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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青:以理论创新引领 打造政策分析国家队

时间:2023-03-05 来源:《智库理论与实践》 作者:吕青

编者按: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预测中心”)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智库,联合中国科学院多个院所中从事经济社会预测和分析领域的研究力量,以理论和方法创新为特色,打造出独特的高端智库品牌。《智库理论与实践》围绕智库理论创新与服务决策的关系、智库建设基础条件、智库人才培养模式、智库成果转化及品牌拓展等方面内容,对预测中心汪寿阳主任进行了专访。

问:请简要介绍预测中心成立的背景及开展的智库研究工作情况。

预测中心于 2006 年 1 月正式成立,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数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6个单位共建,挂靠在数学院。此前我们通过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采纳的中国科学院上报的政策研究报告分析发现,高层领导对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资源、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及社会稳定等方面问题较关注且批示较多,而且多是上述几家单位的智库研究成果,这促使中国科学院党组决定把多个院所中从事智库研究的优势力量联合起来成立预测中心,以更好地服务中央和国家科学决策。

预测中心以经济分析与预测为专业特色,同时注重智库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设有农产品预测部、战略资源预测部、宏观经济预测部、国际市场预测部,以及理论与方法研究部。目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经济分析与预测、疫情分析与预测、粮食产量预测与粮食安全、海港与空港预测、旅游预测、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分析与预测、全球金融市场分析与预测、经济政策设计等。预测中心的成立进一步凸显了中科院作为国家高端智库的优势,很多政策研究报告获得高层批示。

预测中心基于原创的方法、模型,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能够落地的系统工程,研发出的监测预测预警与政策仿真系统部署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商务部等政府管理部门,支持决策部门实时科学决策。

问:预测中心设置理论与方法研究部的初衷是什么?在长期服务决策过程中,预测中心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理论方法,理论创新与决策支撑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智库研究需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支撑。面对中央和政府下达的任务,一些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和模型去研究,需要通过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确保开展高质量的政策研究。预测中心背靠基础研究实力非常强的数学院等研究机构,有条件做高水平的理论和方法创新。设置理论与方法研究部参考了美国兰德公司的做法,兰德公司发明了许多管理咨询领域重要的研究方法。

预测中心开展的智库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中央要求中国科学院进行粮食产量预测,陈锡康团队提出了投入占用产出分析这一新的经济分析方法,依托这个新方法提出了综合因素预测法进行全国粮食产量估算,预测报告每年都得到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批示,陈锡康教授也因此获得首届中国科学院杰出科学技术成就奖,投入占用产出分析目前已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理论方法。预测中心首创了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这套理论和方法体系用了十余年时间,运用该方法我们很好地解决了美国减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问题,据此理论我们发展出疫情防控政策指数模型,在新冠疫情全球预测中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预测中心提出了国内增加值核算方法,解决了两国贸易失衡的科学测量的问题,2012 年该方法被世界贸易组织作为测量两个成员国之间贸易失衡的标准方法,开创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新领域……此外,预测中心在模型平均方法、中国宏观经济模型、金融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多个方向都做出了重要的原创性工作,有力支撑了预测研究和政策分析。

理论创新是靠研究现实问题来带动的。如果当年不是中央让中科院做粮食产量预测,我们可能不会提出投入占用产出分析方法,更不会提出基于投入占用产出分析的综合因素粮食预测法。预测中心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为导向,开辟了经济学、管理学学科的一些新方向和新领域,这些新的学科方向对战略决策研究是关键性的、根本性的。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决策层才会关心、才会重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同志曾批示:“ 预测中心以解决现实问题促进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提升能力水平,为国家宏观决策服务,这一研究方向和科学态度值得赞许和发扬。” 这指出了智库理论和方法创新与服务中央和国家科学决策之间的关系。

问:您作为我国经济预测与政策分析的领军人物、国家高端智库建设的开拓者,在长期卓有成效的智库建设实践中,对高质量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有哪些体会?

第一,智库要有优秀的人才。一流人才是高水平智库开展研究工作的基础。预测中心这些年有超过 20 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超过 15位中国科学院高端人才计划入选者、超过 10 位教育部高端人才计划入选者、超过 10 位中组部高端人才计划入选者、8 位国内外院士、3 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创新研究群体项目、1 个NSFC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3 人获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6 人获复旦管理学杰出贡献奖。如果不能培养并聚集一批杰出的专业人才,高端智库建设就成为无本之木。

第二,智库要了解政府的需求。决策需求是智库研究的原动力。预测中心积极推动与政府部门建立经常性的交流与沟通机制,如在我们的建议下,2009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跨部际经济监测与政策协调办公室,预测中心作为技术支撑单位成为该办公室成员,办公室其他成员是各部委,因而我们能及时了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银保监会等最关心的是哪些问题、国家当前亟须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从而能够及时满足政府的决策需求。

第三,要重视定量分析工具的创新。预测中心多年来在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中提出了很多理论方法,创建的经济预测预警模型库在全球名列前茅,这些方法和模型使我们能快速响应并执行党和国家的重大任务,如对货币政策调整、全球次贷危机经济刺激方案等的决策支撑研究等。国内外优秀的智库都不是靠“拍脑袋”来支撑决策的,而依靠理论、方法、模型、工具。有了理论和方法创新,将来不论谁退休或离职都不会影响预测中心的发展。

第四,要有良好的数据条件。预测中心在多年服务政府部门的过程中,为经济决策部门开发了决策支持系统、经济监测预警系统,因此我们有条件采集系统中运行的一手数据资源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预测中心也通过开源数据收集重要信息,并注重与数据库公司合作,如我们是路透集团在东北亚的战略合作伙伴。大量高品质数据为开展智库研究奠定了基本的工作条件。

问:预测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怎样的?

预测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以任务、项目、问题为导向的,有鲜明的“务实”特征。预测中心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统计局等政府部门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政府机构的需求和任务驱动着预测中心开展创新研究工作,同时为预测中心提供了“实事求是”的科研人才培育环境。许多青年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将科研工作与国家重大需求紧密结合,不少学生在预测中心读书期间就获得重要荣誉,不仅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文章,而且主笔的政策研究报告获国家领导人批示。很多学生毕业后到高校即能胜任政策研究工作,有的一毕业就担任985 大学教授。

预测中心建立了复合型研究团队。数学院是除了国科大、中科大以外,中国科学院学科领域最多的研究院所之一,有理学、数学、系统科学、经济学、管理学、工学等学科方向,数学院还有国家数学与交叉科学中心,具有流行病统计学、基因工程等领域的人才。预测中心设有各相关学科领域的博士点、博士后项目,因此有条件培养并建立智库研究所需的知识结构较为齐全的复合型人才团队。

预测中心凝聚了一支有使命担当的队伍。服务决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研究能力转变为决策支持能力的强大动力,例如 2020 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发武汉新冠疫情情况当夜,预测中心就迅速成立课题组,除夕、大年初一加班加点主动开展疫情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的分析与对策研究,及时向党中央提出打赢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战役”建议,提出“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防疫应对策略。预测中心很多任务是来自政府部门紧急约稿,团队经常通宵达旦忘我工作,体现了高度的使命担当和敬业精神。

问:预测中心在智库成果转化和影响力提升方面有哪些经验?

高端智库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在这个过程中,智库成果转化、传播、宣传推广等智库品牌拓展工作至关重要。

首先,通过顺畅的信息报送渠道以支撑决策。中国科学院有很好的向国家决策层报送政务信息的渠道,同时,我们在长期支撑服务党中央、国务院、国家有关部委过程中被视为重要的可依赖的智库,与政府部门建立了紧密联系,建立了通畅的政策报告上报渠道。如新冠疫情爆发当年,我们向中央报送了 130 多份政策研究报告,其中,中办、国办、中财办、中央军委的约稿 36 篇。

第二,通过研发政策分析系统来支持决策。最近,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潘教峰院长提出的智库科学与工程,实际上是我们二十年来一直都在做的。例如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G20 峰会前,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中国发难,提出的问题涉及 16 个指标的测算,最后有13 个指标汇到预测中心,如果没有方法库和数据库平台,在非常紧张的时间内很难完成中央的任务。目前,我们为中央部委研发的政策分析系统正在向服务地方政府和央企延伸。

第三,通过发布和出版平台来服务决策和科学发展。预测中心发布了系列研究报告、预测报告,出版了4套中文丛书和2套英文丛书,拥有包括《计量经济学报》在内的多个很好的中、英文专业学术期刊。预测中心在 Science、Nature 等国际顶刊发表了大量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策研究论文,如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的题为《中国比特币挖矿的碳排放流动和可持续性的政策评估》(Policy assessments for the carbon emission flows and sustainability of Bitcoin blockchain operation in China)一文引发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的深度报道,多位中央领导由此对比特币挖矿问题作出了重要批示。

第四,通过与媒体合作来传播智库思想和成果。舆情与民意是影响经济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我们通过科研服务于舆论宣传,更好地引导民众、熨平突发事件对经济的冲击。例如通过 CCTV 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半月谈》《中国科学报》等媒体对形势进行分析与解读,积极引导预期,帮助提振社会信心,缓解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和冲击。我们与媒体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每年的报告发布都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

第五,通过学术合作与交流来提升智库影响力。预测中心有多个系列会议与论坛,每年组织一系列国内、国际会议;与国内外著名数据库公司建立联合实验室开发智库研究数据资源;与大学合作设立分中心,如在东北财经大学建立了东北分中心;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合作开展智库研究人才培训等。通过多样的学习合作与交流,预测中心品牌得到不断拓展。

问:您作为编委,对《智库理论与实践》期刊发展有哪些建议?

 第一,要加大约稿力度,特别是专题文章和深度文章,增加智库界对本刊的认同感;第二,要使期刊成为智库的交流平台,与智库机构合作开展学术会议活动,宣传期刊并发现优秀稿件;第三,建议设置更醒目的栏目,可以包括特约文章、智库案例、热点问题、智库研究方法等栏目,专栏的设置要注意面向社会、面向政府、面向智库,并适当考虑学科发展。

(作者吕青系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馆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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