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真正的大国，必须拥有真正的思想。三流的大国，以武力征服世界，二流的大国，以金钱收买世界，一流的大国，是通过思想引领世界。
在现代社会里，思想的产品与一个概念——智库——密切相关。美国之所以被称为超级大国，不只是其雄霸世界的军队，也不只是独步全球的GDP与科技实力，还离不开一批活跃于政经两界、纵横于世界舞台的一流智库：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如果需要，这个名单几乎无限拉长。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智库建设也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甚至列上了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2015年初，中办、国办联合发布了让许多智库研究人员心潮澎湃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2016年又确定了首批25家高端智库名单。中国的智库建设，似乎将迎来新的一轮发展高潮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略显尴尬的是民间智库。国家、社会对智库的空前重视为民间智库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与土壤，但中国特色的环境也让他们颇感迷茫。与民间队相比，“国家队”智库在体制、渠道、资金、人才等方面优势一览无遗。在首批25家高端智库中，绝大部分都是政府直属或依托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智库，所谓的“社会智库”只有2家，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综合开发研究院。事实上，这里的“社会智库”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独立智库还是两码事。
其实，如果从贡献思想的角度看，民间智库有可能比政府智库做出更大的贡献。因为产生思想的前提是独立地位、多元思想与批判精神，而这些更容易在民间而非官方智库中找到生存土壤。官方智库可能有很好的“上达天听”渠道，但受自身体制的束缚，最有可能做的还是出点子、做谋略。或许，这符合“智库”这一中文名称的本义，但如根据“think-tank”这一英文原名的标准衡量，官方智库要产生真正的思想（think）还真不容易。
但思想在民间智库中也不可是自动产生的，它还需要一系列条件的培育。首先是产生思想的人才。在无法为提供相应的地位与经济保障的情况下，目前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智库很难吸引到高端的人才，从而缺少产生思想的“大脑”与“大脑群”。
其次是酝酿思想的机制。思想必须在充分的信息、人员交流中才能够产生，而中国特色政治社会环境下导致的信息供给不充分，对于思想的创造是一个重要束缚。体制的屏障也阻碍了人员的交流，美国智库之所以发达，一个诀窍就在于政府与智库之间的“旋转门”，高端人才能够在产生思想的智库与实践思想的政府之间自由轮换，实现“教”、“学”相长，这对产生能够真正引领世界的思想功不可没。
最后是购买思想的机制。思想最终如果不能进入“市场”，其价值得不到承认，其产生来源最终也会枯竭。当然，这里的“购买”并非交易式的买卖，而是体现为是否被决策者接纳，以及是否得到多元化社会资金的持久注入。这两个方式，看似都没有直接为思想付钱，但事实上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购买”思想的方式。而当前中国的民间智库往往没有这样的“市场”，那些能够从市场赚到钱的智库往往都是出卖低级智力产品（如做企业咨询等），而非扮演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功能。
所幸的是，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民间智库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在由宾州大学刚刚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有一个“全球最佳民营智库排名”50强榜单，6家中国智库上榜。笔者对其中一家即察哈尔学会（第45名）稍有所知，因为其主打领域是公共外交，与笔者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高度接近。自己以前的学生、现在的朋友都曾经或现在仍然为其工作，而许多同行，也被它聘为高级研究员。
但在笔者看来，察哈尔们取得这些成绩的过程是“艰难的”，其中离不开相关的精英人士在政学两界的“长袖善舞”，也渗透着他们在体制内外之间行走的种种谨慎与无奈。可以说，有利于中国民间智库充分发展的土壤远未培植出来，而中国作为一个思想大国的崛起，可能还有待时日。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2016年1月28日)
