著名媒体人马立诚也认为，中国迫切需要思想市场，特别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应该开放思想市场，形成百花齐放而不是万马齐喑的局面。[9]任何人都不是真理的化身，也不可能垄断真理。思想只有在交流碰撞中比较高下，并产生新的思想。没有思想市场，社会将失去活力，人民不敢说真话，有错无人敢谏，这既丧失了纠错机会，更谈不上择善而从。科斯指出，“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这能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10]果若此，是否意味着中华文明的又一个“轴心时代”的来临？
二、地方智库建设面临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以前，我们常说社科研究有“五路大军”同台竞技，而今中央《意见》将智库主要分八类：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社科院只是这八路大军中的一支，其职能定位、编制规模、经费来源、管理体制等，均具有自己的特点，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是定位模糊。中央三号文曾明确规定：“地方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应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此产生了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分殊，实践中有人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从课题立项、经费资助、评优晋升等方面，全面忽视甚至遗忘了基础理论研究，但真正高质量的应用对策研究能离开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吗？换句话说，地方社科院在如何处理学术与智库功能问题上，尚存在模糊认识。本质上，学术研究与智库之间存在着研究目的、内在动力、目标要求、产生机制、评价标准等五个方面功能重大区别。[11]正因为二者功能有别而社科院智库定位不清，所以社科院智库到底是以出思想理论成果为首要职能，还是以服务决策为第一要务；究竟是关注中长期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还是主攻短时期具体性、事务性问题；究竟是以提供思想性、思路性成果为主，还是提供具体政策性、方案性成果为主，等等。一句话，社科院智库与其他七类智库如何错位发展，社科院智库的竞争优势、重点方向、治理体制该如何定位和选择，目前并不十分明晰。
二是本领恐慌。主要表现为：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不高，学术成果的思想引领力、实践指导力不强，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现象；科研人员一线调研的意愿不强，调研能力不足，不能精准掌握市情民情；理论功底不厚实，科研创新能力不强，掌握和运用最新研究方法的能力较弱，等等。当然，也存在学术自信心不够的问题，仍未走出“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窠臼。本领恐慌的本质是人才缺乏，而用人机制不活、激励机制乏力、人才结构失调等是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长不大的深层原因。
三是独立性欠缺，公信力不足。西方智库最为人称道的特点恐怕就是其独立性、中立性、客观性，而这恰恰是我国智库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陈寅恪先生指出：“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求真求是求新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和追求，但由于多样思潮、多变价值和多元利益的日益凸显，智库学者也并不生活在真空中，也有专家学者不能坚守传统士人风骨，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气，被利益俘获者有之，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者有之，与委托方的合谋者有之，专注揣摩领导心理开展颂扬性研究（资中筠称之为“颂圣文化”）者有之……也有一些学者走向学术包工头、学霸学阀的境地，学风浮躁，操守尽失；更有一些专家学者片面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屡屡发出石破天惊的雷人之语，让专家名声扫地，公信尽失。比如：“自行车比汽车污染大”，“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收费太低了”，“廉租房不应该修厕所”，“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结论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一定有危害，但也不能证明一定无害，所以视同无害。”这些高论莫不让人“亮瞎眼”！
四是科研环境不佳。没有宽松的环境，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地方智库建设目前尚处在“说起来重要”的境地，制约地方智库发展的因素很多：
(1）普遍性的科研经费不足。除了一些发达地区和主要领导真正重视的地方智库经费相对充裕（当然其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也完全不具可比性）外，多数地方智库经费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保吃饭、保运转”。
(2）智库与党委政府部门间沟通不畅，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智库研究必须依赖于对市情的精准把握，但实践中，一些市情基础数据往往被以国家秘密、没有义务提供、没有相关数据等理由予以拒绝，这为智库开展研究工作制造了相当的难度。
(3）智库管理机制机械化、机关化倾向突出。比如在编制、职称、职务等职数管理和运行机制管理上，简单比照行政机关，使得地方智库呈现出“几不像”（既不像科研单位也不像行政机关）的状态。典型莫如研究经费的管理，一些地方“一刀切”的要求：所有课题经费报销都要刷公务卡，所有课题经费都要凭票报销。试问，开展田野调查时如何刷公务卡呢？耗费脑细胞的智力付出、智慧创造有什么票据可开呢？可以说，科研管理的“过度监管”已给科研人员造成极大困扰。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副校长哈里埃特•拉伯（Harriet Rabb）指出：“低效的、重复性的、过度的监管，会使国家科研投资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影响科研事业整体发展。”[12]
(4）对地方智库专家的重视、信任、使用不够。无论是召开理论研讨会，还是制定“五年规划”，地方组织者摸不喜好高大上，动辄不吝花费地请京沪专家、境外专家，只是“我们土生土长的人对市情的了解把握难道比这些远道而来匆匆过客式的专家差？”是的，“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是辩证的，但不能忽视和忘记信任、使用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
(5）智库成果评价的模糊与难度。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很好的破题解决。但正因其这个特性，故一方面，很多时候就降低或遮蔽了对其成果价值的认定和肯定；另一方面，行政主导的科研评价，往往走向合意性评价、政治正确性评价，进而可能抹杀一些“死谏”式、说真话的科研成果的价值。此外，智库成果在学者职称晋升中的效用占比过低，也客观上影响了学者个人的积极性。
五是智库成果转化不畅。评价一个智库的核心标准，是其智力产品有没有实际影响力，能不能进入决策层视野，进而转化为政府决策。尽管四中全会将“专家论证”纳入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范围，但什么是重大行政决策，尚缺乏明确的标准，各地选择的弹性较大。主要领导联系专家、智库成果辅助决策等制度化通道并不畅通，目前多数时候还是依赖和取决于主要领导个人是否喜好理论研究；一些部门对智库成果采取选择性使用倾向明显，专家的研究成果正合我意则采纳，若拂我意则弃之若敝履（曾有某市领导对不合己意的智库成果批示：“放狗屁”。实在让人惊诧），于是进一步造就和加剧了“听话的专家有奶吃”的局面；一些专家咨询会议开得轰轰烈烈，会后专家意见却忘得无影无踪，召开专家咨询会仅仅成为某些部门的一个工作程序而已；一些智库成果被层层把关、瞻前顾后地审慎修改，最后变成四平八稳、寡淡无味的鸡肋成果。有专家自嘲道：“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13]多数时候，多数地方智库成果可能连“涟漪”都不会产生。
三、切实加强智库建设，助推地方治理现代化
《意见》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四大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发展）、八大标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14]。这为地方新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精准定位，以清晰科学的目标为导引。地方社科院要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中国特色的新智库，这个目标本来是清晰的。但中国特色新智库“特”在何处、“新”在何方，首先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所谓“特”是指智库建设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不动摇，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始终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不动摇。所谓“新”是指把智库从制度上规范化地纳入公共决策体系之中；智库要做政策研究、政策解读、政策评估，进行多功能发展；官办智库应当与民间智库对接，成为民间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渠道和平台；要建立适合于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加强智库的开放性、国际性，增强国际话语权。[15]明确这样的定位，智库建设才会更具可操作性。同时，由于社科院身兼学术与智库双重功能，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针对不同功能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标准、政策支持和管理机制，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当前，尤其要加大决策咨询成果在研究人员职称晋升中的占比权重。
第二，自我加压，以有为争取有位有影响力。发展智库首先要发展人，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第一生产力。一是要苦练内功，主动作为，以独立、客观、科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取信于人，赢得尊重和支持，要通过扎实的研究业绩实现党委政府对智库“用得上、信得过、离不开”的目标，不能停留于“等靠要”、自我边缘化和自怨自艾。二是要盘活机制，进一步去行政化。要扩大智库的用人自主权，在编制职数、人事政策、管理机制、分配制度等方面，适度扩大地方智库的自主性、灵活性，引导专家学者以科研业绩、成果质量论英雄，努力跳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培育多类型、多学科、多层次、多功能的智库人才队伍。全球视野和多学科合作的综合性研究是智库自身的优势，学术论文涉及的专业越多，其学术影响力也越大。专业是智库的生命力，也是中国智库的软肋。[16]当代社会，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的趋势均十分明显；当下中国，战略机遇期与改革攻坚期叠加、发展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任何社会事务管理、公共政策出台、危机事件化解等，都需要多学科、多类型学者的参与，因此，地方智库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的学科结构、年龄结构、部门结构等，确保智库研究的全方位、宽领域、多视角。四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大胆从智库研究人员中选拔干部，让研究型学者到实务部门从事实际行政管理，让离任的政府官员进入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发挥双向沟通、互动合作功能。五是增强“三个自信”，打造具有地方特色、风格和气派的新智库。智库建设，我们要学习西方，但不迷信西方。要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语），善于从古老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从我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中总结经验，为解决我国难题和世界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既满足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又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要讲好“普通话”和“世界语”，更要讲地方话，说好方言，提供地方发展方案，展示地方智慧，传播地方好声音。要秉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的理念，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学术争鸣和百花齐放。[17]
第三，制度给力，为智库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社科研究应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否则，不仅理论创新、政策创新不可能实现，就是说真话道实情都风险多多、困难重重。一是要继续营造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党委政府要勇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只要学者坚守“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和“发表讲纪律”原则，其独立研究就不要过多行政干预。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屠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二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创新智库建设管理体制。要探索符合智库建设规律的管理体制，在编制职数、课题经费、成果评价、职称晋升管理等方面，要进一步适度扩大智库自主权，制定符合智库建设实际的管理制度。要完善专家参与重大决策的方式，形成“决策前由专家提供多方案供选择，决策中有多方面专家意见可听取，决策后由智库等第三方评价政策效果并提出政策调适建议”的智库参与机制。实行多方案决策制度，通过课题委托的方式，选择多个智库主体参与，供决策者比对选择。三要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完善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平台建设是目前智库体系建设的最大短板。各级政府信息应向智库开放，为智库介入公共事务研究创造条件。要设立信息共建共享数据平台，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智库的信息互通、成果共享。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智库研究中，增强决策咨询研究的科学性。[18]四是畅通智库成果转化通道。加强地方智库成果平台载体建设，完善成果交流转化机制。畅通智库与各级党政部门的交流合作机制，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拓宽成果的转化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载体的信息报送和传播机制；充分利用新媒体、高端论坛、蓝皮书等多形式对外传播研究成果，扩大智库的影响力；加快智库成果转化步伐，更好发挥智库引导舆论、启迪民智的功能。五是探索智库建设评价体系，出台智库成果购买机制。智库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加强自身研究。在未来发展中，智库需不仅要竞争，更需要自律，还要有第三方评价。智库作为公益机构，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不能被利益所俘获，要始终坚持独立客观、理性科学的态度开展研究。当然，智库是以智力为商品，智力也应有适当的社会评价和承认。党委政府要当好智力成果采购者和投资银行家，通过竞标购买智库成果服务决策，通过智库业绩表现来决定是否继续给予投入，而不是认为谁表现好、希望谁表现好、与谁关系好就倾向性地支持谁。
（执笔：田祚雄）
[1] 转引自秦如培：《围绕改革总目标 铸造稳定安全阀》，《贵州日报》2014-05-08.
[2] 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5期。
[3] 习近平：《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11-29.
[4] 《全球顶级智库排名出炉 中国7家智库上榜》，参见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122/13451819_0.shtml.
[5] 科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参见http://www.aisixiang.com/data/67603.html.
[6] 科斯：《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参见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2cjnh/20111215/5276266.shtml.
[7] 袁刚：《思想市场会使中国更有前途》，参见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0570406.html.
[8] 张维迎：《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未来》，参见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0622/224219486359.shtml.
[9] 马立诚：《中国需要思想市场》，参见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5/09/17/030519956.shtml.
[10] 科斯：《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参见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2cjnh/20111215/5276266.shtml.
[11] 李扬：《学术与智库功能如何共居一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8-13.
[12]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9-30 ③.
[13] 资中筠：《美国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14]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光明日报》2015-01-21.
[15] 张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调查与思考》，《光明日报》2014-08-13.
[16] 王义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首家泛欧洲性智库的崛起之路》，《光明日报》2015-08-12.
[17] 郑杭生：《“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09.
[18] 刘德海：《建设地方新型智库体系》，《光明日报》2015-0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