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任琳
专家简介：任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一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遭遇战，主战场已由中华大地转移到世界各大洲的众多国家。全球战“疫”，让“全球化”“地球村”如此生动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也使人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瑰丽光芒。然而，世界并不如善良的人们所希望的那样前行。近年来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各种逆全球化思潮、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思想可谓“潜流暗涌”。那么，在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如何全面理解全球化？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湖南日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主任任琳副研究员。
1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的经贸往来、政治外交不断密切、不断加强
湖南日报：您好！新冠肺炎成为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突然让人们从一个痛苦的视角对“全球化”有了直观的感知。能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全球化的来龙去脉吗？
任琳：关于全球化的起点有很多争议。比如有一些历史学家说，全球化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理由是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开启了更多的跨境交往。虽然早期的交往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但随着各大陆之间的交往活动不断频繁，世界的确变小了。而一些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会说，驱动全球化进程的是三次工业革命，逐渐地让这个世界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我想，不管是赞成哪一种起源说，都需要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概念是什么，进而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认为，所谓的全球化，其实就是指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交通、通讯等技术进步，各种跨境交往活动愈发频繁，国家以及各种行为体彼此相互依赖，地球变得更小了、越来越像个“地球村”了的一种现象。对于什么是全球化，老百姓的感受可能很直接，很具体。比如普通家庭的跨境旅行越来越多，公司的跨境商贸活动越来越多，出国读书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可以说，全球化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各国之间、各地区之间，甚至普通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时甚至是“你中有我，难分彼此”。
所以，去描述全球化的时候，我们常常考量的是国际经贸活动的增长，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全球范围内劳动分工，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资金流、货物流，还有技术知识和人口的流动等。这些，都是全球化的具象。
2 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在全球战“疫”的当下，世界非常期待中国的声音
湖南日报：以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开端，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有20年。这20年，我国经济发展可谓突飞猛进。是否可以说，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
任琳：是的，主动参与并积极引领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中国更深更广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它的起始点就是2001年我们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这20年里，我们经历了认识经济全球化，到融入经济全球化，再到参与引领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我们引进吸纳了大量的外资；我们学习和引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深度广度的提高，我们的国力也“水涨船高”。可以说我们是全球化的获益者。而且，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从一个初学者、“跟跑者”，慢慢变成了“参与者”，在某些领域甚至成了“领跑者”“引领者”。
尤其在当下，经济全球化遇到了一定的问题。比如说某些大国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退出国际组织等全球多边治理机制的行为，不仅使全球化的进程受到了挫折，亦致使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再次加剧。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世界还是非常期待一个全球解决方案，亦希望听到中国声音和中国智慧的。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全球化？我们该如何引导全球化的前进方向？我们该如何应对全球化的问题并促进全球合作？我想，这个问题在全球战“疫”的当下，肯定更加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关注。
3 全球化是一个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的过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地位，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全球化具有工具属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湖南日报：由于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主要是由少数强国主导和推动的，因此就有不少发展中国家认为，所谓的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点产生？其现实根源和依据是什么？
任琳：您提出全球化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的陷阱这个问题，我想可能源于您看到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溢出效应。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损害，因为发达国家可能会利用“剪刀差”从国际经贸中获益，发展中国家被“薅羊毛”。
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而言，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地位，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回答“陷阱”说，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群体的不同视角来分析。
在过去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全球化对发达国家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获益是当然的。比如说剪刀差，比如说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发达国家主导了原有的多边秩序多边规则，然后利用这套多边秩序多边规则为自身服务，通过金融、债券等为自己谋利。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实力逐步增强，经济全球化慢慢的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一些负面溢出效应，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在最近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却是来自以前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更大更多的部分欧美发达国家，它们做出了一些保护主义的姿态和“逆全球化”的举动，不愿意继续承担国际责任，不愿意继续维持这个全球化的国际秩序。但是比较而言呢，实际上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当中的获益要远远大于它的受损程度。
而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获益和受损情况，不难发现，由于发达国家利用剪刀差的理论，利用他们所主导的国际规则在这个贸易、金融和债券市场获得了不对称的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实际上的受损者。正是基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当中的结果，就有人认为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陷阱。
但是，我想说的是，经济全球化是具有工具属性的，发达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都不能简单地评述全球化有益还是有害。
全球化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我们需警惕在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当中可能会受损害，可能会陷入某些陷阱，会被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认识到全球化也能带来益处，对于发展中国家也意味着一些机遇。比如说，它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来自世界市场更多资本的支持。同时，我们可以吸收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升级。
如何趋利避害、兴利除弊？这个问题值得发展中国家审慎思考。相对弱势的发展中国家必须提高自己的自主研发的能力、抵御国际竞争风险的能力、创新的能力，以及适应并且利用国际规则去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
4 防范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要厘清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制度非中性问题。“再全球化”也需引起关注
湖南日报：有人认为，少数强国追求的全球化，是一种更加不公正、不合理的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倡导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化？
任琳：这个问题，我想主要讨论的是一个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存在的制度非中性的问题。
由于一些历史性的原因，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这套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话语权地位，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劣势。因此，我们感受到了多边秩序存在一定的制度非中性现象。
所谓制度非中性，就是说这套规则、这套秩序，更多的体现和维护了部分国家的利益。对这个问题，近几年我们讨论得比较多。比如说，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做的贡献越来越多，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大量的全球公共产品。但是由于制度非中性的问题，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我们的贡献跟我们的收益是不平衡的。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也提出希望对全球多边治理机制进行改革，能够基于我们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做出的贡献，在制度设计中更多体现我们的话语，使获得利益与做出的贡献相匹配。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推动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投票份额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其实，当前除了制度非中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再全球化”问题需要引起我们关注。所谓的“再全球化”现象，指的是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群体希望重塑一套更加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全球经贸规则体系，借助“再全球化”的途径进一步强化制度非中性，进而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个，可能对我国以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利益带来潜在的挑战和压力。对此，我们要警惕这种“再全球化”企图，避免新的制度非中性现象出现。另一方面，要拿起国际规则这个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利益。此外，我们在一些新兴的领域，比如说电子商务、5G、人工智能等等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和经济行为当中，要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过程当中，避免我们未来受到非中性制度的伤害。
5 全球化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属性。“逆全球化”潜流暗涌，不能仅仅归咎于全球化本身
湖南日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看到，当前，“逆全球化”潜流暗涌，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世界格局和秩序面临严峻挑战。请问，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任琳：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有必要为全球化正名。为什么呢？因为全球化它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并没有什么好的全球化和坏的全球化。全球化本身，它只是一个对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种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一种描述，提供了一个让世界变得更小的这样一个工具载体。因此，全球化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属性。但是，在不同群体的国家、不同群体的利益集团、不同群体的组织机构之间，由于大家对全球化，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就产生了各种是是非非，进而产生了全球化是好还是坏的判断。
当前之所以出现“逆全球化”，我认为是因为有部分国家或利益相关方，认为全球化它具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有人会抱怨，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很多制造业企业外流、工人失业率上升和收入差距拉大等。于是就发生了英国脱欧的事件，以及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这种“逆全球化”的行为。但是实际上，对于全球化的这种批判并非完全客观。因为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它也带来了发展，关键是面对全球化，各国是否有充分的认识和理性地应对。
当前，各种负面效应不断发酵，导致“逆全球化”潜流暗涌，不能仅仅归咎于全球化本身，而是要思考这么几个问题：在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是否认识到经济社会改革、税收的二次分配、收入差距的宏观调控、深层次族群的矛盾的化解等问题，并具体诉诸于行动。国家内部的各类经济社会的矛盾解决了，才能抵御来自全球化的一些负面溢出效应。所以，要批评的不应是全球化本身，而应是在不同的国家也好群体也好，应对全球化所做的一系列工作没有到位。
比如说失业问题。有些发达国家仅仅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全球化。但是实际上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技术进步了劳动力需求减少了，比如效能降低导致产业转移等。从某种意义来讲，它属于一种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扩散过程中的阶段性现象。面对这些现象，应该是积极主动地应对，而不是简单的去诟病全球化。
总之，全球化具有了负面溢出效应，不仅仅是全球化这种外部原因所导致的，各国内部的经济社会矛盾亦是负面效应发酵的重要原因。
6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应对全球化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方法途径。全球治理全球合作，才是我们解决各类全球问题的有效方式和根本途径
湖南日报：不管怎么样，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滚滚向前，不可阻挡。全球化仍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解决全球化中存在各种问题的“钥匙”吗？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全球化？
任琳：其实，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我们希望全球化是个什么样子？这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答。他提出，全球化的方向，应该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动力，提供更有效的全球治理，实现更加平衡的全球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更加具有活力、更加包容和可持续。
这应该是总书记为经济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治理开出的中国药方。
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式各样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基本理念和方法途径。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能为我们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全球问题提供一种思路、方式和途径。前面我们说过，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把世界的联系变得更加的紧密。一方面，它为大家生活和交往以及开展经贸活动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当然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说传染病的跨境传播更快，像这次新冠肺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再一个是，跨境的恐怖活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问题的周期性出现。面对这种全球性问题，我们尤其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予以全球共同治理才能够解决。全球治理全球合作，才是我们解决各类全球问题的有效方式和根本途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对这些跨境的、非传统的、破坏性非常大的全球问题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这些问题的治理，也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所能及的，必须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这恰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解决全球问题的思路方式和途径。
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一个中国版本的对于什么是更好的全球化的蓝图，是中国为全球治理开出的“药方”，是中国智慧的体现。一个更好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是更加美好的全球化。实现这样的全球化，需要我们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也需要世界各国都能够认识到我们的共同利益，能够认识到我们面临的共同的挑战，进而实现互利共赢。
最后要补充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必然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但是当我们面对全球化带来各式各样的全球问题时，共同利益就远远大于了我们的冲突利益。在这种状况下，特别需要大国能够放下成见，塑造互信。同理合作，共同治理共同塑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全球化的未来。疫情当下，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受挫，人流截断、货物流不畅，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蔓延。而人流、货物流、资金流都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以往世界繁荣与发展的重要支撑。全球化将走向何方？我们只能依赖于切断全球化来拯救人类社会吗？断然不是。我们需要的是通力合作，共同应对各类全球问题，积极引导全球化进入更为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特别是更为互信、互助的轨道。
(来源：湖南日报 ，2020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