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人工智能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展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要求“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高校人才培养和知识传授模式正经历着重大变化，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
培养与数智时代相适应的高质量人才，必须夯实高校人才培养的价值根基。而开展价值观教育，提升人的判断力、选择力与行动力是重要维度。
判断力是主体在信息迷雾中对价值理性的自觉坚守与运用。人工智能可瞬间生成海量文本、数据与方案，但何为真实、何为偏见、何为有害需要人们自己去判断。当前，算法推荐加剧认知茧房，深度伪造模糊事实边界，若缺乏价值理性，人们极易沦为“高效的信息消费者”而非“负责任的思考者”。对判断力而言，科学素养赋予验证工具，逻辑思维提供推理框架，而价值观则决定“为谁而判”“为何而判”。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必须超越“知识灌输”模式，通过案例教学、伦理辩论、真实舆情分析等路径，引导学生建立批判性思维。
选择力是主体在技术无限性中对价值基准的自觉坚守。技术的无限可能性，往往掩盖人类选择的有限性与责任性。当人工智能可以代写论文、生成艺术、模拟对话，我们更需追问：什么值得做？为何而做？选择力的本质，是价值观的外化表达，它要求人们在“能做”“应做”“不可以做”之间作出清醒抉择：坚守文化传承的深度表达，而非追求流量至上的算法迎合；投身基础科研的长期坚守，而非复制技术红利的短期收益，等等。这就要求高校教育应将“科技向善”“工程伦理”“社会责任”融入专业教育，引导学生在教学中体验“选择的代价”与“选择的意义”。
行动力是主体在实践场域对价值信念的现实转化。任何高尚的价值观，若不能转化为持续的行动，终将流于空谈。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执行，却无法承担后果、无法在失败中坚持。真正的行动力，需要知行合一的执着，需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担当。对高校而言，培养学生的行动力，就要推动“思政+专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如鼓励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探索以人工智能赋能乡村振兴调研，用算法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以数字技术传播红色文化。只有在真实的社会场景中，价值观才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成为解决具体问题的指南针。
二
身处数智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高校当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多措并举将价值观培养深度融入课程体系、评价机制与育人文化，使新时代青年不仅能够熟练驾驭人工智能工具，更能以清醒的判断力、坚定的选择力和高效的行动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传承者与开拓者。
以课程优化推动价值内化。构建多层融合的课程体系，打造“通识奠基—专业融合—实践淬炼”的课程矩阵。具体而言，在通识教育层面，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系列核心课程，奠定共同的价值认知基础与伦理分析框架；在专业教育层面，突破传统学科壁垒，推动“人工智能+哲学”“数据科学+政治学”“工程伦理+社会学”等交叉课程群建设，把技术逻辑放到真实的社会情境和伦理难题里，让学生在解决专业问题时自然触及价值判断，实现“技术语言”与“价值语言”的互译与共生，实现价值反思的深度嵌入；在实践教学层面，鼓励学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在乡村振兴、社区养老、文化传承等真实社会场景中开展探索与实践，使抽象的价值理念在服务社会的行动中转化为学生的内在信念与自觉担当。
以评价改革牵引价值养成。传统以学术成绩为核心的量化评价体系，难以衡量和引导数智时代所需的判断力、选择力与行动力。面向未来，高校应创新评价机制，建立过程性与伦理性并重的发展性评价体系。一方面，构建“德智体美劳+人工智能伦理素养”的综合素质数字画像。整合学生在课堂互动、项目实践、网络行为、社会服务等多维全过程数据，动态刻画其批判性思维、价值抉择倾向及项目伦理表现的成长轨迹。另一方面，引入“伦理档案”与“表现性评价”方法。在课程设计、科研训练及毕业环节强化伦理反思，在关键节点设置跨学科“伦理答辩”，将重心从对结果的评分转向对决策过程的审视与引导，促使学生在完成复杂任务的过程中，将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化为内在的行动准则。
以育人生态保障价值传承。价值观塑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需要制度、师资、技术、文化的协同支撑。在制度层面，对校内人工智能科研项目、教学应用及数据管理建立覆盖“立项评估—过程监督—事后审计”的全流程伦理审查机制，从源头防范技术滥用风险；在师资层面，不仅要培训教师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教学创新，更要提升其在智能环境中进行价值引导、伦理思辨的能力；在技术层面，可探索利用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可信、可追溯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数据链，确保成长记录的真实性与评价过程的公正性；在文化营造层面，着力培育科技向善、负责任创新的校园文化，让负责任地使用技术、以创新造福社会的价值理念可见可感可学。
（作者：徐绍红，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宣传部部长、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