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意义]新发展阶段，如何提升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质量，持续推动决策体系和决策过程的现代化，是智库更好地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方法/过程]本文立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时代背景，分析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位，剖析了当前我国智库建设无法适应时代需求的制约因素，并从明确智库研究属性、提升智库研究能力、增强智库内生动力、凝聚各方智库力量、激发智库创新活力5个维度，提出了推进我国智库建设质量提升的现实路径。[结果/结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坚持创新导向，提升研究能力；健全激励机制，增强内生动力；坚持合作理念，凝聚智库协同力量；优化评价体系，激发智库活力。
关键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新发展阶段 决策咨询
1 引言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时代的产物，是适应新发展阶段需求产生并逐步发展的，在我国改革开放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正在发挥着重要决策咨询作用，成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国家决策引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政机关中的研究部门及高校研究机构建立并逐步扩大规模，形成了早期的智库研究体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1]。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对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做了系统部署。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全面落实重大决策程序制度”，对中国特色智库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3]。自此，更加符合现代智库发展共性规律和中国政治文化特质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进入创新发展阶段。
我国当前智库建设和智库研究，仍存在着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如体制机制不适应、专业化程度不高、对策建议针对性不强、前瞻性研究成果匮乏等问题，既无法有效满足高质量发展对智库研究成果的迫切需求，也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形象不相匹配。根据浙江大学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对全球智库的评价结果，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智库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智库水平整体在全球排名中呈现上升态势，但进入全球百强智库榜单的智库数量仍显不足[4,5]。可以说，我国智库“大而不强”“‘质’和‘量’不均衡”的特征仍十分突出，多数智库在研究实力、创新能力和影响力等方面无法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决策咨询要求，急需采取科学可行和差异化发展的路径推进智库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提升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和国际话语权。
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位
提升中国智库建设水平和研究能力，首先必须明确智库的定位和特征要求。“智库”英文为“thinktank”，直译是“思想库”。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起源于西方国家，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矛盾重重的国内问题，以及满足政府科学决策需求形成的。
2.1 智库的界定
关于智库的界定，中外学者有许多不同的论述。西方学者认为，智库是独立的专业知识机构。美国学者安德鲁·里奇（AndrewRich）[6]认为，智库是独立的、无利益诉求（non-interest-based）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产品是专业知识和思想，它主要依靠这些内容来获取支持并影响政策制定过程。日本学者铃木崇弘（鈴木崇弘）[7]认为，在西方社会中，非政策执行者运用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为保障在准确数据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开展有实效性的政策建言、提案、政策评价和监督等工作，使政策制定过程充满多元性和竞争性，促进市民参与政治，抑制政府垄断的组织。我国学者认为，智库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薛澜等[8]认为，智库是向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政策研究机构，是一种相对稳定且独立运作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王莉丽[9]认为智库的目标客户是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大众，智库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社会舆论。陈振明等[10]认为智库是由各种专家、学者、退休官员及社会贤达组成的跨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决策咨询机构，运用先进的民调和数据分析技术，对社会问题或政策问题做长期跟踪研究，致力于改进政府部门的政策质量，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数据、信息、技术和思想观念服务。周湘智[11]认为智库是由多学科专家学者组成的知识共同体，通过协作研究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透过中外学术界对智库的界定可知，东西方学者对智库概念及功能有一定共识，即智库是国家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一种组织和制度安排，以知识创新与运用对政策问题进行研究的决策咨询机构，服务公共决策是其主要职责和功能。但由于体制背景不同，国内外学者对智库的理解也存在一定差异，西方学者倾向于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和非营利性，而我国学者更侧重于智库的决策咨询职责的履行和功能的发挥。
2.2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职能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属于现代智库，是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囊机构，其主要职能应该是思想与决策之间的知识链接，强调整合与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职能及运营模式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朱旭峰[12]概括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的“制度—模式—行动”理论框架，强调中国智库研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的创新。李刚等[13]引入“嵌入式”治理理论，分析智库在决策咨询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同时深入决策咨询全过程的服务模式，提出以不同形式的嵌入式决策咨询服务，推动智库与政府有效实现决策协同研究。汪桥红等[14]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新型”角度强调我国智库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
耿瑞利等[15]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跨学科和跨机构协同研究，以及对知识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文宏等[16]通过对82份政策的文本内容分析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遵循“目标引导－资源配置－环境开放－合作协同”的发展逻辑，提出要在顶层设计与自主探索中驱动智库发展，在加大资源投入、竞争获取资源及规范资源使用中支撑智库发展，在依托传统官方的基础上塑造新兴市场环境、培育特色智库、在多样态融合、多方互动与多元共生的合作协同中创新智库建设。
不同领域学者都充分肯定了智库在服务党政决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也为推进智库深度嵌入决策咨询体系，提升智库建设质量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智库的发展历程看，一个国家的智库发展离不开其政治和经济土壤。随着智库参与国家治理程度的不断深化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不断完善，国家治理对智库研究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现有文献从智库如何服务当今时代需求角度，探讨智库建设质量、提升创新动力的，还比较少。
2.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定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离不开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特征和社会背景。党的二十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推进高质量发展是主要任务[3]。党政部门的科学决策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向智库建设发出了更为急迫的邀请。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以国家发展、人民群众利益为服务方向，追踪时代需求，明确职能定位。
2.3.1 服务国家宏观战略需求：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 为国家宏观战略的谋划和实施提供智库方案，是履行现代智库职能的根本体现。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之路，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全面嵌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各个环节，为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供智力支持。
第一，研究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价值，夯实发展道路的理论根基和思想基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社会各阶层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这就需要高水平的智库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创新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思想支撑；要深入研究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方案，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凝聚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第二，研究综合国力提升路径，探索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方案。一方面，我国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转变的新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消费需求、投资热点呈现新趋势和新变化，对智库研究提出更多挑战。另一方面，当前阶段既存在着历史遗留的矛盾和问题，又在不断生成新的问题，是新旧矛盾和问题交织、困境与难题增多的阶段，例如，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深化改革、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生态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既是多年来努力解决，但并没有解决好的历史问题，又是新发展阶段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亟需各个类型、各个层级的智库进行客观分析、研判，并拿出科学可行的方案对策。
2.3.2 应对国际复杂局势变化：研究全球发展态势和应对方案 聚焦国际发展环境，为决策者客观分析国际局势演变、提供应对策略，是智库发挥决策咨询功能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都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和新冠疫情的冲击，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以及“脱钩”“退群”行为等盛行，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各类风险不断涌现。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需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供更多全局性和前瞻性研判。
第一，培育合作竞争新优势，把握国际竞争主动权。从国际上看，深入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理性看待暗流涌动的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研究国际力量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分析预测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发展趋势，为增强国际环境适应能力、更好参与国际分工合作提供前瞻性思考。
第二，统筹谋划发展和安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从国家层面看，全面研究国内外各类风险挑战的应对之策，不仅要关注百年变局、逆全球化冲突等外部影响因素，还要关注祖国统一、主权挑战、意识形态安全等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内部安全风险，提供更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战略举措，为党政部门防范和应对突发重大问题提供决策参考，为预警“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提供系统性建议，保障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有机统一。
2.3.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研究民生需求、维护人民利益 坚持为人民服务是衡量党和国家决策过程科学性和民主性的重要标准。“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智库的根本属性，是区别于西方智库的独特之处。把研究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切身社会民生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为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建言献策，是党和人民赋予我国智库的独特使命。
第一，从关注人民利益诉求角度看，智库扮演着第三方角色，是政府和人民之间思想和意见沟通的桥梁。一方面，智库要以学者身份深入基层开展社会调研，倾听人民呼声，了解人民诉求，将客观真实的社情民意反映给各级党政部门；另一方面，智库还能够以参谋身份为党政部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反馈人民期待、服务人民利益出谋划策。
第二，从保障改善民生角度看，智库的参与可以有效提升各级政府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突出问题的效率和质量。面对就业创业、收入分配、医疗教育、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存在的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突出问题，智库能够凭借丰富的调研经验，融入地方党政部门决策过程，提出有效可行的对策建议，切实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智力支持，助力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第三，从维护国家长远发展看，深化改革是破解主要矛盾、保障人民利益的基本路径。我国需要智库深度参与到推动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依托专业背景客观评估当下社会运行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度及关联性，深度剖析制约人才、科技、金融、土地、数据等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畅通经济循环、增强有效激励，拓展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提供智力支持。
3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适应时代需求的制约因素分析
从上述关于我国新型智库的职能定位可以看到，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高质量发展，决策咨询存在巨大需求，我国智库需要具备强大的研究能力、灵活高效的组织模式、贴近决策全程的咨询机制来实现智库功能效用的最大化。但当前智库显然还不能满足这一需求，还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
3.1 智库角色转型力度不够，综合性创新成果较少
智库研究内容属于公共政策范畴，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研究人员熟悉决策过程，具备服务决策的基本素质，同时善于多方沟通协作，为共同推动某个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出谋划策[15]。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智库转型滞后。
第一，参谋型智库专家角色转型迟滞，制约了咨政能力的发挥。各路智库人才囿于不同的智库体制，与现代智库高站位、跨学科、综合型的人才需求标准存在偏差，供给的智库产品与新时代决策咨询需求对接不畅。例如，党政研究部门贴近党政决策层，偏重于领导秘书的角色，解决现实问题能力较强，但研究观点的独立性较差；社会科学院系统受传统学术范式研究影响，研究型角色固化，对中长期的宏观研究有余，但对短期急迫性问题的跟踪意识较弱；高等院校偏重于学术型专家角色的扮演，智库研究的学术理论分析过多，对策建议的实操性有待提升；党校（行政学院）偏重于理论阐释宣讲型专家角色，对大政方针了然于胸，但研究的创新性略显不足。
第二，智库研究创新手段不足，影响了成果的实证效果。例如，党政研究部门、社会科学院及党校（行政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的学科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类居多，信息、技术以及自然科学类人才偏少，导致智库研究中定性研判、经验推理较多，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的定量分析较少。
第三，智库人才评价、培养和储备方式滞后，影响了智库人才可持续性成长。当前大多数智库机构仍以职称评定作为培养人才的指挥棒，偏重于对研究成果学术性的评价，评价方式单一，尚未形成以决策咨询为导向的灵活的岗位聘用机制，同时也缺乏多样化的选人用人机制和人才梯队培养机制。
3.2 各路智库大军合作互动少，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格局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提出[1]，构建党政部门、社会科学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协调发展的局面，目的是形成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目前，各路智库队伍自身实力明显增强，但尚未形成协同发展格局，不同智库专家和智库资源无法分工协作、高效整合，智库成果的转化利用率不高，现代决策产业化需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
第一，从智库机构内部看，研究力量分散，跨学科协同研究不足，与国际知名智库跨学科、全方位的综合集成发展方式还有很大差距。例如，社会科学院系统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专职机构，在社会科学相关领域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不同学科的专家资源丰富，但各学科研究倾向于“单兵作战”，不能完全适应在追踪某个公共政策问题时的协同作战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智库中规模大、质量高的高端智库，总人数达到4,200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3,200人以上，但这些研究人员分属于31个研究所、45个研究中心，平均每个研究所（中心）研究人员仅42人左右[16]，与美国兰德公司单个项目近百人的研究团队相比，实力相差悬殊。
第二，从智库分布地域看，北京是高端智库聚集地，占比超过我国高端智库总量的80%[17]，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中发挥了积极的决策咨询作用。但地方智库力量分散，合作研究较少，凝聚性不强，尚未形成明显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
第三，从智库协同合作方面看，当前各智库隶属于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管理和评价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地方智库管理和考核隶属于地方，绩效评价偏重于为地方发展作出的贡献。然而，国家或区域性的重大决策往往需要多地区、多领域智库联合研究攻关，如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重大战略进程中，需要多地智库联合互动、协同研究，但受限于行政和体制壁垒，智库之间缺乏深度合作的动力和机制。
3.3 智库参与决策的形式单一，尚未形成全链条决策参与机制
政策过程包含议程设置、政策辩论、决策路演、政策阐释、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反馈修正等环节，每个环节都需要智库参加，而且需要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智库参加[18]。但是，我国智库参与决策的方式和机制还不能满足党政决策的全链条需求。
第一，党政决策机构作为需求方，其人才层次已经明显提高，对智库成果质量的要求更高，对智库研究能力提出新挑战。政府、企业等需求主体的领导者、管理者的学历层次明显提升，博士学历占比越来越大，“专家型领导”正在成为主体，对智库研究的高度、深度、专业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智库自身的研究力量不足以支撑越来越高的决策需求。
第二，部分智库管理层对智库服务决策认识的局限性，导致当前决策服务方式主要以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的批示采用为主，过于关注为政策谋划部署前的建言献策，忽略了对决策全过程的跟踪服务，尤其是忽略了政策举措落实落地等关键环节的评价和修订服务。
第三，我国体制内智库占智库机构总量的比重较高，受行政事业单位管理方式和年度考核的约束，在评价智库机构绩效时偏好于承办高层党政交办任务、呈报高层党政领导参阅数量、专家访谈出镜率及媒体宣传等容易量化的指标，忽视了大量无法量化评价，但能有效发挥决策咨询职能的智库工作，如协助或辅助党政部门开展的政策研究、政策落实、政策宣传、政策评估、政策反馈和修正，协助党政部门制定的各类规章制度、专项规划，长期或短期以专家身份参加党政部门的某项重要工作的谋划部署等方面的评价。这种机制迫使智库将研究重心放在服务党政部门工作谋划部署阶段，仅重视党政部门领导批示率的反馈统计，而忽略了政策制定实施的全链条跟踪服务，这也是智库研究浮于表面，缺乏深度融合，尚未释放决策咨询实效性的原因之一。
4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质量提升的现实路径
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承担好时代职责，推进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要进行全方位的理念创新和机制改革，推进高质量新型智库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一流的新型智库。
4.1 以创新为导向，提升智库研究能力
创新是智库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也是其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关键。进入新发展阶段，各路智库应找准定位、加快转型，提升研究水平和服务决策能力。一是党政研究部门应跨出秘书型辅助决策的思维模式。借助贴近党政决策的优势，针对中长期战略性问题和当下急迫性问题的研究需求，联合社会科学院、高校等相关学科、领域的智库专家，形成智库创新团队联合攻关，增强理论厚度和学术深度，增强调研问题的学理支撑能力，从而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社会科学院系统应跳出传统学术研究模式，拓展研究的智库咨询维度。积极与党政决策部门沟通互动，以第三方专家身份联合党政研究部门、高校等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对策建议和政策评估追踪研究。例如，长期关注河北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在借鉴国内外专家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智库研究报告，大多数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并转部门采用，并连续3年在CTTI（中国智库索引）智库评价中获得好评。三是党校行政学院应平衡好学习培训和智库研究的关系。借助党政领导干部培训平台，强化与各级领导干部的沟通交流，洞察决策重点难点，降低研究和需求的错位度，进而联合实践部门管理者共同开展智库研究，增强智库研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四是高校智库应处理好智库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发挥高校学科齐全的优势，增强跨学科研究力度，形成专业特色突出、小而强、专而精同时又具有宏观视野和综合分析能力的高校智库。
4.2 健全激励机制，增强智库内生动力
智库是思想的生产机构，创新性人才是智库生存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也是实现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19]。但是，我国智库单一滞后的人才评价和培养方式制约了高质量人才的培育与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智库需要按照新发展阶段所需的参谋型智库人才标准，重点培养勇于担当时代使命、政策理论功底扎实、具备多学科研究积淀、善于洞察世事的智库人才队伍，形成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高端人才聚集地。一是拓宽纳才渠道，打破职称门槛和专业限制，面向社会招聘急需的应用型人才，吸纳引领跨领域、跨学科的复合型领军人才，引导智库研究始终站在改革发展的前沿、政策导向的前沿和理论创新的前沿，为国家发展谋划前瞻性的智库方案。二是培育壮大智库现有力量，依托新型智库学科发展方向和特色，科学使用智库人才，引导学术型骨干力量加快转型发展，造就一批理论基础扎实、熟悉公共决策的复合型人才，在智库项目攻坚中培养骨干力量；三是引进培养复合型人才，增强现代研究方法的运用技能，提高智库数据调查、统计分析智能化水平。四是健全人才激励约束机制，为智库盘活思想市场、壮大人才队伍提供制度保障。
4.3 强化合作理念，凝聚智库协同力量
新发展阶段，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等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的智库体系中，尤其是在29家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应大力推行开放共进的合作理念。一是强化顶层设计，由决策高层牵头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学术共享和项目共建，壮大智库研究实力，又避免无序竞争，实现智库资源配置的集成创新。二是创建规范化、周期性的学术交流机制，加强与国际高水平智库的交流合作，推动国内智库间交流合作，促进智库要素优化互补。三是搭建公开化、制度性的人才流动平台，强化智库人员的良性互动。采用项目合作方式，例如，以共同承担某一公共政策问题研究项目为契机，邀请不同智库的相关专家共同探讨、集思广益，全程跟踪并不断修订问题的解决方案，达到最佳落地效果。四是鼓励兼职借智方式，借鉴西方智库开放职位吸纳国际学者加入的做法，公开向全球招聘各学科领域知名专家担任兼职人员，借助知名专家的学术能力、人际关系等促进项目研究工作和影响力提升。
4.4 优化评估体系，激发智库创新活力
智库是政治和知识沟通的桥梁。智库发展需要供需双方同时发力，以积极需求推动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刺激需求，从而推动智库研究嵌入决策全过程[20]。党和政府作为智库建设的引导者和主要需求方，应持续强化顶层设计，构建智库需求与供给良性互动、持续优化的发展格局。一是由党和国家智库管理部门牵头搭建不同类型智库的高层对话平台，协商构建智库良性竞争的制度环境，引导不同类型的智库差异化发展。二是完善重大决策咨询论证、意见征集制度，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方案、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要广泛听取包括智库机构在内的政策共同体意见，委托专业智库机构进行科学论证与可行性评估，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决策咨询服务制度，将决策咨询服务纳入党政部门采购范围和支付购买服务目录，加大政府购买智库研究服务的力度。三是强化对重大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估，委托第三方智库机构对各类政策进行执行效果评估，并及时修订相关政策。
从智库角度而言，要坚持以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为目标，完善智库机构内部激励约束机制，激发智库研究活力。一是创新智库团队组织方式，采取矩阵结构配置智库资源，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形成智库牵头、多方参与、集体攻关、灵活高效的创新型团队组织，以满足国家和各地战略研究、跨领域研究项目和领导“菜单式”交办任务需求。二是建立以精品为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坚持学术成果和智库成果并重的评价标准，综合考量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智库研究成果做出客观量化评价。三是构建注重实绩的科研绩效机制，形成以业绩论英雄的科研岗位聘任方式，实行差异化的智力报偿方法措施，在制度上充分体现对知识价值和智力劳动的尊重，让有实绩、想干事的人脱颖而出。
5结语
立足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本文尝试把智库质量提升与当下所处的历史方位紧密结合，在服务时代发展需求的实践中探索提升路径。在新发展阶段，我国智库需要全面把握时代赋予的新机遇、新挑战，加快扭转智库角色定位不清、产业集中度不高、尚未融入决策全链条的现实局面，在服务决策中不断聚焦智库定位，涵养高端人才，提升智库实力，推进我国智库建设提质增效，推动我国智库真正成为党政决策靠得住、用得上的参谋助手和国家软实力的关键力量。
作者：杨君（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张轩（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省情研究所）；王健（华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详见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