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湖南省社会科学院60多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几代学人薪火相传、努力耕耘，为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一批老专家以其深厚扎实的理论功底、严谨诚实的治学态度、奖掖后进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被学界同仁尊为楷模。为加强学术传承与学术研究史料的抢救性保护，推动青年科研人员学习老专家甘于寂寞、不畏艰难、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决定编撰老专家学术口述史，主要形式是由青年科研人员面对面采访老专家，请老专家介绍人生道路、治学历程与学术感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官网、公众号、《湖南社会科学》将摘要刊出“为学之道·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老专家访谈录”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张 萍
1928年1月出生，汉族，河北藁城人，经济学家。1949年8月于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结业南下工作。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研究员。从事理论研究达60余年，在宏观经济、市场经济、区域经济和两型社会建设等方面著述、主编出版著作20余部，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200多篇，1982年，首倡“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并在区域层面和国家层面提出多个战略性建议。先后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湖南省荣誉社会科学专家、2006湖南省十大杰出经济人物特别贡献、改革开放30年湖南杰出贡献人物、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文化强省有突出贡献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主要论著
著作
1.《经济区·理论与应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2.《城市经济区学》，改革出版社，1990
3.《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08）：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09）：“两型社会”建设与发展低碳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5.《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10）：“两型社会”·发展方式·绿色低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6.《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11）：“两型社会”建设纵深推进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12）：“两型社会”建设与转型创新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8.《张萍经济文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15）：“两型”建设与提质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0.《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16）：十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11.《长株潭一体化三十五年文献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现代化长株潭大都市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论文
1.《长株潭经济区发展战略总体构想》，《经济地理》,1988(2)2.《论改革目标的分区到位与过渡区的改革》，《经济研究》，1988(9)3.《宏观经济的分层调控与区域市场》，《经济研究》，1989(8)4.《计划与市场结合形式的合理组合》，《经济研究》，1990(8)5.《论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结合》，《宏观经济研究》，1990(2)6.《论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基础和途径》，《经济研究》，1991(8)7.《国企改革攻坚的难题与对策思考》，《南方经济》，2000(5)《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的讨论》，《时代财会》，2001(11).8.《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提出和决策》，《学习与实践》，2002(10)9.《对湖南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思考》，《湖南社会科学》，2003(2)10.《梦圆“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25年发展历程》，《今日中国论坛》，2008
“长株潭一体化”研究第一人
张萍是我省第一个提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建议的著名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市场经济、区域经济和两型社会建设等方面卓研究有成就。无论是在理论创新，或是在决策建议上，他都贡献巨大，影响深远。我们为了了解张萍学术生平，采访了这位经济学领域的权威。
徐淑芳、刘陶（以下徐淑芳简称徐，刘陶简称刘）：您1927年生于河北省藁城县（市）屯头村，并于新中国成立前考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您可以给我们讲讲您的童年故事吗？
张萍（以下简称张）：我于1927年2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藁城区屯头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9岁时候开始看《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四大名著，就连吃饭的时候都捧着书读。1937年，小学毕业时，我不仅读完了四大名著，也熟读了《唐诗三百首》。1942年考入北京大中中学入读。但是由于家中变故，我读完初中二年级就辍学了。当我提着箱子离开校门时，忍不住失声大哭，我是多么想读书啊！后来为了谋生，我在石家庄的柳辛庄医院当过助理护士，在小学当过教员，在仓库当过记账员，等等。
虽然过了很多年迷茫、漂泊、流浪的生活，但好在我坚持读书，并于1949年3月考入了华北大学。华北大学的前身是华北联合大学，校址在延安。老革命家、老教育家吴玉章是时任校长。当时学校设四部两院：第一部，政治学院，培养政治、理论干部；第二部，教育学院，培养中学师资和教育行政干部；第三部，文艺学院，培养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第四部，研究部。另设工学院和农学院。入学后我被编入第一部——政治学院第五区63队。当时没有所谓选专业一说，都是统一听从安排。在这里我接受了全面而深刻的教育，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唯物辩证法哲学》等，了解了共产党的城市、农村、外交政策及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等，树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革命的人生观和先公后私的价值观。
徐：您是北方人，从华北大学政治学院毕业后为什么会南下湖南工作，这其中有怎样的历史背景？您在大学里学的是文科，在哲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等方面有深厚的功底，后来为何会转向研究经济学呢，可以给我们分享下这背后的故事吗？
张：1949年，当时解放全中国的形势发展得非常快，急需大量干部。于是党中央决定让华北大学的几千名学员提前毕业。7月31日，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我们在会场唱起由校长吴玉章亲自作词的《华北大学毕业歌》。正在这时，朱德总司令在吴老的陪同下来到了学校。他健步走向讲台说：“同学们！毛主席本来要来看望同学们的，因为事情太忙，要我代表他来看望大家。”话音刚落，“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朱德总司令向我们讲述了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和任务，回顾了华北大学的光荣历史传统，鼓励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华北大学的优良传统，到最艰苦和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大西北、大江南，将革命进行到底。毕业典礼之后，在学校形成了到西北去、到江南去的热潮。我报名去江南，并获得了批准。我们这批南下的同学约有600人，被编为华北大学南下工作大队，第五区队的61-66队南下同学被编为一中队，我被任命为中队团支部副书记兼一分队队长。我们于1949年8月5日乘专列出发南下，经天津转徐州到郑州再到孝感，再乘解放军军用卡车到长沙。到长沙后，我被分配到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在秀丽的岳麓山下，在美丽的江南，我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的前三年，我担任了青年团学校团委会宣传委员兼校俱乐部主任、学校第三部（财经部）学习辅导员等。1952年，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举办一年制的理论教员培训班，对干部进行正规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但是，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教员，于是学校（当时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已经更名为湖南行政学院，主要任务是培训在职干部）党委决定从南下青年干部中选拔20多人自己培养，我就是其中一名。所以，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哪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从财经部的学习辅导员转任经济学教研组任教研组长和教员，于我而言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像你所说，在华北大学，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可是并没有学过经济学。怎么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刻苦、认真、专心致志，或者说用保尔的精神拼命去学。时间紧迫，我夜以继日，通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俄版《政治经济学》教程16个分册等专著，仅读书笔记就写了厚厚几十本。50年代，用电是非常紧张的。晚上10点，除了路灯其他灯全部断电了，炎炎夏日我经常在办公楼一楼走廊微弱的路灯下看书。一边读书、一边擦汗，直到深夜。就这样，我系统地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理论。1954年秋，我登上了全省理论教员培训班的讲台，成为了教员们的教员，由此开始了60余年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科研生涯。
徐：早在1982年12月，在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您即以提案形式提出，要建立长株潭经济区和将长株潭建设成湖南综合经济中心，打破行政壁垒，将长株潭作为城市经济综合体打造，并在1984年提出《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可以说，“长株潭经济区”构想的提出，比开发上海浦东的提议要早8年。请问您是基于什么样的研究在当时提出“长株潭经济区”战略？
张：1982年，中央提出在深圳、珠海等沿海四个城市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第一个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从南海滚滚而来。那么，湖南要如何应对、利用机遇加快发展？要知道，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以城市为中心，以交通要道为依托，由点到线及面，形成网络。湖南虽然没有特大型的经济中心城市，但却有长株潭这个城市群。长沙、株洲、湘潭等三市沿湘江中下游自然形成的一个“品”字形，各相距30-50公里，从历史和现实看，都有着不可分割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综合体。如果三市实现联合，实行一体化发展，就可以形成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综合经济中心和增长极。基于此，我初步定下了长株潭区域经济的研究方向。1982年9月初，我接到国家体改委理论司的电话。他们提出要把长株潭区域经济的研究列入国家体改委承担的“六五”国家重点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分课题。同时，省科委也同意把该课题列为湖南软科学的重点课题。当年12月，在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我即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长沙、株洲、湘潭在经济上联结起来，即经济一体化，逐步形成湖南综合经济中心。12月28日，我在政协大会发言。当天晚上，许多代表就给我打电话表示热烈赞同和支持。30日，《湖南日报》刊登《建议》要点，许多媒体转载报道，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83年11月到1984年的3月，我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我同课题组的10多位同志在长沙做了20余天调查之后，每人带着小提桶，乘长途公交车，分别到株洲、湘潭进行调查。我们住进小招待所里，乘公交车，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整体与基层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多层次、多领域、多行业、多企业的深入调查研究。召开大小座谈会50余次，收集了三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大量数据，另有200多篇文字材料、400多个企业卡片，并据此编辑了《长株潭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84年的4月至7月，拟定《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我执笔撰写了《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长株潭经济区发展战略的总体构想》，其他课题组成员分工写出6个专项《建议方案》。1984年10月，在枫林宾馆由省委领导主持召开的会议上，时任省委书记毛致用对我说：“省委准备召开专题会议，听取你的《方案》汇报。”11月10日，在省委常委会上，省委、省政府和主要职能部门及三市的主要领导，听取了我的《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方案》汇报。大家一致认为“这项建议是可行的”，“具有长远意义”，决定把建立和搞好长株潭经济区、营造湖南多功能的综合经济中心作为振兴湖南的战略重点，为此建立相关制度，成立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并就《关于建立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经济区的问题》，下发《中共湖南省委会议纪要》（第十六次）。会议最后决定由我主持规划办的日常工作，省计委协作处和三市计委、课题组各抽调2人参加办公室的具体工作。无地办公，就由省政府和三市财政各出三万元，在长沙市的一个新住宅区买了四套两室一厅的住房，作为办公和株洲、湘潭参加办公室工作的同志居住用房。1984年12月，“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牌子正式挂出，中国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综合改革试验启航了。
刘：从1984年您提出《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并成为湖南省的重大战略部署算起，到2022年《长株潭都市圈发展规划》的出台，长株潭一体化发展之路已经走过38年，这期间您探索出了哪些机制、取得了哪些成果？大家都称您为“长株潭一体化”倡导第一人，您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事吗？
张：我对长株潭一体化的探索和思考从1982年就开始了，1982年12月湖南省政协四届六次会议上，我就以提案的形式提出把长株潭三市在经济上联结，形成湖南综合经济中心的建议。虽然当时没有形成具体的方案，但基本的观点和框架构想即使是从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1983年至1984年，我和院里10多位同事组成了“城市及经济区——长株潭区域经济研究”课题组，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深入长株潭三市主要部门和基层单位调研，积累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建立长株潭经济区的方案》。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做法当时在全国范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4年5月14日《世界经济导报》同时用中英双文刊发了《内陆省第一个省内经济区——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前期工作已开展》向国内外做了报道；1984年7月15日，新华社提供给中央领导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以《经济专家张萍建议建立长株潭经济区》为题出了专期。1984年11月，我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向省委、省政府和省里主要职能部门及三市的主要领导人作了专题《方案》汇报。会议一致认为这项建议是可行的、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从1985年开始，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推行和发展进入实践探索阶段，并在一些重点领域有了突破性进展：一是金融业突破纵向的封闭的资金管理体制，初步形成横向的资金市场雏形；二是银行集体与企业集团互相促进；三是交通运输联合，打破条块分割，相向空驶问题得到解决；四是三市联合办电信，三市实现市际电话直播；五是三市联合规划城市建设，变“三足鼎立”为统筹布局。1985年1月下旬，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及《经济学周报》《中国日报》（英文版）《湖南日报》先后作了报道或发表评论；1986年，《世界经济导报》以《长株潭经济区正在开步走》为题作了跟踪报道；日本国土研究中心干事长平田干郎、北京市10个政府部门来湘就长株潭经济区建设进行了考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主编的《经济区理论与应用》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我的研究报告《长株潭经济区发展战略总体构想》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要健全经济区领导体制，加强办事机构协作；二是要积极促进和推动经济区的横向经济联合；三是要进一步开展经济区发展战略的研究，共同制订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四是要联合制订鼓励经济区内横向经济联合的互惠办法。
刘：您首次提出长株潭“构建大都市”目标是什么时候？
张：从1984年到1996年，我经过继续探讨和思考，觉得1984年提出的思路有它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国内外日益激烈竞争的需要，应该调整思路。1996年3月，也就是我68岁的时候，我从省社科院副院长岗位离休，但这并不影响我做想做的事，更能让我专注于我想做的事。1996年11月，长株潭三市和省社科院联合召开了“长株潭经济区发展研讨会”，我向会议提交了第二个《建议方案》，在这个方案中，我第一次把“构建大都市”作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长远或终极目标提了出来。战略步骤分为3个阶段：一是用3年时间，作为经济一体化的全面启动和重点突破阶段；二是用5年时间，基本实现经济一体化；三是再用5年时间，完善经济一体化和相应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成新型大都市。
刘：您搭建了长株潭城市研究哪“三大平台”？
张：一是论坛。2001年6月，为促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我发起组建了长株潭经济研究会，并借鉴“博鳌论坛”模式创办了“长株潭经济论坛”，这是中国第一个城市群论坛。这个论坛不是光国家有关部门要求我们搞，省里更是各行业都要求我们搞，为什么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首届论坛于2001年12月召开，主题为“入世后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发展”，时任省委书记熊清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乌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锦屏、省政协副主席范多富等领导出席了会议，我作了论坛主题汇报。二是蓝皮书。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批准为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元月，我主持编撰《长株潭城市经济发展蓝皮书》就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08年到2016年出了6本，获得了政府部门和媒体的极大关注。三是网站。2008年12月，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总体方案获国务院批准。2009年3月，我就主持开通了“两型社会”建设网，为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搭建了一个广泛交流的网络信息平台。
刘：您作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的热情推动者，在诸多方面都做了努力，大概的历程如何？
张：从2005年开始，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步入一个规划实施、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新阶段。“十一五”是这个新阶段的关键时期。2006年7月，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对我呈送的《关于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基本态势与相应决策建议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不少观点和建议被采纳，2007年我编著的《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推进方式创新》一书中也收录了这个报告。2009年6月，张春贤书记又对我呈报的《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全面启动突出低碳科学跨越思考与建议的报告》，作出重要批示：“发展低碳经济是我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是实现湖南省科学跨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整合战略制高点的需要。”2017年，我主持编辑出版了《长株潭一体化三十五年文献选编》，这是我国第一部城市群历史文献，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搜集了超过1000万字的材料，实录了长株潭由一个大中城市群发展成为湖南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江中游重要的增长极和迈向中西部新的增长极跨越式发展的历程。2019年，根据新的发展形势，我提出长株潭已具备发展现代化大都市圈的条件并开展系统研究，并于2020年2月提交了《关于发展现代化长株潭大都市圈的建议报告》，同年10月，《现代化长株潭大都市圈》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是对“湖南‘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出的“大力推进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的一些探索。最后我想说，在长株潭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我们已经有30多年理论的实践及正面和反面的历史经验的积累，只要我们能够敢于和善于探索创新，敢于和善于引用新概念和进行新规范、构建新制度，相信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这是湖南数千万人民的期盼。
刘：您1986年提出“省际经济发展战略研究”、1988年提出东中西过渡带和湘南改革过渡试验区、1990年提出“加快西线开发”，这些发展战略能为湖南的发展带来怎样的机遇？当时您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发展思路？如，探索新型省际经济关系理论体系。
张：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开放的扩大，湘粤之间经济交往也迅速扩大。但是由于广东地处沿海，两个地区的市场发育程度和政策存在显著差异，给湖南带来了“南海潮”的猛烈冲击。毗邻广东的湖南怎么办？1986年5月，我在中南五省社会科学院联席会议上提出了“省际经济发展战略研究”这个协作科研项目，提出和研究这个课题，就是试图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新型省际经济关系提供科学的依据，并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省际经济关系的理论体系。1986年11月，这项研究被列为“七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刘：您怎样去寻找适应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湖南对策？
张：1987年11月，中央领导提出广东省作为全国的综合改革试验区。这对湖南震动很大，当时很多同志向省里提出：湖南怎么办？当时遇到的阻力是“怕”，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对湖南只有害没有利。在这种情况下，省长熊清泉同志找到我，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带一个小分队到广东考察，任务是三句话：广东全面综合改革试验怎么搞？对湖南会带来什么影响？湖南应该怎么办？1988年1月底，我们到广东实地调研，用了将近两个礼拜时间形成了调研报告——《关于广东作为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考察与对策思考》，提了5条建议，其中有一条就是“建立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即以衡阳市为中心包括衡阳、郴州、零陵地区在内的湘南地区作为过渡性综合改革试验区，并对如何进行过渡性试验区改革提出了对策建议。为什么要创办改革开放试验区？主要是针对广东全面改革开放对湖南的有利和不利影响，通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达到发展经济、搞活经济的目的；通过过渡区试验地带充分地利用广东全面改革开放试验对湖南带来的有利因素；对来自广东的不利因素，也通过这一地带化不利为有利，把不利冲击缩小到最低限度；通过搞活湘南，发展湘南来推动湖南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当时创办过渡试验区的初衷和目的。5月11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了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后来，我们又认为过渡试验区不应该只是湘南，应该是毗邻沿海的整个过渡地带，在过渡地带进行过渡试验，是属于梯度推进的过程，就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论改革目标的分区到位与过渡区改革》。该项研究成果不仅产生了较大的社会经济效果，在改革理论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还被编成简报送到了李鹏总理那里，送到了当时的党中央负责同志那里。2007年5月，时任省委书记张春贤和省长周强就到了湘南召开了市委书记、市长座谈会，讨论的话题就是湘南的大开放、大开发。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对此充分肯定。他在讲话中强调要按照中央决策部署发挥好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东中西过渡带”不仅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下了结论，还进入了国家的战略定位。
刘：您是如何尽全力去撮合湘粤经济关系的？
张：湖南处于内陆的前沿、沿海的后方，是一个过渡地带，而湘南又处于湖南的前沿。创办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总的来说，就是建立一个双向开放、双向衔接的过渡市场体系。为了促进湘粤经济合作关系的全面发展，1988年6月，我们提出了《建立湘粤共同市场的建议方案》，引起了两省政府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及经济理论界的重视。此后，根据情况的变化，我们于1990年10月形成了《关于推进湘粤港经济合作若干建议的报告》，将这一“建议方案”修改为“建立湘粤两省长期稳定的经济合作关系的建议”。1991年1月，两省政府领导在广州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后两省政府职能部门于7月就6个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签订了协议。
刘：您是如何去推动湖南西部和五省边境区域开发的？
张：1990年我就开始关注湘西的发展，开始思考把湘西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如何开发。主要有四个方面考虑：一是焦柳铁路贯穿西线地区，这是继京广铁路之后的又一条重要的纵向出海通道，对我省经济发展极为重要。二是西线是湖南相对贫困的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西线开发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扶贫工程。三是西线发展对开拓湖南省外市场，促进湘鄂川黔桂五省边贸大市场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湘西或西线的广大区域还没有明确的发展规划。1990年5月，我向时任省卫计委主任汪啸风提出“西线开发”，他非常赞同，便把《湖南西线开发战略与布局研究》列为湖南省重点研究项目，成立西线开发研究领导小组，汪啸风是组长，我是副组长和课题组长。1990年9月至1992年4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拟定出了开发总体战略报告和开发总体布局方案。确定了“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以东带西、以西促东，东西对流，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东西之间资源依托，优势互补，产业互促，形成纵贯湖南两条产业经济密集带”的总体思路。1993年3月，西线开发研究成果进入省委、省政府的宏观决策，并以西线研究成果为基础，制定了至2000年西线开发的总体规划。1994年4月，又制定了至2010年全省丘岗山地的开发规划。
刘：您主持了“六五”“七五”“八五”三个“五”的国家重大课题，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下这几个国家重点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向吗？这些课题取得了什么样的研究成果？
张：1983年，我主持的《城市及经济区——长株潭区域经济研究》被列为国家“六五”重点课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的专项研究课题，及省软科学的重点课题，主要是提出把长沙、株洲、湘潭从经济上连接起来建立湖南综合经济中心及经济区的建议。1984年，我提出的建立长株潭经济区方案，被中共湖南省委和省政府采纳。1985至1987年，我主持长株潭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工作，进行了中国第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综合改革试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7年12月，长株潭经济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被批准为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1986年，我主持的《省际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研究》，列入了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重点研究课题，主要研究的是“湘粤经济关系”。1988年1月，我提出了建立湘南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建议，经湖南省政府采纳报国务院批准付诸实施。1990年10月，我又提出建立湘粤长期稳定经济合作关系的建议，1991年被两省政府采纳和实施；1992年，结合湖南西线开发，我主持的《湘鄂川黔桂五省边境区域开发》被列为国家社科规划“八五”重点课题，主要是为了形成“放开南北两口，拓宽三条通道，建设五区一廊，加快西线开发”这一振兴湖南经济的总体战略，提供了思路。我主持并完成《湖南西线开发战略与布局研究》，被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采纳。长株潭是跨越三个行政市进行协调发展，湘粤关系是跨过两个省进行协调发展，湘鄂川黔桂省际区域开发跨越了五个省进行协调发展。围绕这些课题，我编著了《经济区理论与应用》《城市经济区学》《省际经济关系发展战略研究》《湘粤经济关系研究》《湖南西线开发战略与布局研究》等专著。
刘：有人说，改革开放的20多年是我国经济学研究最繁荣的20多年，经济学家们立足实际、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破了许多禁锢我们的思维的传统理论和观点，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取得了革命性的大发展。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研究的创新者，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等方面开展过哪些研究？另外，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逐渐明确时，您仍要坚持不懈地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特点、规律性和发展阶段进行研究呢？
张：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探讨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市场经济属性的学者不在少数，我的观点主要是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做了梳理和区分，并据此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模式需要再认识或再定位。1984年12月，在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了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如何理解“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学术界分成了两派：主流派坚持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计划经济，少数派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落脚点是商品经济，我属于少数派。针对这一学术分歧，1987年11月在广东召开的全国市场经济讨论会上，我就发表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市场经济”的观点，作为观点的提出这可能是全国的首次。1988年5月，在衡阳市召开经济研讨会上，我写了一篇题为《论改革目标的分区到位与过渡区的改革》的文章，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体制，或国家宏观调节下的市场经济，并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相结合，被资本主义利用和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结合，被社会主义利用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篇文章发表在1988年第9期《经济研究》上，我认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质上也可以说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利用市场调节和经济运行的市场化，而在于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不同，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国家宏观计划为指导和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我是在最权威报纸上发表相关文章的三个人之一，另外两个，一个是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王珏，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敬琏。1989年8月，我提出宏观经济分层调控理论及职权划分的建议，1991年8月，提出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结合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及建立新体制框架是最重要的基础条件等观点。先后在《经济研究》1989年第8期，1990年第2期、第8期和1991年第8期发表《宏观经济的分层调控与区域市场》《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调节的结合与完善宏观调控机制》《计划与市场结合形式的合理组合》《论实现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基础和途径》等论文。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就要使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特殊性达到内在结合与统一，从而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活力结合起来，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1994年初，我发表了《我国改革发展的阶段性与20世纪90年代改革的主要任务》，对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特点、规律性和发展阶段在全国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做出了理论概括和剖析。
刘：我知道您曾在年轻时从教期间用“保尔精神”拼命地、系统地学习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并由此开始了60多年的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科研生涯，甚至在离休后依然坚持在科研创新一线，仍然为湖南经济的发展殚精竭虑。是什么支撑着您数十年如一日，退而不休地坚持科研？你去年还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简编》，能给我们介绍下这本书的编撰过程吗？此外，作为老前辈，您能给我们社科院（中心）的青年科研人员一些赠言寄语吗？
张：我没有其他的个人追求，对国家、社会、人民有所贡献就是支持我在这条道路上走了60多年的“魂”——人生价值观。20世纪50年代初，因为讲课的需要，我经常读一些革命小说，如《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这些小说中，对我感受最深、影响我一生的书，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有一段深刻概括他的革命精神和钢铁誓言的独白，深刻地感染了我，“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活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这段话我记了一辈子。当然，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和保尔的那个时代是大不相同了，我更没办法和保尔的那种献身精神相比。但我经常想，如果我在临死的时候，也能够给自己作一个这样的结论：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就了无遗憾、心满意足了。1996年3月，也就是我68岁的时候，我从省社科院副院长岗位离休，我想：在经济理论教研的岗位上，日夜攻读、刻苦钻研、深入调查、艰苦思考近50年，经历了两种不同经济体制的建立、形成和更替的历程，积累了理论、制度和改革实践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于社会来说也应算是一种“财富”。离休了，是离开了职位，但科研这个岗位可不能离啊！我决心以“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沿着已经走过的路走下去，为民族振兴、祖国富强“添砖加瓦”，以度余生。另外，需要说一说的是，有一句名言：一个成功的男士背后往往有一个女士的支持。对此我有深刻的体会，我与妻子于彦俊相濡以沫近70年，她一直全力支持我的无假日坐班工作。为了保障我集中精力工作，不要我管家里的任何事务，她都揽起来，就是在重大节日也不例外，毫无怨言。她使我享受到人生最好的照顾，体会到什么是家庭幸福，没有妻子的这种支持，很难有我事业上的成功。
2021年，为了追根溯源，看究竟有哪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在当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收集整理资料，编了这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简编》。我还准备干下去，还能干更好！说不定能创吉尼斯纪录呢。已经进入21世纪了，我们生存的这个新世纪是世界从旧经济到新经济大转型的世纪，知识更新的周期越来越短，时代的车轮在飞速前进，谁要是不能坚持终身学习，谁就将被时代的洪流淘汰，这算是对年轻人告诫的一句忠言吧！
刘：您在学术方面取得如此高的成就，我们觉得这与您治学的方法和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严谨踏实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态度是您学术成就的根基所在。您对于做学问有着很深的理解和感悟，您的治学方法带有很强的启发性。对于如何读书和做学问，您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和看法吗？
张：一是不虚度年华、不浪费光阴。1951年10月，我从湖南革命大学青年团学校团委会宣传委员兼校俱乐部主任到学校第三部（财经部）任学习辅导员，开始向教学生涯转变。转到理论战线以后，我就把研究理论作为了一生的追求，并付诸行动。那么，我要怎样去落实不虚度年华的目标呢？要怎样才能落实到我的事业中呢？这就要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说，我要在这个战线上有所作为。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有所作为呢？马克思在《资本论》1870年法文版“序言”中有一段话：“在科学上没有平坦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的山路不断攀登，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段话我记了50多年。二是用保尔的精神拼命去学。在华北大学，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近代史，可是没有学过经济学，在任部学习辅导员期间，也只结合工作学习了一点经济理论。怎么办？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刻苦、认真、专心致志，或者说用保尔的精神拼命去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通读和精读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将俄文译成中文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6个分册，以及一些古典经济学著作，如《经济学说史》与《中外经济史》。读书笔记写了厚厚十几本。当时，由于用电困难，晚上10点就把除路灯外的灯全关掉了。炎炎夏日的夜晚，学校的同事们三三两两在门外坪里和草地上，有的聊天，有的拉胡琴……我仍在办公楼一楼走廊微弱的路灯下，聚精会神地读书，一边读一边用手帕擦拭额头上流下的汗珠，一直到深夜。就这样，我终于系统地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三是孜孜不倦、如饥似渴地学习。从1953年我任教开始，除了“文化大革命”前中期几年之外，只要在长沙，我几乎没有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工作忙时，就是中华民族最大节日，春节大年初一、中秋节八月十五，我也是在办公室工作中度过的。离开长沙外出也都带些学习资料，利用空隙学习。60多年来，我孜孜不倦地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充实和更新自己的知识，革新自己的观念，不断地超越自我。我总是感到时间不足、知识不足、学习不足。我越感到时间不足，就越一门心思地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一直到现在我对知识的追求仍然是如饥似渴。每当拿到一本新书时，我就恨不得一下把它读完。并总是感到时间特别紧迫，大脑总是处于不停地思考的状态。睡觉在想，吃饭在想，走路也在想。几十年来，每晚我都是靠吃安眠药才能睡几个小时。而一觉醒来，脑海里就有一个问题浮现：要思考。从我的经历中深切地体会到“学到老才能干到老”的真正含义。四是走“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治学道路。如果说我的治学道路有什么特点的话，概括起来就是三部曲：第一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二步，形成方案进入决策；第三步，理论升华形成体系。我提出和主持的“长株潭一体化”的研究课题，在做了理论和组织的准备工作之后，第一步，就是和课题组成员先后深入三市的主要部门和基层单位，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这个基础上，进入第二步，经过反复研讨，向省委提出总体建议性的实施方案、战略研究报告和专项实施方案，并进入决策。同时，把这些成果汇集主编出版了《经济区理论与应用》一书。但我并没有停留在这一步，而是进一步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建立城市经济区学学科的设想，并设计了它的框架，得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赞同和支持，主编出版了《城市经济区学》专著，初步形成了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结构和理论体系。我主持和完成的其他重要研究课题，也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三部曲”的路子运作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把理论与实际、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为决策服务和丰富理论结合起来。
刘陶 男，1984年出生，河北玉田人。管理学博士，现为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数字文化经济研究，主持参与国家、省级课题多项，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徐淑芳 女，1989年出生，湖南永州人。新闻传播学硕士，现为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区域经济与绿色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产业与文化传播研究，主持省级课题多项，在《经济日报》《求索》《毛泽东研究》等期刊杂志发表论文10余篇。
（来源：湖南省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