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智库数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然而，数量的众多并没有带来相应的质量优势。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2014年主持完成的《全球智库报告》中，前150位里中国智库只占了7个，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3年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自2014年2月起，耗时一年多对国内外智库进行数据搜集，通过筛选、锁定、分析，绘制了一幅“全球智库地图”并率先公布了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美国传统基金会、英国查塔姆社、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
詹姆斯·麦甘主持的《全球智库报告》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绘制的“全球智库地图”，二者在智库的评价指标上各有侧重，获取数据的方式、内容，价值评估的指标、原则等都不尽相同。对我国而言，建立自己的智库评价体系，掌握权威话语权至关重要。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全球智库评价体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应该警惕“他者圈套”。
首先，警惕西方智库评价指标的圈套。西方的智库评价标准就好比一顶“帽子”，好不好看是一回事，合不合适则是另一回事了。詹姆斯·麦甘曾指出中国智库的两个不足，一是自主性不足，二是智库间缺乏平行沟通与合作，导致“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面对西方给中国智库下的评价，我们需要秉持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这两个不足，认真地反思：这样的“帽子”是不是真的适合戴在中国智库的头上？的确，中国智库在自主性和沟通方面暂时比不上西方智库，这与我国特殊的国情有关，但如此就说明“中国智库的研究能力和效率受到抑制”，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片面。难道符合西方评价指标的智库才算是科学的、高效的？先将这些问题想清楚、弄明白，再来考虑到底要不要接受这样的“帽子”，它适不适合中国的风格。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闭关锁国”的过去，而是要做有自主意识的中国智库评价，不再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应该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有选择地接受来自西方的评价，以一种平等的姿态与西方的智库评价指标进行交流。也就是说，西方的智库评价指标可以作为中国智库评价指标建立的参考意见，但绝不可以用作中国智库评价的建设目标。
其次，警惕媒体型智库评价指标的陷阱。媒体与智库的联合无疑是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智库借助媒体的力量，将其研究成果推广至决策者和大众。我们知道，媒体智库相较于传统智库无论是在信息搜集还是决策制定，抑或是影响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媒体更是以自身独特的优势为智库的发展向前推了一大步。信息化、全球化的社会大环境虽然为中国的智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我们在充分利用媒体智库优势的同时也需要警惕其带来的陷阱。传统智库基本停留在了政策圈，而媒体智库则将学术圈、大众圈都纳入其中。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与智库联合所呈现的面貌能否做到合理、公正？国内现有的大众圈到底能否参与到智库建设和评价事业中来？如果没有大众积极参与，或者大众的整体素养并未达到参与媒体讨论的水平，那么这样的媒体智库又该如何保证其质量呢？这些都是媒体智库发展中需要警惕的陷阱，只有理清这些问题，中国智库的评价之路才不至于被媒体牵着鼻子走，也才能充分利用好媒体这一工具，让其为智库所用，而不至于本末倒置。
除了警惕“他者圈套”，中国智库发展及其评价体系的建立还要有“属己体验”。
首先，化无形为有形，做到虚实结合。智库评价作为一种思维产物，很难对其进行合理的界定，组织能力、管理水平、人员素质、决策质量、独立性、影响力等，这些标准都是无形的，存在于思维之中，难以对其进行准确的衡量，所以智库评价显然无法以此为评判标准。那么，涉及具体的评价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评价的无形标准转化为有形的指标，做到无形的标准与有形的操作相结合。实现这一结合，既需要数量的保证，又需要质量的保证。虽然我国的智库数量很多，但是质量上却参差不齐，参考目前国内比较成功的智库机构，借鉴其运行的模式是建立有形评价的重要支撑。资金支持的强弱、组织管理者的层次、操作人员的资质等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都可以作为那些无形评价指标的衡量标准。评价除了可以对智库的建设群体进行量化，还可以从决策的接受主体量化。比如，智库做出决策的关注量、经济效益、幸福指数、获利群体等这些来自结果的反馈都可以作为智库评价有形的标准。其实，中国智库评价标准从无形到有形的确立，也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需要彼此不断地进行补充。
其次，化被动为主动，实现自我发展。实现自我发展，绝不是一个被动等待的过程，尤其是在新媒体的大背景下，中国智库建设更需要主动出击，汲取西方之精华，积极联合大众。由于起步较晚，我国智库目前的发展还是远远落后于西方，西方智库无论是在建立之初的筹备还是运行中的操作模式抑或研究成果的反馈等方面都有着十分成熟的经验。比如兰德公司创办的《兰德评论》既重视线上线下的推广工作，又看到了大众的力量，向大众发放大量材料。显然，就目前情况而言，中国智库可能还无法做到如此程度，而且即使照搬兰德公司的操作模式也未必能够获得同等的回报。这就需要我们以本国国情为出发点，巧妙地借鉴这种成熟的西方模式，在警惕西方陷阱的同时，主动建立自己的运行模式。比如，我们的大众圈虽没有达到为智库建设进言献策的水平，但是他们可以真实地传递出所处的生活现状，表达出他们内心最基本的需求，如此一来，智库建设者便能够倾听来自大众的声音，智库研究成果也才能更符合民心、民情、民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才是属于中国的新型智库。除此之外，还需要主动联合大数据，智库所出的成果需要建立在大量的数据搜集基础上，当今社会，信息至关重要，掌握了信息就拥有了主导权。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绘制的“全球智库地图”以及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智库：上海金融发展报告2015》，这些都是建立在大数据基础上的主动之举。唯有主动，才能紧跟时代、世界的步伐，唯有主动，才能为中国智库出新、出彩贡献力量。
佛教说：“物转心则凡，心转物则圣。”意思是一个人如果有真正的定力，就能够通过灵敏之心将自己见到的外物进行转化，就是“圣”。反之，没有自己的见解，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做，心就会被物转化。中国智库评价警惕“他者圈套”，建立“属己体验”，就是将外物转化，为己所用的过程，以此实现新型智库评价的建构，才能在全球智库评价体系中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6年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