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闭幕的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第四场专题论坛“全球可持续发展：智库的作用”吸引了众多国内智库“操盘手”到场学习。来自国内外多位重量级智库代表嘉宾出席论坛，专家发言聚焦在几个中国智库最关心的话题上，并为中国智库发展建言献策。
聚焦发展模式：不必学美国
“全球大多数的智库都在美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项目负责人詹姆斯• 麦甘认为，美国智库上非常多元化的，它们是非常积极活跃的组织，我们要进一步了解到它们的活跃之处。在整个趋势方面，在整个战略层面上，在整个构架层面上，这些智库如何是组织在一起，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战略进一步影响到政策，对政策制定产生积极影响。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环境当中得以借鉴，这是一些重要的原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会关注美国，来吸取经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智库应该照搬美国模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将这个过程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比：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是大部分保留，小部分改动，再过一段时间再小部分改动，逐渐变成大部分改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建议，我们要改善公共教育，有自己社会的自己智库，有自己的特殊习惯和国家情况。每个国家的情况都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照搬照抄，我们要鼓励不同类型的智库，互相听取不同的意见。
不能按照美国智库模式来建设中国的智库，所以我们要走中国道路，那么中国道路是什么呢？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赵可金认为，现在尽管有很多的研究机构都干关于智库名义事，但是本质上不是智库。中国需要独立智库，要想独立智库，要想能够为国家做出贡献，需要从立法,制度创新和筹款机制三个方面努力。
聚焦独立性：研究独立和资金独立
智库的独立性一直是学者和媒体讨论的焦点。这个独立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的独立性，一个是资金的独立性。
有专家认为中国很少有脱离政府的智库，所以不太具有独立性，按照垂直系统，按照上面领导的意图来做研究。所以一级一级领导的意图加到智库头上，智库越来越多的缺乏独立性。
怎么样取得研究独立性呢？黄仁伟介绍了三个情况，一个是国家或者是政府已经想到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里头带有很多的空白点，要由智库来填补；第二个独立性，就是国家政府没有想到的问题要由智库来提出；第三个就是国家政府想到而且做了的问题，智库要发现里头的问题，发现里头的错误，来纠正，提出纠错的办法。他表示，如果有这三个独立性，足可以改变目前完全按照领导意图来研究的现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强调学者的“独立心态”，他认为：中国也并不是产生不了知识，没有人可以限制你思考，没有人可以限制你到社会去做观察，知识分子这个独立心态很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提出智库“职业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大锅饭是成不了智库的，最终还要走向市场，用实践来检验你行不行，能不能独立生存，这是最高的一个标准。
如何怎样取得资金独立？黄仁伟建议，财政钱不能作为智库的主要来源，应运用社会上的资金。但是他也提出中国社会资金不能随便进，进了智库不能随便免税，所以这要有一个大的税制方面的财富分配方面的改革，就是社会资金能够合理合法进入智库。智库越来越减少对财政的依赖，这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这一条智库也做不成。
印度贾瓦哈拉尔• 尼赫鲁大学教授谢刚则提出，在资金来源方面，这并不是特别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看一下大多数的智库，大约20%的人是切实的工作，这是一个全球的常识了，不仅仅是智库，哪怕是在部委或者在很多政府部门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只有20%的人是切实工作。我们要精益，未来的智库需要更加的精益，我们要进一步减少过度的人力资源，进一步增加数据库，减少图书库等等，这是在国际方面智库的发展趋势。”他这样建议。
聚焦人才：重视跨学科专业人才
房宁表示，我们成立很多的智库，但是智库当中的研究人员是不是能够适应智库的要求，这实际上是很大的。现在需要培养一些智库学者。我们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专门化，第一步是专门化。就是前世今生、左邻右舍，从头到顶，行之上下，对这个研究问题都应该了解，这就是专门化。
前罗马俱乐部秘书长、人大重阳外籍高级研究员马丁• 李斯在讨论中说：“我们需要那些非常有资质，有水平的人才，我们要尊重特殊人才，我们也需要看到跨学科的技能，这是全球系统的挑战，我们需要有这种特殊的专长和技能。在各个领域专长人才和跨学科人才整合到一起，我们要看到各个学科之间的重要关系。”
麦甘也提倡跨学科的研究，他表示如果不开始拆掉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不管是各个学术学科还是各个其他领域学科的界限，我们就无法发展。这种学术学科的界限，让我们很难或者无法来进一步设想一个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中国银行前副行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鼓励，智库应该是只争朝夕拿出汇报，起点要高，智库和智库研究人员起码应该在一个行业或者是多个行业，在行业里面项目里面应该是世界领先级别的，或者在一个或多个国际组织里面有话语权或者有这方面经验。
聚焦国际化：中国智库建设必须与国际接轨
论坛主持人傅莹女士提出，中国的智库建设需求跟中国自身发展有直接关系，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参与介入比较多，世界上对中国期待也很高，无论从决策角度，还是从对外交往角度，都需要有更多的智库的支持，前瞻性的研究参考意见。所以，从决策角度对智库需求是上升了，跟我们国家本身的发展有关系。中国智库建设肯定要走一条中国道路，适合中国的需求，但同时也应该是开放性的，是跟国际接轨的一种智库建设。
与国际接轨是中国智库的必经过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提出中国智库的国际沟通与交流还不够，跟美国比较起来还差得很远，中国智库主要是读书和从网上查询信息，但是如果面对面地跟美国和国际专业进行沟通时候，这些机会还很少。很多人认为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很受人欢迎，如果他们写了一本书，如果没有被中国媒体出版可能影响力不会那么大。
对此，谢刚建议，中国智库应该把英语作为沟通语言，并且跟全球社区进行沟通，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发展，中国的项目也越来越多，非常必要的就是要中国和世界社会融合起来进行更多沟通。
聚焦方法论：找对办法，少走弯路
麦甘建议进一步促进智库竞争，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其他领域独立智库群体的增长。比如说在很多重要的业务领域和商业领域要发展独立智库增长，要进一步发展和促进以学校为基础的智库经济增长，也要进一步鼓励中国智库的多元化发展，这样才能满足中国智库的需求。要进一步创造一个法律、金融和一个空间，促进独立的智库群体发展，要专注法律、金融和整个治理层面，这三个是重中之重。
另外，他认为中国需要进一步提高能够获得政府数据的需求，这样才能够进一步解决数字和数据问题的高质性和可靠性。我们需要权衡这一点之后，让智库能够获得更好的，更高质的数据，政府也应该提供经费来进一步完善学者在网络上的利用能力。
欧洲改革中心外交政策中心主任伊恩·邦德分享他的智库管理时的时间管理经验：英国政策分成四个种类，而且要把政策进行一些重要性的评级。第二，紧急而重要。第三，不紧急而重要。第四，不紧急和不重要。首先要完成紧急而且重要的事，这是比较难的问题。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坎普很关注工具的使用，他表示：“我们所使用的工具非常好，作为政府必须要快速回应，必须高效运作。我们不仅仅是要从媒体角度上做非常有效和高效，我们也必须进一步深入挖掘，不仅仅是关注表面的文章。如果在整个政策方面非常缓慢，我们很难看到初见成效，我们可以为政府的疑难杂症提出建议，过去几十年来关注理事会的战略决策，做出政策，制定政策。我们现在很多重要的决策必须要发挥作用，所以智库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关注工具问题，必须是跨境的，跨学科的。”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我们需要看清中国智库发展的“势”，即中国智库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智库之间应该更多地团结与合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