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术不再神圣？
胡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社科院软实力研究中心
笔者读中学的时候，正是20世纪80年代，也正是对知识分子最为崇敬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如果有老师提出要到谁家家访，那一定是该同学成绩非常突出，得到了老师的认可，为了进一步促进其进步，老师特别提出到该同学家去见见家长。更为重要的是，尽管那还是短缺经济时代，家长听说老师来家访，一般都知道自己的孩子受到了老师特别的优待，因此，家里再穷也要把老师招待好。一般都会把自己家里养的鸡杀一只，同时会准备一壶酒，家里自己酿的最好，如果自己没有就会向村里其他人家借，实在没有就到镇上去买一瓶酒。那时，感情淳朴，只要是真诚的，有没有这些东西老师都不在意，在意的是该学生的读书进步情况。也正因为如此，家长更加尊重老师。另一件事是，80年代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反映在当时的女青年以嫁到一名教师而感到自豪。在农村和小城镇，教师就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属于当时的知识精英。家里有人当老师，全家人都感到自豪。纺织女工、农村有姿色的女青年等，都成为老师家属的代称。这反映了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尊重，也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知识分子有地位，知识生产也在社会上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认为知识生产是非常神圣的。当时，由于中国的学术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对学术研究还十分陌生，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当时，社会对知识生产的另一部分人即作家那时充满了敬意的。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大学者，是知识生产者。那个时代，作家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和社会的知识精英。所以，社会上的青年都想成为作家、诗人，也就是都想成为被社会所尊重的人。
然而，今天不仅知识分子没有地位了，就是连知识生产即学术研究也不再神圣了。因为，人人都可以为学者，人人都可以做学术研究了，但实际上真的是错误地理解了学术研究。学术研究不再神圣，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其一，技术原因。以前的学术研究技术几乎全是手工的，完全靠手抄。记得笔者的硕士生导师（已经80余岁）在谈到他当年的学术研究时，就知道非常不易，做资料卡篇是他们他已被学者的习惯，如果没有学会做资料卡，就没有机会进入学术之门。为了查找资料，先生经常从华东师范大学一村骑自行车到上海图书馆、档案馆，一泡就是一整天。那时交通不方便，只能骑自行车过去。而且，当时复印技术也没有，看到重要的东西完全靠手抄，手抄也是一整天。笔者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一样，先生装修房子的时候，又一次帮他整理书柜，里面都是资料卡和手抄笔记本。因此，那个时候做学问不只是费脑力，也是费体力的事情，学术研究十分不易。那些年发表一篇论也不容易。一方面期刊非常少，另一方面也的确是整理材料和收集文献非常难，所以很难出成果。今天真的是今非昔比，做学术研究可以不出门而在几分钟之内就获得所需要的资料，因为互联网和数据库非常发达，主要有网络，注册一个图书馆的账号就可以在网络空间里畅行无阻，更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数据库获得你所需要的任何资料和文献。技术一方面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便捷，另一方面也给那些学术钻营分子提供了机会。在网络和计算机文档边际技术的协助之下，一个从来没有任何专业基础的人，都可以非常顺利地方程一篇所谓的学术论文，可以滥竽充数，以假乱真。在这种情形下，因学术研究简单化而导致学术研究不再神圣了。
其二，市场经济不仅冲击着社会，学术研究机构同样没有幸免。学术研究原本应该是书虫们、学究们的事，学术研究实际上是思想者进行思想生产。思想者并非每个人都可以能够成为思想者的，必须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同时还要有一种灵性和“殉道者”的精神。然而，学术研究机构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的渠道，凡是进入学术机构的，客观上就要求成为学术研究着，最后也必然应该成为学者。笔者一直认为，学术研究是少数人的事业，而不是大众的职业。然而，当学术机构成为就业的渠道时，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混进学术机构。也许各位读者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队伍有中国这样如此庞大，教授、研究员也没有中国人数众多。随便拉一个人出来都是教授、研究员。但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与西方大国相比那真的是天壤之别。西方市场经济非常发达，但它们的学术研究不是市场化的，而是研究的产品是市场化的。所谓学术研究不是市场化，就是它们的研究人员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学识地位，但其学术产品是通过市场来检验的，智库产品如果没有政府、企业购买，那么这样的研究者和研究人员就没有市场，就难以在市场上立足，也难以在学术机构立足。中国完全不一样，学术研究是市场化的，研究产品却不是市场化的。因为，中国众多的研究人员都在有意无意地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刺激自己的研究，表面上看，所有的科研奖励是在奖励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通过这种方式在奖励其研究，这种奖励是按照发表的学术论文档次来奖励其研究的，而这些论文的发表往往是带有市场化的，因为发表论文靠人情、靠关系、靠出版免费（这些情况在前几年非常严重，例如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叫版面费，但奖励其论文却远远超过版面费，向付出一点，却得到更多，对作者来说是核算的），近年来版面费不允许了，但人际关系往来仍然是非常严重的。不过，这还是小市场，大市场在项目上。现在社会科学的项目也是数十万，拿到重大项目（一般都在80万），不仅有经费套取，而且还可以因重大项目而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利益。结果，研究者相当一部分人是靠走关系、走人情和获得此类课题。有课题就有奖励，就有荣誉。问题是，研究尚未开始就已经被市场完全渗透了，研究成果有如何呢，不管成果如何，最终都能出版，只要补贴一定的费用给出版社，社会科学的书都能够出版。这可能是中国特有的现象。笔者曾经到美国对此进行过调研，问及此事，即美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著作出版是否需要自己掏钱或者从课题经费中出现补贴给出版社。美国的出版商都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它们的出版商完全看质量来出版，著作的质量高，就不怕没有市场。所以说，西方的研究是不允许市场渗透，但研究成果绝对是由市场来决定的。虽然出版著作补贴一部分钱，但可以用来评职称、评奖。这是绝对核算的买卖。正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在出版所谓的著作，都被视为学术著作，于是都可以成为评职称的东西。这样的成果在社会上能够成就学术研究的神圣感吗？靠这样的著作而获得的教授职称、研究员职称还有学术含量吗？
其三，学术从业人员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也使学术研究没有神圣感。人文社会科学都倡导厚积薄发，特别是特备是在积累的时候出现思想井喷之时在进行论文写作。正是这样，不少前辈学者都不主张年轻学者急于发表论文。例如，陈演恪在清华做导师就严格规定研究生和注脚三年里面不允许发表论文，而专门阅读史料。华东师大的冯契教授在文革结束后最开始带研究生的时候也反对研究生发表论文。目的就是要求研究生要积累，没有积累的论文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所以，无论是陈演恪的学生还是冯契的学生都在学术界有重要地位。然而，今天的研究生就大不一样了，在现行的科研考核体制下，研究生也使初生牛犊不怕虎，打开电脑就开始写论文，而且一旦投稿都想权威期刊投稿。我们在批评科研科和体制的同时，也要教育学生要有自知之明，要对学术研究心存敬畏之感，尤其是对前辈学者也要心存敬畏之感。有硕士生、博士生和年轻科研人员经常问我：“主编，究竟才能发表论文？”我会回答说：“不要问主编怎样发表论文，而要问自己怎样写出论文。”如果一个作者对一下这两个问题回答都是“是”，那么这样的论文就一定能发出去。一是你写这篇论文痛苦过吗？而是写完这篇论文你兴奋过吗？写论文需要做调查、收集技数据、收集文献，因而要跑田野、图书馆、档案馆，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写出来后，如果连自己都不想看第二遍，你就不要指望编辑会看上。写论文就是一个十月怀胎和一朝分娩的过程，有痛苦也有幸福。我建议年轻的作者要永远像撰写第一篇论文那样撰写每一篇论文，就如永远像谈恋爱那样的感觉。如果粗制滥造的论文即便通过各种人情关系发出来，那也是一堆垃圾。
其四，学术研究成果同样也存在着劣币排挤良币的现象。正是由于科研考核机制要求每一个在高校和研究机构中搞得人都要成为学者，而这些人要想成为知名学者就不断地制造论文，不断地复制论文，也不断地做注释性的论文，大量的资源就用在这方面，结果对学术没有任何意义。而由于大量粗制滥造的论文充斥在学术圈中，真正有价值、有创新的论文却被淹没在论文垃圾之中。所以，学术研究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以至于没有办法区别好的论文和论文垃圾了，尤其是那些制造论文垃圾的人占据重要行政岗位的时候，拥有行政权力更是拥有了学术话语权。
其五，社会科学知识是可以普及的，但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是不需要普及的。然而，当今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已经完全混为一谈了，把掌握了一部分社会科学知识的情形也视为掌握了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与社会科学学术成果之间的边界不明晰，社会上就很难弄清楚谁是社会科学知识普记者，谁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者。在自然科学里面我们非常容易弄清楚自然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所以社会上绝对不会把掌握了一部分自然科学知识的人视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也是一样，掌握了一部分社会科学知识的人并不一定是社会科学学术研究者。但问题是，这两种情形已经被完全模糊掉了，让世人感觉社会科学普及者就是社会科学研究者。
2016年1月12日星期二晚于北京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2016年1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