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增长与环境的关系
中国近三十多年过快的经济增长，透支了资源和环境，在追求高增长的同时没有顾及到人们的生活环境和资源状况，于是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问题和资源枯竭。因此，政府已经将增长目标降低到了中高速（6%-7%），不再继续单纯追求高增长率。另外，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即使不考虑环境等其他因素，增长率也必然会下降，这是经济学原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各国的发展经验都已经证明了的。
不过，适当的增长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我们知道，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增长，其次才是结构变化，如果没有适当快速的增长，结构变化也是滞后的。我们还知道，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于是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可以成为工业劳动力，这就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另外，适当的增长率能够带动就业，而就业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指标。特别对于缺乏社会保障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加重要，因为它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变。所以在很大意义上，经济增长率意味着结构变化，也就意味着经济发展，虽然不是全部，但是十分重要。
二、工业与服务业的关系
中国过去历来重视工业而轻视服务业。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工业基本谈不上经济发展，没有哪个发达国家不是通过工业化道路实现今天的发达和富裕的，这也是将发达国家称之为“工业国”的原因所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自然就会逐渐向服务业转变。按照GDP比例衡量，2014年中国的服务业超过工业而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这种趋势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在经济增长率下滑以及产能过剩显得十分突出的当今，这种结构变化可能会加快。那么，这种转变是不是好呢？
我们并不反对这种转变，因为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几乎没有例外。不过，同时也需要注意其中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服务业存在“成本病”，它的技术进步和效率并不如工业。一般而言，当服务业加快发展，特别是超过工业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这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很难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一味地欢呼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利用服务业的发展调整产业结构，降低产能过剩的压力，扩大就业，所以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三、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推动，这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无可争议的。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加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投资的效率开始下降，部分沿海地区已经显现出饱和的迹象。同时，由于投资过度而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于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任务逐渐转移到了消费领域，而这个领域长期没有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究其原因，那就是人们的收入十分有限，难以进行高消费。
因此，如何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就成了重中之重，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一方面，我国长期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会压低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另一方面，企业没有能够与用人方进行交涉的组织机构（工会），企业的决策权都在用工方，用工方必然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第三，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过程，还是以较为低端的行业为主导的，缺少发达的技术，产品也是低附加值的，企业必然要用压低工资来消化成本。而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在物价上涨不快的条件下，必然会增加消费。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消费会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四、国有与民营的关系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从企业层面看实际上就是针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革。集体企业已经减少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国有企业也只剩下了部分重要领域，如军工、航空、石油、通信、电力。取而代之的是大量非国有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不过，基于我国的历史和国情，国有企业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认为应该进一步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一部分行业可以让位给民营企业，另一些行业可以精简人员和机构。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套国有企业的监管和责任制度。那些民营企业能够从事，甚至擅长从事的行业应该让民营企业做，那些民营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胜任的行业需要国有企业坚守。
五、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城市和农村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城市化的问题。不过，由于历史造成的事实以及认识上的偏差，我国长期不够重视“城市化”。具体来说，只重视“工业化”而忽视“城市化”。在农村，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农业人口依然超过8亿，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还在继续增加。根据户籍制度划分，农民有土地承包权，而城市人口没有这种权利。在户籍制度不能彻底改革的条件下，一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依然保持着农民的身份和土地承包权，这必然限制了土地流转的加速。而土地不能顺利流转，农业的生产率就会受到影响，如果不能形成较大规模的经营，依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就难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农业的发展和进步取决于城市化的发展吸收了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这种吸收应是真正地使得农民成为市民，这就需要户籍制度的改革。然而，这并不容易，需要从全局考虑，包括城市是不是有那么多就业岗位。为此，笔者建议政府从两个方面加强农民向城市的转化。一个方向是，加强城市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为新加入的市民提供有保证的就业机会。另一个是，为中西部城市和中小城市提供政策倾斜，鼓励好的企业向内地投资，而不是都走出去。
六、内需与外需的关系
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外资的引进在给中国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多负面问题。例如，占领了部分国内市场，压缩了国内企业发展的空间，限制了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等。在这种局面之下，如何创造和扩大内需就成了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在中国人均收入快速增长的条件下，中国的内需却增长缓慢，除了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不快之外，也与外向型发展战略有关。在这个发展战略之下，我国相当多的较好的企业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到国外市场，而缺乏对国内需求的重视，认为国际市场“高大上”，对企业来说更有魅力。相反，限于国内民众收入和市场混乱，好的产品往往销往国外，国内市场常常成为“出口转内销”的收购站。长期下来，自己对自己缺乏自信，甚至自己骗自己。
七、实体与虚拟的关系
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生的虚拟经济的部分逐渐显露头角。主要以金融工具为主导的交易，加上互联网平台的快速发展，使这种经济成分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如果说金融行业曾经是中国经济的短板，那么现在则成为热门行业。自本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体经济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与出口相关的行业，都不免遭遇到了金融风暴的冲击。然而，中国的金融机构却基本没有受到多少影响，依然是“最赚钱的行业”，这严重背离了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问题究竟出在哪呢？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过度的“虚拟经济效应”：金融机构可以将手中的资金打包成各种形式的投资理财产品，在储户和企业之间转来转去，用某些复杂的、普通人搞不清楚的明目创造信用而从中获利。这种“金融衍生产品”很容易导致大面积的崩塌，因为这是一个一环套一环的链条，一旦中间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会造成整个链条的断裂。笔者认为，一国经济应该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相匹配才合理，如果虚拟经济没有实体经济作为保障和支撑，只是一味地通过转移现有的财富而获取报酬是危险的。
八、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政府之所以强调“供给侧改革”，主要是针对曾经受到高度重视的需求方面的政策。需求方面主要包括投资、消费、出口三个侧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与此相对应，供给方面主要是指生产领域的侧面，以生产函数为核心的投入产出结构。投入包括土地、资本设备、工人（劳动力），有时也包括原材料等，通过技术性的结合，能够将原材料变成新的产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技术和管理，即有更高水平的技术，或者更严格而有效率的管理，更合理的配置和更严密的组织结构等。要做到这些是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还没有习惯真正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很多时候还有依赖政府给予某些“关照”和投机取巧的心理，这些显然都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至于需求方面的情况，有一点值得指出，那就是我们要将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联系起来决策，不能只重视一面而忽视另一面。投资要评估效果，过去那种“粗放式发展”显然已经不适合于今天，今天的产能过剩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长期以来，我们都存在只追求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这在过去中国经济还处在低水平时可能没有凸显出来，但是今天和今后已经难以维持。
(来源:人民论坛网 2016年8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