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新研究员小传
1956年出生，湖南湘潭县人。1982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年来湖南省社科院工作，在院和院属研究所两级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二级研究员。现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湖南省社会学学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优秀中青年专家。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研究。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30多项省部级课题、1项国际劳工组织课题，出版著作37部，发表论文180余篇，研究成果荣获省部级奖励20余项。
治学无涯 天道酬勤
社会学家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写道：“选择做一名学者，既是选择了职业，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在努力使治学臻于完美的历程中，治学者也塑造了自己。”方向新研究员为这段话提供了一个我们身边的鲜活例证。无论是在下放的农村，还是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无论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还是霜华满鬓的花甲之际，他始终坚持学问即人生，生命不息，求索不止。2022年10月-11月，我们数次在方向新研究员家中对其进行了采访。在洒满秋日暖阳，有着四面落地书墙的大书房里，他犹在孜孜不倦地阅读写作，精神矍铄，双眸沉淀着智慧与阅历的光芒，正是一个学者最美的模样。
刘艳文、李敏芳（以下简称“问”）：方老师您出生于长沙，7岁那年随父母下放到湘潭县农村并在那长大。这段人生经历给您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什么？对您的人生产生着怎样的影响？还有，您参加了我国高考制度恢复第一年的高考，能和我们聊聊您的高考生活吗？
方向新（以下简称"方"）：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作出大幅度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决策，父母作为湖南新华印刷一厂的职工，响应国家号召下放到湘潭县老家农村务农，我们几姊妹均随同下放。我离开长沙时，不到7岁，年龄虽小，但有印象。我真正对农村社会生活状况有较深体会，应该是高中毕业后干农活的那段岁月。农村生活给人的感受是多方面的，有快乐也有苦闷，最令我记忆深刻的一个是物质生活的艰辛，一个是精神生活的乏味。我父母因身体原因，吃不消农活，父亲还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1966年他们辗转到益阳县印刷厂当合同工。按当时生产队的规定，父母两人每天需交1.6元以换取16分的工分，因确实交不起，导致家里经济比较紧张，欠账比较多。物质生活的艰辛可以忍耐，但更让我感到苦闷的是精神生活，无书可读。中国四大著名古典小说，虽说想方设法借来都看过，但没有哪一种是同一时段看完的，也都不是同一版本，有铅印的，有石印的；有横排的，也有竖排的。好在我住的屋场过一条垅就是一所小学，那里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湖南日报》3种报纸，我经常趁干不了农活的天气跑过去看报。学校几位老师知道我的这一爱好，常常是将下架的报纸叠放得整整齐齐，等我看了之后再予以处理。当时我的志向是一定要走出农村，但一直苦于“流动”无门。
1975年初，我高中毕业。下半年恰逢部队招兵，但我的参军梦在极不情愿的状态中破碎。参军无望，当民办教师也无机会，只能靠种田谋生。
在做农活之暇，我也搞过几年的业余文艺创作，力图将其作为一条发展之路。在湘潭县文化馆主办的刊物《韶峰》上发表过一首小诗，一篇表演唱，写过诸如“风洗脸，雨梳头，风雨是我的好对手”之类的文字。县文化馆举办业余作者培训班，我参加了两次，曾被评为“湘潭县先进业余文艺作者”，列为县业余文艺作者重点培养对象。在这段时间，我因创作了一些文艺作品，引起了公社的关注，除安排我担任大队政治辅导员外，公社党委书记还点名调我去公社知青农场担任会计，参加农场管理。只是通知下达之时，我已背上行囊，踏上了赴上海读大学的行程。
1977年的高考，确实是一次改变我个人命运的极大机遇。大概在9月份，开始听到高考改革的零碎消息，10月份国家正式公布相关文件，确定12月举行正式考试。各个省、市、自治区具体时间不一，湖南省是12月17、18日，两天考四门。尽管备考时间短，参加高考的人很多，可供复习的资料寥寥无几，但我报考大学的决心很大。我备考之中的艰辛难以一一细表，但用白天夜晚连轴转就足可以形容了。至于高考过程，值得一说的是填志愿。那时候是考前填志愿，大概是在11月中旬。在地域上我的选择标准是：第一，往北不过长江；第二，争取去更大的城市。根据我的兴趣和想象，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中文专业，第三志愿是湘潭大学政治系。当时这三所大学都是全国重点大学，没有层次之分，如果第一志愿录不上，按照当时的投档方式，最好的结果便是录入非重点本科学校。幸好我的分数比较高，如愿踏入复旦大学校门。高考给我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也常常通过回忆高考来感悟人生。2017年12月17日，我曾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纪念高考40周年的微信，内容是：“高考不仅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同时也印证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紧密相连。回望高考，倍感庆幸。”《潇湘晨报》的老总看到我的这番感慨后，专门安排了记者来采访我。记者多次要我回忆高考时天气如何，我的印象是既无冰雪也无风雨。或许人的记忆难免受“过滤”因素的影响，但我坚持认为：那年的冬季是“暖冬”！最后，记者以《那年高考在冬季》为题，报道了我所讲述的高考经历。
总之，在农村生活学习的这段岁月，我见识了很多东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农村生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农民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有着比较深刻的体会，更为重要的是，我由此也凝炼出来了一种难以忘却的农村情怀。我主持并完成的3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是带“农”字头的，应该是这种情怀的必然产物。
问：湖南是最早开展小城镇调查的省份之一，您作为中坚力量，参加了调研的全过程，并发表了影响甚大的研究成果，能否请您介绍这一情况？
方：确实，湖南是较早开展小城镇调查的省份，属全国的第二家，第一家是江苏省，由鼎鼎大名的费孝通先生挂帅。1984年初，湖南省建委拨经费1万元，委托我院对湖南小城镇展开调研。当时院里由分管副院长张萍主抓此事，并根据当时长株潭区域研究刚刚展开的需求，决定小城镇调研在长株潭区域内展开，课题组须同时完成长株潭城镇体系规划布局的研究任务。课题组在经济所、社会学所抽调人员组成，由经济所老梁（梁远辉）担任组长。老梁在参加完长沙、株洲两市的调查后即被调往中南民族学院（现中南民族大学），院里再指定我担任课题组长，负责完成对湘潭市的扫尾调查以及主持完成研究报告的撰写与编审。当时这个课题做得挺细致，课题光是调研就长达三个月。课题组走遍了长沙、株洲、湘潭三市范围内所有建制镇和规模稍大的集镇，对株洲市131个集镇进行了基本状况调查，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望城县是调研的第一站。我们在望城住了半个月，调研了靖港、铜官、乔口、坪塘等小镇，收集了相关城镇历年的统计数据。通过调研，我们深感小城镇确实是个“大问题”，但这个“大”，既指其地位重要，也指其发展难度较大。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从规划布局、体制改革、农民进镇、经济发展等角度对小城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所撰写的9篇研究报告汇编为《湖南小城镇研究文集——长株潭区域专集》内部印发，得到省建委的好评。
在小城镇调研任务完成后，应《求索》之邀，我撰写了《小城镇发展中的农村人口转化》一文。此文花了我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得相当辛苦，可以说是苦思的结果。在此文中，我首次在国内提出了两个观点：一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存在初次转化和高层转移两个大的阶段；二是小城镇从与农村联系紧密的程度上说，有高、低层次之分。我主张，与农村人口流动需求相适应，小城镇的发展应该是有先有后、有主有从。在时间上，应率先规划建设好集镇；在力量上，则是重点建设和发展高层次小城镇。这篇文章刊出后，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光明日报》《人口研究》作观点摘登，美国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杂志全文译载，并于1992年被评为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问：您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研究中“均衡发展论”流派的代表，曾提出城市化总体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城镇体系的观点，在学界反响甚大。请您谈谈这一与当时主流学术观点有别的观点是怎样提出来的？
方：我在城市化道路研究中持“均衡发展论”或曰“城市体系网络论”的观点，与我的研究进路关系颇大。我在完成湖南小城镇课题研究任务时，同时还推出了《长株潭区域城镇体系和规划布局研究》，无意中也就形成“跳出小城镇看小城镇”的研究视角，从城镇发展整体格局来思考小城镇的发展。在湖南小城镇课题结束后，我从三个方面拓展了研究视野：一是分层级对城镇发展格局展开研究，包括省域城镇体系、集镇群体结构、中等城市发展等；二是对城市群、城市经济区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参加了《城市经济区学》等著作的撰写；三是参加了多项区域规划研制项目，指导或执笔完成常德地区、湖南省西线地区（枝柳铁路湖南段）、湖南省第二条经济走廊（沪昆铁路湖南段）的城镇体系规划布局研究。在这些不同区域，中心城市的建构各不相同，这种城镇格局的形成，对我的认知产生较大的影响。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我撰写了《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抉择与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一文。我提出，城镇体系是城镇发展的高级地域组合形式，不同的国家虽然有不同的城市化道路，但一个总的目标是要体现在建立和完善城镇体系上，过分侧重大城市、中等城市抑或小城镇的发展都是片面的。在我国，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必须采取区域城市化的方针，实施“中度、择优、重质”的发展对策。我的这篇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中国社会学年鉴》等书将我的观点作为“均衡发展论”的主要代表予以推介。
问：在我国非常强调城乡一体发展或融合发展，您的研究也是既有城镇问题研究，也有农村发展研究，其中《农村变迁论》应该是您农村研究的代表作，请您谈谈这本书的特色。
方：《农村变迁论》于199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两次，确实是我对农村作整体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在此之前，除小城镇研究外，我对农村问题还做过一些调研，发表过一些有特色的成果，值得一提的有两项：其一，湖南农村青年生育意愿与婚姻家庭调查。调查于1983年进行，在全省分山区、丘陵区、湖区、郊区择点，共调查400个青年及家庭。调查由我个人策划，独立完成，调查样本不多，但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对郊区调查，因长沙市郊区计生委不支持，只好改在株洲市郊区进行；对山区调查，因交通不便，100份问卷花了我整整一个星期。在成果发表上，也多少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状况，其中关于生育意愿的调查报告投往《人口研究》后，很快收到了编辑部的采用通知，但等了几个月之后，却收到了退稿费。而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试论农村家庭结构的发展趋势》一文刊出后，《文汇报》《中国社会学年鉴》等纷纷摘登观点。其二，桃源县同仁村调查。1990年，我因抽调参加湖南省委农村社教工作队，在同仁村工作一年。在此期间，我采取入户访问、参与观察、问卷调查、收集资料等方式，对该村婚姻家庭、养老方式、生育状况问题展开了相当细致的调查。一个330户、1100人的村庄，我问卷调查了220人；收集了1982年、1990年两个年度的人口普查到户资料，在当时没有复印机的条件下，我坚持将分户到人的基本信息一个一个地抄录下来，然后在下村时，再一一进行比对。由于调查用功甚深，尽管我只调查一个村庄，但收获颇丰，共发表5篇文章，其中在《社会学研究》上刊发了《农村家庭结构变动趋向的社区分析》，在《中国人口科学》上刊发了《农村养老方式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上述2个调查所触及的虽然只是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但对于我深入认识和了解农村，广泛地接触农民，其影响是长久的，也是我后来的调研很难复制的。
《农村变迁论》这本书属于典型的命题作文，这是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文选德主编的《走向21世纪论丛》中的一本，整套丛书共有21本书，包括《初级阶段论》《实事求是论》《改革开放论》等在内。《农村变迁论》的主、副标题均为编委会拟定。我本来申报的是《社会心理论》，但编委会在讨论时认为，《社会心理论》申报的设计都不错，但《农村变迁论》申报的设计都不理想，考虑到我在农村问题方面有所研究，于是确定我改为承担《农村变迁论》的撰写。从书稿副标题可以看出，这本书的目光不是投向农村从古到今的变迁历程，而主要集中在当代，因此在文本处理时，我用第一章展现了农村变迁的历史轨迹，在后面8章，从农业经营制度、乡镇企业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组织变迁、阶层分化、文化传承、生活方式以及演变趋向等不同层面来进行论述。全书注重用综合的、系统的观点来探讨农村变迁问题，既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又把农村放到整个社会的大系统中予以考虑。在专家审稿环节，《农村变迁论》得到了著名社会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等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农村变迁论》出版后，与其他20本书一起，获得了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图书一等奖、湖南省首届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优秀成果一等奖。
问：在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发展进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农民工，您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沉浸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您是通过怎样的逻辑进路来深化农民工问题研究，使之日久常新？再有，国内学界已有人提出农民工即将终结，对此您有何见解？
方：确实如此，从我2002年第一个有关农民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开始，到2022年第三个有关农民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出版为止，我研究农民工问题历经20余年，期间虽然也从事过其他方面的研究，但这一主线始终未予改变。选择农民工问题作为我学术生涯“高光”岁月的主攻方向，是我研究小城镇以来研究轨迹的必然延伸，由此也形成了我以城乡社会发展为学科重心，以“城市化、农民工、新农村”为核心域的研究格局。而3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依次展开，可以显现出我对农民工问题认知的逐步深化。
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村城镇化推进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2002年立项，2005年结项，2011年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题著作。该项目表面上看不是探讨农民工问题的，实则它研究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农民工是进镇还是进城？要害是理性选择的存在及其合理引导。要吸引农民进入小城镇，首当其冲的是解决农民基本生存和发展问题。无疑，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较好的生活环境，才是合理引导农民工就近流向小城镇的不二法则。
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2006年立项，2013年结题，2019年7月以《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为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项目在申报指南中是带※号的，当时明确规定不准更改题目，以至于当年立项时，有4个一模一样的项目。我所采取的是一种整体性视角，即以农民工市民化的角色转换为中心，考察其与市民、城市社会的互动关系，从关系结构、社会结构、文化心理、制度安排等一一展开研究，并揭示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结构性差异和时空性差异。我提出了一些有建树的鲜明观点，如：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进入”不可分割；农民工融入城市，重要的是达到一种“和而不同”“异质共生”的状态，等等。
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身份秩序视阈中农民工的尊严诉求与社会政策建构研究”，2014年立项，2020年结项，2022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农民工尊严感与社会政策建构——基于身份秩序视角》为题出版。我主持这一项目的研究主旨是：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不仅要求其逐步实现社会身份的转变、与城市市民的和谐共生，更为关键的是获得公民权，通向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活。该项目的主要建树是：在理论层面上，深入剖析了尊严保障与身份正义、权利平等、社会公正以及社会政策构建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应用层面上，特别强调要通过社会政策的构建来重组农民工的身份资源。
我关于农民工问题的3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研究视角上发生了由“流动人口”视角向“移民”视角的转变，关注重点也由偏重于经济生活（特别是就业）向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多重领域转变。正是这种转变，才会使我不断深化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从中努力拓展研究空间。当然，对农民工的研究，确实有一个随农民工群体终结而终结的问题，但是否马上发生还需探讨。我认为，农民工群体的终结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交叉的系统工程，绝非短时间就能完成，需要具备多种条件。概言之，农民工的诞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而农民工的终结则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必然结果，如是以观之，农民工终结的时间节点当在2035—2050年之间。当然，农民工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处于流动与迁移之间的人口群体不复存在，这种被国际上称为“移动人口”的群体依然有研究的需要和价值。
问：您的学术生涯有一个从经济学转向社会学的过程，从您指导国家级课题设计的实践来看，您又对政治、哲学、法学一些学科比较熟悉。请您谈谈跨学科的具体情况，并就如何实现成功跨越给青年科研人员介绍一些经验。
方：所谓跨学科，实际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超越原学科界限，从事其他学科的知识创造和传播活动，即我们通常所称的“转向”；另一种是打破学科界限，从事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知识创造和传播活动。后一种情形，过去这类的学者甚多。如韦伯、阿多诺、卢卡奇、哈耶克等，都是涉猎数个学科的学者。随着学科的专业性越来越强，现在能真正同时铺开几个学科研究的学者可谓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指从事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
这两种跨学科的情形，我也都经历过，但主要是第一种，即从1983年算起，到1992年止，我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完成了从经济学向社会学的跨越。我读大学时候，所学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大三时喜欢上人口学，毕业论文即是以《简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为题，在毕业前后，还发表了《严复人口思想述评》《试论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人口观点的评价》等论文，在学科转向上有一个初步的铺垫。到社科院以后所从事的小城镇研究项目，也就成为我走向社会学研究的第一个契机。但我认为，实现学科转向，尽快展开对所需转入学科的问题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不迈出这一步，就总是进不了这一“行”。但停留在这一步，是远远不够的。属于某一学科的研究问题，其他学科也同样可以涉猎，如社会学范围内的婚姻家庭问题，经济学、法学等同样可以研究，其中的差异是学科视野。我认为，从经济学转向社会学的标志，一是要把握社会学专业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思维方式，二是要能够在社会学主体理论层面上与国内外学界对话。基于此，我就从社会学与其他学科交叉领域入手，采取步步为营、稳打稳扎、边缘突破、浸入中心的方式，特别依据自身的实际，在三个学科点上进军：其一，深入展开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在全国人口社会学研究处于刚起步的时候，我于1986年发表了《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初探》，并于1988年11月应邀参加了全国首届人口社会学讨论会。这次会议对我影响很大，极大地鼓励了我投身人口社会学的研究热情。会议之后，我相继发表了《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论人口社会问题》《人口的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探析》《宗族主义精神与人口控制》等文章，并主编出版了著作《农村生育控制的理论与实践》。其二，展开企业社会学问题研究。我联合株洲市社科联王德蓉、邓玲玲等人编撰出版了著作《企业运行的新视野——企业社会学导论》，这是国内最早出版的关于企业社会学两本书之一，其中将企业社会学定位为从整体上研究企业与外部环境、企业内部社会关系以及保持企业良性运行的学科，有新颖独特之处。其三，展开组织社会学研究。我和刘林平、万向东合撰并出版的《人性因素·生存环境——组织社会学》，也属于国内最早出版的组织社会学两本书之一。由于组织社会学涉及西方不少重要的社会学家思想，通过组织社会学研究，也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向社会学主体理论进军的步伐。
下面我再谈谈属于交叉学科性质的跨学科研究。这类研究，有时往往不是情非得已，而是势在必为。我所进行第一个比较大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就是撰写《安邦之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探索》一书。这是省委宣传部确定的1994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重点选题之一。考虑到理论创新，当时在选择作者时，省委宣传部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最好是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相近学科研究的，第二要相对年轻，据此，湖南人民出版社确定了我。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写作是颇有难度的，它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领域的选题，又带有很浓的哲学味道，对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和知识面都是一种跳跃、一种挑战。该书写作用时长达一年半，两易其稿，成书36万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该书以研究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为重点，以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基调，力图体现融理论性、学术性、实践性于一体的特点。该书出版后反响甚大，《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书评，获得了湖南省1996年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图书二等奖、湖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后，我再接再厉，又在这一领域发表了7篇论文，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由此构成了我的一个学科研究新增长点。
另一个比较大的跨学科研究的项目就是三卷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农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版），这是湖南省委确定的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重点项目之一。该书力图以史为经，以论为纬，史论结合，全方位、多侧面地系统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农民进行艰苦奋斗和辛勤探索历程的历史画卷，揭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民问题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尤其是一系列正确思想、方针、政策的形成和完善，以及在处理农民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党史类的著作，我作为主编之一，负责全书框架设计、搭建写作团队、统稿校阅以及部分稿件写作工作，也经历了一次大的挑战。史学研究讲究读史证信，即通过阅读史料和分析史料，来发现历史的真实。我在主编这本书的过程中，阅读文献数量之大难以统计。由于书中引用文献量颇大，我进行书稿第一次清样校对时就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时我是拿着清样到院图书馆以及湖南省图书馆逐一与原书刊进行核对。该书被评为湖南省2003年度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图书一等奖、湖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还有一个“副产品”：在参加评奖前的质校检验中，由于差错率为0，被湖南省出版局确定为质校检验的样板书。
总的来说，跨学科研究难以避免，但要在事前做好缜密细致的预案工作，对于转向的跨学科研究，不能太急，要一步一步地转，找有交叉的、边缘性的问题突破。当然，如果要转向，最好的方式是接受学历教育，通过读硕士、博士，在老师指导下来完成学科转向。对于交叉性质的跨学科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具备跨学科思维，不能自设门户，画地为牢。没有任何问题域只能让某一学科“光顾”。只有具备跨学科意识，才能拓展研究空间。
问：社科院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仅做理论研究，也做智库研究。您的智库研究成果《把握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湖南进入“快车道”后又好又快发展对策研究》《湖南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评估报告》等对省委省政府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能请您谈一谈当时的具体情况吗？您觉得推出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方：智库成果是应用研究，但应用研究的产出不一定是智库成果。其实，应用性研究我早就在做，但智库研究还是在我晋升为研究员时，担任院和院属科研所两级的领导职务后增多的。随着研究层次的相应提高，参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战略部署研究的机会增多，与几任省委书记都有过比较直接的对话，最令人难忘的是与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的对话。
2006年湖南正在筹备召开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会议，张春贤书记下到14个市州进行调研后，就立马召开了社科院专家座谈会。时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建国通知了5人参加，我是其中一个。只有一天的准备时间，我赶写了《把握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关系》一文作为会上汇报材料。我开首提出“在特定的时点上，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内，究竟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还是城市化引领工业化”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提出：在工业化早中期，是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则是城市化推动工业化。并相应讨论了产业集群、园区发展、县域发展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等几个问题。4月29日下午，座谈会在省委常委会会议室召开，我们与张春贤书记、蒋建国部长相对而坐，每人汇报8分钟左右，会议预期安排为一个半小时。不曾想到的是，我在会上汇报的时间用了半个来小时，不是我讲了这么长，而是张春贤书记对我讲到的一些问题非常感兴趣，多次中途插入讲话。最后，整场会议开了三个多小时。随后，省委召开了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大会，张春贤书记将我汇报的内容摘取了部分原话用到报告里面，包括产业集群、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等概念。有趣的是，新闻记者在写报道时，因不理解张春贤书记所讲的新概念，为此，还特意到社科院请专家“补课”。那是我第一次与张春贤书记直接对话。
后来，张春贤书记向省社科院下达了两个课题，其中《湖南进入“快车道”后又好又快发展对策研究》确定由我主持研究。规定要沿着“湖南发展的历史方位、湖南实现又快又好发展的构想、怎样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方向走，分三个子报告，每个报告3000字左右，以《成果要报》形式呈报。当时处于春节前后，时间紧，任务重，大家都要回家过年，困难不小。课题正式开题是腊月二十五，规定交稿是正月初八。我清楚地记得，初八一大早，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派人准时催稿，因为要得急，我在纸质稿上改一部分，课题组成员马上就在电子文档上改，改好后一份一份发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课题组成员的密切合作下，成果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张春贤书记作了200来字的批示，高度肯定这一课题“对当前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方位、走势和路径的分析有一定见地，也很有现实意义。”
我还和三位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有过对话： 2005年6月28日，我应邀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作了《和谐社会建设与湖南农村社会变迁》的专题报告，时任省委书记是杨正午。我主要是报告了两个问题：（1）农村社会变迁对湖南建设提出的新问题；（2）在推进农村社会变迁中实现和谐发展。特别提出要重视城乡协调推进农村社会变迁；在结构变迁中注重整合社会关系；注重激发社会变迁的内在活力；建立健全化解矛盾的长效机制。杨正午书记在会议小结时对我的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1年12月7日，我以民进湖南省委特聘会外专家的身份主持完成《优化我省消费环境及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对策建议》，作为民进湖南省委参政议政调研成果，向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等省“四大家”主要领导作当面汇报。周强书记在会议总结时对对策建议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对策建议是以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的文件发往有关承办单位的，省发改委、省工商局、省消费者协会在一年后或提供书面报告，或开会进行专题汇报。
2013年12月29日，我主持完成的《加快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进一步开放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又一次作为民进湖南省委参政议政调研成果，向周强书记等省“四大家”主要领导作当面汇报。这一对策研究在对湘南开放发展进行现状评价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湘南进一步开放发展，必须创新开放发展思维，升级开放发展平台，夯实开放发展基础，优化开放发展环境。周强书记在会议总结时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2015年4月10日，时任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之前，省委改革办委托我主持对《实施意见》进行全省首次第三方评估，并希望这个报告能够“创造一个可复制的具体流程和模式。”我和刘艳文接受这一任务后，迅即搜集了国家、省内以及部分兄弟省份的相关文件、数据等展开研究，并决定采取实事求是、科学准确的态度来进行评估。在评估报告中，我们在充分肯定《实施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3个值得进一步斟酌的问题，即：户口迁移政策的调整力度可适当加大；居住证持有人平等享有的权利需要进一步明确；基本公共服务政策需要进一步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还就做好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工作提出了3条建议。评估报告完成后，先送《实施意见》起草组阅读，然后，将修改后的《实施意见》连同评估报告提交会议一并审读。徐守盛书记在讲话中给予充分肯定：“我看评估材料很翔实，意见很客观，对于修改完善《实施意见》很有帮助启迪。”事后，《潇湘晨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了《首份改革事前评估报告如何出炉》的长篇报道。
就我参加智库研究的实践来看，要推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尤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第一，智库研究一定要注重创新。一份智库报告，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了无新意，既不能在应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会败坏学者自己和智库研究的名声。智库研究看似简单，实则不然，熟悉情况与潜心思考缺一不可。第二，智库研究一定要有理论思维。以理论思维为基础，智库研究才能有深度或者是高度。我认为，智库研究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实务操作有直接作用，另一个就是对领导的思维改变能产生间接作用。实际上，智库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关系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一定要结合起来。只有视野开阔，高屋建瓴，贴近现实，深入基层，对问题进行准确把握，深刻剖析，才可能写出有分量的研究报告，也才能影响决策，服务决策，推动实际问题的解决。
问：社会学所人数最少时一度只有两个人，但在您担任社会学所所长后，全所规模迅速扩大，并实现人人都有省级以上课题的格局。请您谈一谈“领军”治所的经验。方：我是2002年9月竞聘担任社会学法学研究所所长的。在此之前，担任社会学所副所长。在竞聘演说中，我提出的发展思路是：在应用研究上有新突破，在学科建设上有新进展，在研究所建设上有新思维，在队伍建设上有新举措，在开放办所上有新动作。在学科建设上，提出努力打造“两大板块、一根红线、四个学科点”的科研格局。“两大板块”：社会学、法学；“一根红线”，湖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社会学问题和法学问题；“四个学科点”：城乡社会学、社会工作与社会保障、教育与发展、应用法学。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我竞聘成功上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缺人。法学所并入社会学所后，一共才5个人，其中还包括两个资料员。在院党组的支持下，我开始在院内和院外招人，在当年年底就达到8人，随后又继续增加，最多的时候达到了13人，成为全院的大所之一。有了人以后，我又面临新的问题，就是科研人员的学科背景是五花八门，有经济学、哲学、伦理学、法学、教育学等，当时曾笑称：各种学科都有，就是没有社会学。同时，2004年在王康乐老所长正式退休以后，当时有研究员职称的就只有我一个人，还有一两个副研究员，所里的领军人才明显缺乏。根据所里的实际，我调整了学科研究格局，凝练成三句话九个字，即：城镇化、新农村、农民工。同时，我从四个方面加强了全所建设：
一是开展“月读一书”活动。从2003年开始，全所人员开展了每月读一本书的活动，由所里提供笔记本，每个人都要做笔记，每本书的笔记不少于8个版面。我列出了书目，科研人员每个月根据自己情况自选，同时所内还定期召开读书讨论会，交流读书心得体会。这个活动坚持了两年，起到的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在所内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导向。二是积极推动文章发表。当时所内科研人员普遍年轻，加之不少刊物要求交版面费，在撰写、发表文章方面均存在困难。为此，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先从发报纸文章上突破。全国有许多报纸，比如《中国社会报》《中国改革报》《中国妇女报》《农民日报》等，都有理论版，我一方面鼓励大家在全国性的报纸上投稿，另一方面请率先发表文章的同志介绍经验，这个举措很快就大见成效，特别像陆福兴，一年就在全国性报纸发表了16篇文章。
二是与《长沙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湖南警察学院）学报》合作。当时该《学报》开设有一个“当代中国农村法治扫描与研究”的栏目，他们想办成一个全国名栏，希望我们帮助组稿和撰稿。我们一方面利用自身学术资源在省内外向学者约稿，另一方面就是优先推荐所内同志撰写的符合发表要求的文章。我们在2004—2005年与该《学报》合作两年，所内人员共在该刊物发表文章近30篇。特别是2004年第5期讨论“村级党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的湖南省湘粤村模式，刊发了8篇文章，我所成员就占6篇。文章发表的大量增加，最大的效应就是整个队伍的自信心和写作力得到了提升。
三是积极组织各类课题申报。最开始的目标是盯住团中央课题，当年组织科研人员申报，便申报成功1项，虽然经费不多，但是让全所科研人员信心大增。接着又指导科研人员向省课题和国家课题进军，我除传授设计方法外，还组织多次课题集体论证会、活页审读会。就这样，全所整体科研实战能力得到提高，从2002年到2010年，全所共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课题9项，省、部级课题30项。在这些课题中，属于“城镇化、新农村、农民工”之列的有20多项。
第四，组织集体撰写著作。我担任所长期间，先后组织所内同志撰写了《湖南城镇化健康发展》《农民关注的十大问题》《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司法公正的实现》《湖南建设小康社会发展报告》等著作。通过这些书稿的写作，有力地提高了科研人员的写作能力。
经过全所的共同努力，以及当时采取那种师傅带徒弟的“传帮带”方式，全所的科研力量显著增强，从一个人员短缺、能力不强的小所，发展成为一个在省内领先、在国内有一定地位的社会学研究所。
问：您一直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阅读和学习上，即使退休后依然如此。您是如何做到始终保持对读书的热情？有没有什么可效仿的读书方法向我们传授吗？
方：读书，是我极为喜爱的一件事，不仅自己养成了爱书、看书的好习惯，而且还带动其他人一起读。我在担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期间，也是非常重视学生的阅读，推荐给学生读的第一本书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读书，一定要有目标。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不说知识渊博，也应广涉中外。现今，我们对国外的研究了解太少，在他人的肩膀上攀登不够，要想在社会学本体理论上与国外学者对话，读书很有必要。我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研究》，就深受日本学者广田康生《移民与城市》提出的“异质共生”概念的启发。我的第三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设计时也是如此，选题指南中是“农民工尊严感与社会政策构建的关系”，但多日没有找到独特的视角。有一天，突然想起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曾说过“身份秩序”，我忙找出《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一书进行翻阅，思路一下子打通，很快就将申请书写好。当年我所申报的《身份秩序视阈中农民工的尊严诉求与社会政策的构建》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是该范围选题唯一一个中标课题。
读书，也要讲究系统。对于学者来说，知识积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积累，也就难以产生联想。思维的海阔天空，必须建立在学识扎实基础上。很明显，积累不会产生于“碎片化”阅读，只会来自于系统性阅读。在工作期间，我虽然做不到非常系统地读书，但我在每做一个课题时，总要读完20-30本书。一个课题搞下来，我就能积累了不少相关领域的知识，再通过上下贯通、左右联结，就为下一个课题留下了“接口”。当然，我真正大规模系统地读书，是2011年开始的，初衷是为退休后的治学作一些知识储备。刚开始每年几十本，退休后有的年份就达到了300-400本。读书，脑勤还得手勤。做好笔记，应该是阅读的“标配”。在我的认知中，笔记是读书时的一种修行，做好笔记，是对书本知识的二次解读。资料若能被正确使用，那么它将发挥出巨大的价值。有些书，若觉得写得不够好，也可挑选出可用部分，将它作为一个靶子，细细揣摩，探寻作者写作视角，思考新的写作思路，让自己沉浸、思索，提高自身创造力。如要提高读书速度，还可采用做电子读书笔记的办法。
读书，尤应自创方法。对于如何读书，这方面的经验之谈颇多，包括处理精读与泛读、读经典与读非经典、消遣阅读与专业阅读的关系，以及各式各样的技巧，等等。这些对初读者确有益处，但对于学者来说并不尽然。读书是一种个人化很强的修行。作家毕淑敏甚至说：阅读是一种孤独，犹如“孤灯下的一盏清茶，只可独啜，倾听一个遥远的灵魂对你一个人的窃窃私语”。因此，对个人读书而言，尤应本着保持阅读兴趣、提升阅读效率、增强阅读效应来自创方法。
主要论著
独著：
《农村变迁论——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与发展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安邦之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新探索》，湖南人民出版社，1996
《户籍制度改革后农村城镇化推进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
合著：
《农民工尊严感与社会政策建构——基于身份秩序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
《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9
《人性因素·生存环境——组织社会学》，知识出版社，1990
主编：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农民》（三卷本），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中国人口安全报告：预警与风险化解》，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论文：
《农村家庭结构变动趋向的社区分析》，《社会学研究》，1992.2
《农村养老方式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1992.2
《人口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和理论体系初探》，《人口与经济》，1989.4
《小城镇发展中的农村人口转化》，《求索》，1984.5
《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抉择与城镇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人口学刊》，1989.6
《西部大开发格局中的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发展研究》,2002.2
《进镇农民：从边缘群体走向阶层化》，《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1
《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的演进及其内在逻辑》，《毛泽东研究》，2016.5
刘艳文 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李敏芳 女，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