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良桂研究员小传
1952年生，汉族，湖南衡南人。1977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4年8月，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文艺理论进修班结业。曾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湖南省群众艺术馆《文艺生活》杂志编辑、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研究，在《人民日报》《求是》《文学评论》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论文两百篇。1985年、1995年作为评委，两次参加“茅盾文学奖”初选。曾获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省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成果二等奖1项。
研究真问题 批评树丰碑
学术研究是一个累积创新的过程。优秀的前辈学者积累了丰富的学识和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更深入地“挖掘”、总结、保存前辈的学术经验和更生动地呈现其治学风范，做好学术传承，根据院（中心）的安排，2月17日，我们（邓谦林、王瑞瑞）到文学研究所原所长胡良桂研究员家进行了专访。感谢向志柱研究员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艺术人生，牛刀小试
邓谦林、王瑞瑞（以下简称“问”）：您到湖南省社科院工作之前，曾在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的《文艺生活》杂志社工作，从编辑做到了编辑部主任。当时这个刊物主要刊载一些什么文章，您觉得这段编辑经历对您以后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胡良桂（以下简称“胡”）：我1977年从湖南师范学院（现在的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最初被分配到了“湘江文艺”工作，但是阴差阳错去攸县的“湖南省网岭五七干校”工作了一年。1978年11月，才转到湖南省群众艺术馆的《文艺生活》杂志社当评论栏目的编辑，后来直接做编辑部主任，直到1993年8月。《文艺生活》是一本发表戏剧、音乐、诗歌、通俗小说和文艺评论的月刊，当时以通俗文艺为主，但也雅俗共赏，邀请学术大家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我思想活跃，主张艺术争鸣，与文学研究界联系密切，曾邀请何西来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论述大众文学，也发表了未央、于沙、弘征等人的诗歌，发表了吴傲君的戏剧。因为外部有普通作者源源不断地投稿和与学术大家的约稿，加上编辑部很和谐，内部同事之间友好协作，刊物很受欢迎，发行量曾一度达86万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这让编辑部得以添置大量图书，改善办公条件。后来，《文艺生活》杂志没有更好地成长，实在有点可惜。
因为将杂志办得好，1984年2月至7月，省主管部门安排我到北京的“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学习，受到重点培养。学习的内容有《艺术概论》《马恩列毛论文艺》《中国戏剧史》《西方戏剧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美术简史》《西方美术史》等十余门课程。授课的老师都是本学科里学有专攻的学者，我收获很大，开阔了学术视野，为后来深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此期间，我撰写了一篇论述徐兴业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瓯缺》的论文《霜重色愈浓 妙笔发奇葩》，发表在《新文学论丛》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万余字的长篇学术论文，此文在学术界的反响很好，被收入到了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长篇小说研究专集》中。
关注时代，研究文坛真问题
问：您在调入省社科院文学所后，从副研究员、研究员到做文学研究所所长，在文学所工作了二十年。这是您学术研究的丰收期，您在《文学评论》《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权威报刊上发表了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您出版的学术专著《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2002年）、《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2004年），先后获得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三等奖。您能否以《求是》上发表的论文《当今文学缺了什么？》（2005年）为例，给我们讲讲论文的写作、发表经验。
胡：我的这篇文章《当今文学缺了什么？》是2005年11月1日在《求是》（2005年第21期）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我开始用的是《呼唤贴近人民群众的文艺》，后来《求是》编辑部的编辑帮我将标题改为《当今文学缺了什么？》文章在思想文化界的反响很大，我收到了很多来信。《求是》编辑部给我来信说，“总编辑于清样上题为好文章”；据说在当年的年终总结会中，对我的文章给予了高度肯定。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能写出这篇文章，是因为我长期专注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视野开阔，经验丰富，思维比较活跃。《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是我天天必看的报纸，《新闻联播》也是天天要看的，这都让我开阔了眼界和深化了对眼前形势的认知。
我意识到当时的文学创作虽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有不少作品漠视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利益，对农民和农村生活更是缺少热情、表现乏力。一些所谓的文学作品软、薄、俗、险、怪，找不到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联结点，也找不到人民群众需求的兴奋点。我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文学艺术的主人。贴近群众是新时代的呼唤，是繁荣文艺创作的必由之路。
首先，我们的作家必须认识到：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不单纯是宣泄个人情绪或获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发现和表现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真善美，做人民心声的代言人、时代前进的记录者，是当代作家义不容辞的天职。
其次，我们的作家要走出书斋，到人民群众中去，到火热的实践中去，到文学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层，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
第三，要尊重艺术规律。文学是以审美的方式来传播进步思想，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只有把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起来，只有与时代精神相合拍，与人民群众的理想追求相一致，艺术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喜爱与欢迎。
第四，要积极推动文学创新。贴近群众，繁荣创作就是一个与时俱进、锐意创新的过程。我们必须在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艺术品位等方面，体现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站在时代前沿，追踪现实生活，创新艺术形式，开辟审美境界，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群众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
正是基于对当代中国文坛的这些思考，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
此外，我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呼唤贴近群众的文学》（2004年7月20日）、《创新文学的精神空间》（2006年7月20日）等文章，也是与这个主题相关的。
问：在文学研究所，您不仅自己在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成绩，还主编了“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第一辑）”，组织省内学者撰写出版了四部评传，并获得了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部丛书的缘起和编撰过程。
胡：编撰“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这是我为当代湖南作家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大事。丛书2003年开始筹备，2008年年底完成，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们开始计划写十位作家的评传，计划报到省委宣传部，批了六位，并给予经费支持。上级要求我们对传主的选择，不看年龄、不看资历、不看职位，只看文学成就和贡献。由于有关原因，最后出版的只有彭燕郊、谭谈、孙健忠、残雪四人的评传。彭燕郊是“七月派”著名诗人和中国当代重要诗人；谭谈的创作在全国获得过重大奖项，是“美在朴素”的坚定践行者；孙健忠的创作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是“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残雪是我国“新实验”文学的执着探索者，以其对人性揭示的深度而具有国际影响。
这套丛书的影响很大。对于加强湖南本土作家作品的研究，繁荣湖南文学创作，促进“文学湘军”的发展以及当代湖湘文化的学术积累均有重要的意义。2009年5月，在长沙，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文艺出版社共同召开了丛书出版座谈会，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路建平出席并作重要讲话，《文艺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对此进行了报道。与会专家、领导对它的评价很好，认为它学术价值高，时任省作协主席的唐浩明说，“一次推出四位作家的评传，这是湖南文坛史无前例的事情，是社会对他们数十年来文学生涯的回报与肯定，为世人认识湖湘文坛凿开一扇窗口。”
与“茅奖”一起成长
问：我们知道您1985年、1995年先后两次作为评委，参与了“茅盾文学奖”的评审工作。“茅盾文学奖”是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能否为我们“揭秘”一下评奖过程，并谈谈它对您学术研究的影响。
胡：我参加的是“茅盾文学奖”的初评工作。1985年评的是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在这年的3月至4月份，评选时间一个多月，地点在北京西山国务院招待所。所有评委分成若干个组，每组五六人，每人要读30部从全国送来参评的长篇小说，每人从中选出5部小说。然后，大家一起读选出来的所有小说（即每人选出来的5部作品），读四五轮，投三次票，最后选出入围的10部小说。所以，在此过程中，优秀的长篇小说基本上大家都能读得到。在那儿的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好，大家白天各自读小说，晚饭后，大都会约情趣相投的一起散步，海阔天空地聊天，各种思维碰撞，交换阅读的感受和对作品的见解，这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时，对长篇小说有深入研究并出版了相关的优秀研究专著或发表了有影响的学术论文的学者，才可能被邀请去当评委；而长篇小说则必须要有论述它的论文发表，才具备参评的资格。我1984年发表的关于《金瓯缺》的论文让我成了评委，也恰好让这部小说在1985年得以参评“茅奖”。可惜此作当年没有获奖，在第三届“茅奖”评选中才获得了荣誉奖。这个经历开阔了我的视野，为我的文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便利，让我对长篇小说的形式、结构等艺术特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坛有了更深入的了解。1995年我又参加了第四届“茅奖”的初评工作。相较于十年前的1985年，这个时候我对长篇小说的认知水平提高了一个档次，对全国当代长篇小说基本上很熟悉了。在交流中，大家对我都很尊重、友好。
我认为，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具有较强的公信力、经典性、权威性。评委应该在评奖过程中有一种国家至上、民族使命的意识，评奖不仅要对评奖本身负责，还要对国家文学形象尊严负责，才能真正评出一个历史时段国家文学的最高水准，即使宁缺毋滥，也要维护尊严。
在2011年、2013年，我还两次受邀参加了江苏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的评选工作。施耐庵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的范围是评选年度内发表、出版的汉语长篇叙事文学作品，也主要就是长篇小说。所以，我对当代全国的长篇小说创作状况非常熟悉，在区域对比中也让我意识到湖南的长篇小说创作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了这个基础，我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对中外的长篇小说进行了比较研究。
问：您很重视文学与哲学关系的研究，您认为文学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哲学渗入文学有什么利和弊，文学创作者要怎么做才可以做到让自己的作品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会有概念化或理论先行的毛病呢？
胡：文学与哲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因为它们都探讨了人类生活和存在的基本问题。文学可以通过具体的情节、形象和语言来表现人类的存在状态，而哲学则通过抽象的概念、逻辑和分析来思考这些问题。当哲学渗入文学时，作品可以在深度上加入对人类存在意义的探索，同时也能增加作品的智力价值，引起读者的思考。我把哲学渗入文学的状态称之为文学与哲学的“联姻”。“联姻”意味着人类对哲学发展及现存哲学观的清醒认识，意味着对人类自身命运及人与世界本质关系的思考不再停留于感性、直观的现象上，不再像传统方法那样去规定对象物。正像桑原武夫对二十世纪的哲学所做的分析一样：“今天的哲学，呈现出一方面为了维持其逻辑的分析这一传统的方法，弃置对存在与善的整体问题的探求而转向逻辑实证主义；另一方面又为穷于应付各种现实问题、放弃逻辑的方法而转向文学化的存在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深刻分裂。哲学在其终极之处是不能作逻辑性解释的，如从‘学问’之中脱颖而出，则不得不自然而然地同文学尤其是小说相结缘。” 这或者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借助文学来达到哲学理解的途径，不仅是文学的要求，同时也是哲学的要求。因此，现代人类世界更加客观地注意到了生存的社会所存在的危机，哲学才真正用来思考人类的命运及社会的现状与未来，这种意义恰好吻合了文学的目的。文学与哲学“联姻”正是为了吻合这一目的性，那种或称之为“具象的抽象”，或称之为“形象哲学”，才是一种迥异于摈弃具象的单纯抽象，它是艺术的抽象，而非抽象艺术。形象成为哲学的载体，使哲学获得一种感性的观照，形而上的东西获得了形而下的表现；同时，形象由于渗透了哲学，形而下的东西又寄托着形而上的东西，因而就有了深层的涵蕴，有了更强的力度和深度。于是，文学与哲学的“联姻”，就意味着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人们对知识的追求和精神的需要已成为一种自觉。
但是，如果不当地使用哲学概念或理论，就可能导致作品过于概念化或理论先行，影响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为了做到让自己的作品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文学的艺术性，文学创作者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确保哲学内容融入情节中。哲学思想应该与情节有机结合，而不是过多地闪耀其独立性。它们应该成为支持情节并带来更深层次含义的元素。
第二，避免空洞抽象的概念。作家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过于抽象的概念，而是利用具体的语言和符号来表达哲学思想。这样可以使哲学内容更加容易被理解，并且增强作品的读者吸引力。
第三，注意文学价值。尽管哲学思想是重要的，但作品仍然需要具有文学价值。作者应该注意语言的美感和情节的张力，以及角色的人性和情感层次。
精进不休，志在千里
问：2013年您退休后，在学术研究上精进不休，笔耕不辍，在《上海文化》《求索》等期刊上发表了大量当代作家作品评论，您是怎么做到的呢？您退休后，还到省地方志工作过一段时间，写了许多人物传记，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胡：我退休时，本来不想再写论文了。但是，就在我退休后，有一个湖南作家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他找到我，想我为他的小说写一篇评论。我答应了，对他的小说我读得细，评论写得认真，这位作家看完评论后高兴得跳起来，文章发表后在学界的反响也很好。此后，便不断有小说作者来请我写其作品的评论，所以又写了很多作品评论。后来我因个人精力和一些让人不太愉快的事不再写短论，而是将精力放到研读名家长篇上，特别是那些获得过茅盾文学奖而我又未曾写过相关论文的长篇，我一部一部地细细研读，并写出长篇学术论文发表。
2015年9月，省地方志邀请我去做杂志《文献与人物》编辑部的副主任，起初我不肯去，后来经过多次邀请和多方劝说，2016年4月才去上班。一去上班，就安排我去采访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周秋光，要我写他的学术传记。采访后，整理采访内容，查阅文献资料，集中精力用了十来天时间写出来了。文章转给他本人看过后，他的回复是“写得很好”。文章在《文献与人物》刊出后，得到了好评。此后，还写了一些比较难写的人物传记。到2018年12月我离开省地方志为止，总共撰写了18篇，这些文章现已收集整理出来，约38万字，正准备出版。退休后的九年多，我已经写了三部著作，现已出版了两部，正在写第四部。
问：您长期专注长篇小说的研究，长篇小说的史诗性是您关注的一个焦点。长篇小说容量大，过去的很多长篇小说具有史诗的特性。当下社会越来越碎片化，英雄也越来越少了。您觉得当下的作家还能创作出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吗？如果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还可以追求“史诗性”，要从哪些方面去努力呢？
胡：史诗性的长篇小说主要不在于抒发创作主体的情感，不重在抒发创作主体的欢悦或忧伤、惆怅或感慨，它的笔触所及总是关注于社会的公共生活、总是联系着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创作思维的外向性、作品内容的客观性，是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基本特征。史诗性长篇小说要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为描写对象，写出本民族特有的地域景观、自然山川、风俗习惯，特别是以再现本民族所经历的与别的民族不同的历史道路，来表达对本民族独有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特殊理解。一个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有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变革途径，对史诗性长篇小说主题的民族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史诗性长篇小说既有质的规定，也有量的规定。只有把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文体特征。
史诗性长篇小说的艺术规范，首先在于它时间跨度长、空间幅度大。由于史诗性的小说一般都是民族意识的结晶，是把原本是许多不同的人创造的奇迹和功勋集中在一个或几个英雄身上，或是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表现往往是选取事件的终始、人物命运的演变、时间顺序的过程，把历史事件和人物置于一个不可逾越的时间跨度上和一个广袤的空间幅度上。按照时间发展和空间推移的方式，展示过去正在进行的时空区域里正在发展的故事。
其次，史诗性长篇小说具有多层次、多线索的主体全景式画面。最早的长篇小说是建立在单线型的线式结构之中，即以一个事件为中心，按照事件展开的自然的时空顺序来安排故事情节，亦即小说的结构线。在这种结构形式的小说中，时间总是朝着一个方向即“始”始终是向着“终”行进的；空间总有其连续性，作家就依循着时间的一维性和空间的连续性来结构小说。发展史诗性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的时代就出现了主体的庞大的复杂结构，多条线索交叉发展。体系性、系统性才是史诗结构全景性画面的特色。这种多线发展其中必有一条为主干，其余的线为副线，围绕着主线，有如青藤绕树一样。像姚雪垠的《李自成》既是主副线式的结构形式，又是主副线的关系前后发生变化的长篇小说。
最后，史诗性长篇小说多是以第三人称为主、交错运用叙述主体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法同史诗一样，历史最为悠久，使用最为广泛，尤其在我国，发展到《红楼梦》已臻完善的地步。叙述者既不与人物或读者合一，也不在作品中直接露面，作为一个隐身人，他可以自由来去，上下飞腾，从各种不定视点或远或近或正或侧地拍摄叙述对象的各种图像，使作品得到最开阔的视域和最灵活的方位。由于这种叙述方法的叙述主体不是同一个人物，视点可以根据艺术构思的需要随时转换。这种多视点的巧妙运用与人物刻画，便能使小说达到多层次、多侧面的主体效果。作家的人才素质，是史诗性长篇小说创作的关键。作家的知识结构、人生经验与艺术爱好，都决定着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民族特性和其描绘的“一个重要时代的活动全景图”。
当下的作家仍然有可能创作出具有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虽然传统式英雄越来越少，但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充满了人类的冒险、挑战和探索。史诗性小说创作，要注意以上三个方面的艺术规范。具体说来，作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提炼出宏大的时代主题。如果作者能够深入探讨这些主题并通过角色和情节来表达，就能将小说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第二，要塑造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艺术形象。史诗中的角色往往是具有强烈意志和目标的人物，典型人物的行为和选择，不仅影响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也会“带出”典型环境的特色。
第三，要细致描绘立体、复杂的社会背景。史诗不仅仅是关于人物和情节的，它也需要一个复杂而纷繁的世界。作家应该花费时间去描绘这个世界，包括地理、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以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故事的背景和情境。
第四，精心构思复杂的故事情节。史诗通常包含许多情节线索，这些情节线索需要逐步展开并最终汇聚在一起。因此，作家应该仔细计划每个情节，并确保它们在整个故事中有意义且相互关联。
第五，提高叙述技巧。语言的运用既要有时代、地域的特性，也要有人物、民族的个性。这样才能生动展现社会演进的画卷，小说才会具有史诗的品质。
为学之道要广博又专精
问：您撰写过《新湖南文学史稿》和《湖南文学史•当代卷》，对当下的湖南文学发展情况非常了解，如果现在我们要对湖南当代文学史进行再梳理，比如增添一些新论、做一下补编，您可否结合自身的撰写经验给予一些切实的建议？
胡：《新湖南文学史稿（1949-1976）》是一部湖南文学的断代史，是一部毛泽东时代的湖南文学史。1949年至1976年，“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 《史学年报》第1 卷第4期），“一直居各省之冠”（ 纽约《北美日报》，1986年7月1日《社论》）。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部独抒己见的新湖南文学史，因为这一时期湘籍作家在多个创作门类上都可谓领时代风气之先，实在大有意味，而且有待相与剖析的疑义亦复不少。
这部《新湖南文学史稿（1949-1976）》叙述新中国1949年至1976年湖南文学的发展历程，评论湖南文学的名家名作，探索湖南文学的嬗变规律，揭示湖南文学的未来走向。它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时期湖南社会经济、政治特别是文化的发展轨迹及其规律，总结和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为湖南的“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同时，对地方断代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研究也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它从文学形式、作家创作心理等角度，对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从周立波的乡土小说、杨沫的知识分子小说，到田汉的戏剧、毛泽东的旧体诗词以及周扬的批评话语，湘籍学人刘永济、程千帆、刘大杰、马积高等的国学成就——进行了细致梳理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以往被人们忽略的新湖南文学的美学风貌，呈现了被人们有意无意遗忘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湖南作家们的艺术探索。我们在看到一个与以前有很大不同的50年代至70年代地方文学世界的同时，更增加了对这一时期湖南作家与文化精神的理解。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正在成为历史的新湖南文学，如何走出以想象遮蔽历史、以观念图解历史的研究困境。
因为新湖南文学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许多史实正在澄清，许多尘埃正待落定，新湖南文学史所需要承担的，已不再仅仅是感想和即兴式的评论，它更需要冷静、切实和学理的梳理、论证，需要研究者们真正地对历史进行还原和深化，立足于历史事实和文学本身来研究分析和进行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
问：现在回顾您的学术经历，您认为哪些治学经验、人生经验是重要的，是晚学后辈应该学习借鉴的？
答：要谈学术经验，不知道说些什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很喜欢书，阅读的兴趣广泛，文、史、哲和艺术类的书，我都喜欢读。这可能与我1984年在北京的学习经历有关，在那儿学习的课程门类是很多的，培养了我广泛的爱好和兴趣，为相关研究打下了基础。我也喜欢买书，家里收藏了文学、音乐、美术、舞蹈、雕塑等学科的专著。现在我除了研究文学外，也研究其他艺术。2020年1月，我在《中国文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述绘画艺术的文章《论钟增亚中国画创作的多元探索》。这篇文章还获得了湖南省文联和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颁发的“文艺评论优秀文章”奖。这说明，我做艺术研究，写出的文章也是拿得出手的。
做研究，要有较好的理论思维能力。我文章的质量，还算可以。在我目前发表的文章中，1990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上发表的《史诗与史诗性的长篇小说》，是我在文艺理论方面写得最好的文章。它被收入到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时期小说研究资料》中。此外，还有多篇文章被收入到各种论文集中。要做真学问，写文章不应实用主义，心态要好，心要静下来，不要去钻营。希望你们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取得更多优秀的成绩。
主要论著
独著：
·《史诗艺术与建构模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
·《史诗特性与审美观照》，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胡良桂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
·《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楚文学的现代回声》，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新湖南文学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文学主流的多维空间》，人民出版社，2011
·《当代中国作家经典作品论》，人民出版社，2018
合著：
·《湖南文学史·当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主编：
·《当代湖南作家评传丛书》（共4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论文：
·《〈李自成〉的史诗艺术》，《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4
·《多重性格的深度把握——新时期长篇小说的典型观》，《理论与创作》，1993.8
·《当代都市文学的形态》，《小说评论》，1996.10
·《都市文学的现代特性》，《当代作家评论》，1998.3
·《世界文学中的20世纪意识》，《中国文学研究》，2000.10
·《走向成功的规律探寻——读〈成功者素质新探〉》，《求索》，2001.8
·《文学的人类性、世界性及其与民族性、时代性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2001.11
·《晚清政坛上的精魂——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论》，《文学评论》，2003.11
·《从传统文化看几部当代湖南长篇小说》，《中国文学研究》，2003.12
·《当今文学缺了什么？》，《求是》，2005.11
·《历史观与叙述方式的变革——20世纪中国历史小说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理想精神与和谐思维》，《文学评论》，2008.1
·《新人文精神与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走向》，《求索》，2009.6
·《社会责任·理论思维·文学使命》，《理论与创作》，2010.3
·《文学价值的时代性与永恒性》，《理论与创作》，2011.1
·《时代、人生与艺术的思辨张力——评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创作与评论》，2013.12
·《盛极而衰的人生宿命与艺术真谛——论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上海文化》，2015.4
·《莫言创作的世界性与人类性》，《求索》，2015.8
·《论钟增亚中国画创作的多元探索》，《中国文艺评论》，2020.1
邓谦林 男，文学博士，硕导，就职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研究。
王瑞瑞 女，文学博士，就职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文学研究所，主要从事西方文学理论、科幻文学研究。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