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教授出席了新浪智库平台启动仪式，并作为发言嘉宾参与了“圆桌会议1：中国需要怎样的新型智库”的讨论。针对我国新型智库的建设，杨沐院长指出，智库，就是要解决问题；智库发展需要开放的环境，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在竞争中求发展。
以下是杨沐院长发言摘录：
主持人：谈谈您对于智库的理解？
杨沐：智库，就是要解决问题。要能够在把握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这是智库的作用。我在新加坡时，和新加坡的前副总理、李光耀的副手吴庆瑞交流过一个新加坡的发展重要的经验：其他国家碰到某个问题，那个国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他把这种方法学过来。我感觉这非常好，把知识变成了方法和具体的行动。现在为什么对智库的要求特别高。我感觉因为现在实际发展太快了。
以前，在新加坡的发展过程中，他可以把世界上各国的经验拿过来对照。现在发展常常是来不及的，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突发性的事情。这些突发性的事情要有预见性。要有一种新的分析方法，要沿着这些方法来进行预测，提供决策做参考，所以我感觉智库一定要有当代的、现代的概念。
主持人：您对中国智库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怎么样看待？
杨沐：我能不能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四月份从新加坡东亚所到这个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我（之前）长期在新加坡东亚所。我们这个院想走一个新方式。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是两年前成立的，是学校的二级院。
最初成立时是一个民间的企业家组织的。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做生意很成功，他想投资学校，但不想建大楼，想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院，为中国寻找一个新型政策研究的方式，学校很同意，很支持，结果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他请了新加坡的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教授当学术委员会的主席，郑教授是我们的学术领军人物。这两年实践里边，我们每个月写一篇政策报告送给中央领导人，就是郑教授组织下带着我们一批年轻的学术队伍一起做的。
我们这个院和传统的中国智库，或者是研究机构是不同的。一个是体制上的不同，我们实际上有一点类似于GDP方式，就是说国家的钱，政府的钱与民间的钱相结合。所以说我们有比较大的独立性。
第二个是我们很明确的有领军人物。郑永年教授在新加坡就做政策研究，有政策研究的基础。他的方法，就是把新加坡的政策研究方法，带到这个研究院里边，引入在我们报告中，把这个方法交给我们的年轻人。所以说经过的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在中国的北京，在广东省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我们这个方式也比较认可。我们现在研究的，定下来的方向，面还很小。第一个是中国的体制改革，第二个方向是中国的社会政策，第三个方向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关系。
我们现在带着一批刚刚毕业的硕士生十几个人，也在逐步进一些人，以后准备扩充到二十到三十个人的队伍。我们的目标，主要是给中央，高层领导提政策建议；也给广东省，广州市，深圳等地方政府提出建议。我们正在探索一条新路子。
主持人：什么样是中国智库，中国智库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接下来怎么办？
杨沐：我们长期在海外看中国，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果，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巨大的，这不能否定。这个成果的来源之一，是中国的智囊，中国的政策研究人员做的贡献。尽管你不叫他智库，或者是叫什么，他在起着这个作用。
第二点未来怎么样发展，我感觉到两条，一条是从智库自身来说我们要加强自身的建设。什么意思？我认为智库的建设，提升政策研究与学术水平是相互补充。你没有学术水平，你的政策建议没有深度，没有预见性。这是我感到必须要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是没有学术背景的，也是可以存在的。但是我说要有一些好的报告的话，一定是要有学术深度，有学术基础。
从社会来说，我认为我非常赞同刚才讲的，应该有开放性，应该有市场也好或者是开放性也好，允许各种各样的智库存在。就是说民间的智库，就是他现在不成型，不符合两办文件里边讲的八条，就是说不符合这八条的，要存在。为什么要不准他存在呢？你让他去试，他写的东西如果没有人接，就没有市场，就没有他的需求，他就存在不下去，不要用国家的钱去硬去支撑一个智库。这是我反对的。
现在发多少钱给一个智库去做，发几年，十年，看成功不成功，不成功再停掉你，我感觉这样做是很不合适的，不适合中国的传统方式，这种方式不适合，应该通过市场，通过比较。
好的智库都支持，没有能力的智库，就让他自己淘汰，不要再加框框，加限制。让大家努力提高自身，让大家去竞争，在竞争中更好的发展。
来源：新浪智库，2015年8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