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智力开发培植智库根本
众所周知，智库是智慧之库、智力之库，智库的核心与本质就是“智力”。邓小平对此有着比别人更为超前的认识，在中共党内，邓小平第一个提出和使用了“智力”的概念。他指出，“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问题是知识问题”，从经济建设讲，能源、交通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开发”。
邓小平反复强调“智力投资”“智力开发”和引进外国智力。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智力”既包括教育和科技，也包括各类人才。邓小平关于智力开发的思想抓住了智库建设的根本，为中国智库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和源泉。
重视科学教育。国外智库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学和教育的发达是智库繁荣的基础，智库是科学教育高度发达的产物，是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决策的平台和通道。邓小平一贯关注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前景。1978年，邓小平就注意到，“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
据此，他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这一马克思主义重要观点，后来更是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重大作用作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1986年10月18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物理学家齐吉基夫妇和美籍华人李政道夫妇，他指出，“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图为1987年7月24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亲切会见清华大学教授、热能工程专家倪维斗。
邓小平强调科学和教育都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关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相结合，邓小平最先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1985年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关于教育面向经济建设的问题，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
邓小平还亲自过问研究机构和高校建设。他对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科学院、社会科学院发展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包括管理体制、专业设置、人员调动等都亲自过问，指示有关部门解决。他亲自过问北大、清华、人民大学等高校的恢复建设，亲自批准建立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等。外国专家用“事必躬亲”来形容邓小平对科研机构和高校建设的关注与关心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关于我国科学研究的布局，1977年10月4日，邓小平提出了关于科学研究有四个方面军的重要战略思想：第一方面军是科学院；第二方面军是大专院校；第三方面军是生产部门的研究机构，这是最大的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是科学普及机构。其中，他特别强调大学要逐步加强科研的比重。1977年7月29日，邓小平指出，“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应纳入国家规划”，“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邓小平关于“四个方面军”的论述实际奠定了当代中国智库的基本格局。
1974年，邓小平、乔冠华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基辛格合影。
重视人才。人才是智库最核心的竞争力资源，没有一流人才，就不可能有一流智库。邓小平认为，人才队伍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
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人才。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科技水平越来越高，对专业化人才数量的要求会越来越多，对专业化人才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
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指出，“专业的科学研究队伍，是科学工作的骨干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的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为我们党制定了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并强调，“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从发现培养专业人才的角度出发，邓小平提出要恢复职称制度。他要求干部人事管理部门根据不同专业设置职称，“在学校里面，应该有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
在科学研究单位，应该有研究员（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这样的职称。在企业单位，应该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总会计师、会计师等职称。
凡是合乎这些标准的人，就应该授予他相应的职称，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来。”邓小平强调要破格提拔使用优秀人才。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强调说：“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一年南开大学准备破格录取一位对信息论有创见的人才，但因年龄超过规定，工厂不同意放行。
邓小平得知此事后做出批示：“选拔和培养人才极为重要”，使该生得以入学。邓小平极力推动人才在全国范围内的流动。1982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宋平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怎样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科技人员分布在国防部门、民用部门、各种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要想法打破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他曾经亲自过问用非所学的北京大学半导体专家黄昆的工作安排问题，使其能够用其所学、发挥专长。邓小平关于人才队伍建设的主张为我国智库人才的发现、使用和流动指明了方向。
强调专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专业化趋势日益明显，专业化逐渐从产业部门或学业领域走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智库就是适应社会专业化趋势而出现的。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的专业化趋势有着清楚的了解。他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外发展专业化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深刻阐述了发展专业化的思想。
一是提倡生产专业化。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每到企业视察，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倡专业化，要求企业搞专业化生产，企业间要发展专业化协作，要提倡“三化”，即通用化、系列化、标准化。二是科学研究专业化。邓小平要求研究机构针对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专业化研究。“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
他要求科学研究工作者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三是管理专业化。邓小平主张，企业、学校、科研机构内部的管理体制要改变旧的党委书记一长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系统和后勤服务系统，用他的话说就是建立“三套马车”。
邓小平提出，科研院所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所长负责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里的关键是所长、校长要有实权。“要配备内行的有事业心的人来抓工作，包括技术人员。
学校一定要有校长，研究所要有所长。”邓小平主张，无论企业、科研院所、学校都要建立责任制。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邓小平独具特色的专业化思想对当代中国智库的管理体制、研究模式、人才选拔机制产生了深刻影响。
2以思想解放构筑智库文化
智库形成发展的过程既是智库实体建设的过程，也是智库文化、智库理念形成发展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在邓小平的倡导推动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先导，一场解放思想的浪潮席卷全国。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当代中国智库文化和智库理念逐步形成。
坚持问题导向。智库研究与纯学术研究的最大区别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智库研究的目的就是用专业方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坚持问题导向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一片凋零，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问题成堆”，中国再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就在人们茫然四顾的时候，邓小平拨云见雾、一语中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围绕现代化建设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强调，“要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邓小平对理论研究的根本要求。他交代研究机构研究的问题都应是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出现或者即将出现的“问题”。
这就把研究机构的研究同高校的纯学术研究区别开来，为研究机构以及后来的智库研究规定了基本原则。邓小平认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就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
注重战略思维。智库的价值在于进行战略谋划，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邓小平一贯注重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他总是站在战略的高度，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邓小平向研究机构和理论工作者提出的任务都是事关中国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的问题。
一是关于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他同专家学者谈得最多的就是现代化建设的长远规划，即“三步走”发展战略，他认为，这是“大局”“战略目标”“雄心壮志”。
二是关于经济体制和各方面体制改革。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多次要求书记处指示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研究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从1984年10月到1985年5月，中央相继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三是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认为，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强调理论创新。智库最注重思想原创，创新是智库最崇高的使命。当今时代，智库已经成为国家思想创新的源泉和主体。邓小平一贯倡导思想创新，他发动思想解放运动就是为了推动创新。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自己就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他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对理论创新的阐述以及他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当代中国智库的理论创新开辟了道路。
邓小平不仅自己创新，他还鼓励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创新。邓小平经常使用的词汇就是“新观念”“新情况”“新问题”“新办法”，他对理论工作者的要求就是“说新话”。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是科学研究太少，应当让科技人员研究，要鼓动他们敢想、敢研究，给他们创造条件，鼓励创新。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创新？”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推动开放交流。智库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发展起来的，智库本身的发展也呈现出国际化趋势。邓小平在开放中认识了智库，也用开放的方法推动智库发展。他率先开展“智库外交”，广泛会见各类智库人士，推动中外智库交流快速发展。一是强调要大胆向西方智库学习。
关于科技教育，1982年1月，邓小平参观上海展览馆，当他看到有两位市少年宫的小朋友演示用高级语言编程、输入、打印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1980年9月8日，邓小平会见查尔斯·斯旺林率领的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董事代表团时，接受了客人赠送的一套特别精装《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客人提出期待中国方面翻译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简编本时，他说：“几乎全世界都知道你们的百科全书在学术领域享有权威性的地位，它对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用的。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将把你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1986年11月，邓小平会见前来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的约翰·范尔霖为团长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团时说：“这次金融市场研讨会，一是要‘剥削’你们，从你们那里学点东西，另一个是让美国金融界充分了解中国，认识中国，认识本世纪的中国，认识二十一世纪前半世纪的中国。”1988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国外智库人士时指出：“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二是积极倡导同国外智库合作。
1980年，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地位后，世界银行派出了一个三十多人的专家团队来中国考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
1982年8月，中国通过世界银行将东欧和其他国家既有理论眼光又有实践经验的著名专家邀请到浙江省莫干山，与中国经济学家一起探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此后，这样的会议又举行了多次。这几次会议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奠定了基础。三是请国外智库为中国培训人才。
1981年，在邓小平与世界银行领导人的推动下，世行制定了专门计划，帮助培训中国经济专家。从1985年到1995年，这项计划培训了将近70名经济学家。此后，选送年轻学者到国外知名智库培训逐渐成为一种制度。
邓小平对中国智库事业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国家需求同智库结合起来，为中国智库发展培育了环境、提供了动力；二是以开发智力的方式为中国智库事业培植了根本；三是通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当代中国智库文化和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邓小平奠定的基础之上，经过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代中国智库事业一步步发展起来。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说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智库事业的奠基人。
作者：温 勇
大连海军舰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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